“华人商业领袖中，有一些人能巧妙地把国家权力转化成扩大他们企业的工具。华人商业领袖提供管理技巧和资本资金，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政治庇护，有了安全感。

“按爹分配为主体，按运分配为辅，多种分配方式共存”

但我常常这样计算寿命,这是为了使未来有一个稳定感和归宿感.你们这些孩子们缺少这两样宝贵的东西,你们漂浮在空中,现实和未来对你们都是变幻的云朵,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恐惧;你们又太自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你们关心本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关心雅鲁藏布江的开发,长江泥沙每增多千分之一就使你们惊恐万状,月球领土协议的签订又使你们欣喜若狂,还有世界核弹当量,南非分裂后的非洲局势等等.你们操心的事太多,活得太累,

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

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经济思想——它的“精神”。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现代化时代的早期，重商主义无疑是经济的基本理论。19世纪又兴起了自由贸易理论。到了1930年前后，由于全世界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思潮，计划经济和政府调控越来越受欢迎。

#ps 对经济思想一无所知，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进程处处围绕着政府和军队中弃官从商的资本家及少数华裔大亨合作者而发展。这些大亨都有贸易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制造业的方式。他们从政客和军队那里寻求特许经营权，随后又转向外国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请他们提供技术和生产流程。当时的泰国制造商通常没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因为政府在新产业中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对最小投资规模和最小生产能力都作了规定，而这些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时的情况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好的商人在受保护的制造业中垄断了生意，而正在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却得不到政策扶持，因而也就无法发展为上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在与外国供货公司协商过程中，产品的进口商往往变成了当地的装配工。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例，关税保护政策产生了合资制造企业。它们出产尼桑、丰田、三菱、日野、大发、五十铃和本田，但是并不是真正在国内生产（而是进行组装）。进口替代政策产生了很多大公司，但是并没有实现使泰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商这样一个目标。到了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工业就是一系列的依赖于外国合作伙伴的联合大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汽车组装、家电产品、钢铁制品、玻璃、化工和动物饲料，且于不同的时候开办，因为商业大亨对新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末广昭是东南亚经济的日本权威评论家，他指出：“在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家，技术专家和企业主往往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泰国，却没有类似的发展。”

外汇配额、国家贷款、偷税和关税保护就意味着意外横财。

#ps 外汇配额为啥是意外横财？什么是外汇配额

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奔腾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外汇分配给了本地商人。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宾逊发现这个计划“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地商人资产阶级，而是创造出了一群许可证经纪人和政治中间人”[53]。20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政府突然富了起来，也尝试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土著和华人大亨得到了特许证和支持，而中小型的制造商却没有。钢铁、水泥、汽车、化工和化肥厂又以商人阶级为基础进行了构建，后者引进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而他们自己则专注于用巧计做成政治上的买卖。

那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扶植本地的小型制造企业，把他们培养成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相反它只是巩固了殖民时期就存在的贸易精英的地位。

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确切地说是“港口城市型的地区和国家”。自从沦为殖民地，它们就提供了无关税贸易（很少或根本不问对方在做什么买卖），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很少或根本不问这些钱财是从哪来的）。作为比较容易管理的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有着目的相当明确的纯移民）[55]香港和新加坡玩弄着一个简单的经济把戏：他们从内地经济相对的低效能中套利。换句话说，生意主动找上门来，是因为他们干得比邻国好，主要是服务业。

作为储存资本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金融服务的发展，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商业特权从周边国家获利的外族大亨一直设法把资金放在境外，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这当然很有道理。逃税的可能性和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的调拨定价导致大量资金需要境外避难所。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保密业务，它们愿意给外国有股东代表的空壳公司提供银行账户，香港对私人公司设立公款账户不作要求，这些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完美且容易获得的庇护。

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银行服务业一起发展的还有房地产、购物和娱乐业。一直以来，外地客户促进了这里的高档住房市场——现在香港的主要客户是内地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客户一直是印尼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香港或新加坡一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

在中国县域经济中，有四大模式广为流传：苏南模式、顺德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

0 引言：你为什么逃不开政治

0.1 大师们的偏见
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治是名分）
马基雅维利：政治是权力的争夺
洛克：政治是平等自由的人们一起处理公共事务
施密特：政治是敌友划分
伊斯顿：政治是稀缺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每个人都对政治有自己的偏见”，大宗师因为对其偏见的深刻而留下了定义，营造了属于他们的世界观

0.2 政治即江湖
“江湖险恶”：“每个人实际上都处于和别人的紧张和斗争当中”
> 霍布斯：人和人如果处于自然状态，那就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每个其他人很可能都是自己潜在的敌人

0.3 退得出？逃得掉？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
人有太多的关系，在许多系统里生存，上下自然存在，孔子所说上下相安，逃不掉
伊斯顿讲分蛋糕的游戏，只要和别人有关系，都存在着划分胜利果实的事情，稀缺资源也同样需要分配
你我之间的意见冲突，到底谁来裁判

0.4 政治学与厚黑学，政治学是黑魔法防御术
政治学：着眼人和人如何好好的在一起，当然也要防住人与人互相伤害
厚黑学的人性基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而人和人必须在一起，没有孤家寡人可以独活：”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和全世界为敌的人，难道不是一个作死的人吗“

”每个大宗师都在用他的偏见来告诉你：政治学的正道是什么，恰恰是因为他独特的角度观察到了这个世界这个秩序这个人的共同体，遭受了什么样的冲击和破坏，所以他要重新架构出一个好的秩序来帮我们安身其内“，而这样的世界都以他的人性论作为基础。


1.程树德 《论语集释 》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论李维》
3.霍布斯《利维坦》
4.洛克《政府论》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6.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7.伊斯顿《政治体系一一政治学状况研究》

……说真的：这大自然有什么权利把我生到这世界上来，它这样做基于自己的哪些永恒法则？我生而有知，也意识到这个大自然：它有什么权利未经我的允许就把我生成一个有意识的人呢？既然我有意识，因此也就有痛苦，但是我不想痛苦——因为我凭什么要同意接受这痛苦呢？大自然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宣告，存在着某种总的和谐。于是人的意识便从这一宣告中造出了若干宗教。大自然告诉我，虽然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也永远不会参与到这总的和谐中去，而且也根本不可能了解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仍旧必须服从这一宣告，必须逆来顺受，为了总的和谐而接受这痛苦，同意活下去。但是如果让我自觉选择，那么，不用说，我宁愿仅仅在我存在的那一瞬间是幸福的，至于这整体及其和谐云云，在我消灭以后，与我毫不相干——在我去世之后，这整体及其和谐是否仍旧存在于这世上，还是与我一起立刻同时消灭，在我都一样。再说，我凭什么要操心在我去世之后它是否还依旧存留——这倒是个问题？还不如我生来就像所有的动物那样，也就是尽管活着，但是却不能理性地意识到自己那样，我的意识恰恰不是和谐，而是相反，是不和谐，因为有意识的我不幸福。诸位不妨看看，谁在世上幸福？什么人同意继续活下去？恰恰是那些形同畜生，就他们不发达的意识而言，更接近于动物类型的人。他们很乐意活下去，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像动物一样，即吃喝睡觉，安家立业，生儿育女。至于要像人一样吃喝睡觉，那就必须发财，必须掠夺，至于要成家立业，那就必须主要靠掠夺。有人会反驳我说，似乎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可以在有科学根据的、正确的社会原则上成家立业嘛，何必靠此前出现过的掠夺呢？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倒要请问：因为什么？为什么要成家立业，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力气来正确地、理性地、合乎道德和循规蹈矩地在人类社会中成家立业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任何人也不能给予我下正确的回答。他们能够回答我的无非是：‘为了享受’。是的，如果我是一朵花或是一头母牛，我倒能得到享受。但是，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我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即使我处在爱他人和人类对我的爱这种最高级和最自然的幸福中，我也不可能幸福，因为我知道明天这一切就会统统消失。而我，这整个幸福，这整个爱，以及整个人类——将统统化为乌有，化为过去的一片混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任何幸福——倒不是因为我不愿接受它，也不是因为我因原则而产生的某种固执，而不过是因为明天我就可能变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幸福，也不可能幸福。这是一种感情，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而我却战胜不了它。好吧，就算我死了吧，可是只要人类能代替我而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也许，我毕竟还能得到某种慰藉。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星球不是永恒的，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有期限的——同我一样，一刹那而已。因此不管人类在地球上安排得如何合乎理性，如何快乐，如何公正和神圣——这一切，到明天，都将成为那同一个零字。虽然，根据大自然的某种万能的、永恒的和僵死的原则，不知为什么，这结果却似乎是必需的，但是请相信，蕴含于这一想法中的，却是对人类的某种极大的不敬，是对我深深的侮辱，更因为这事无法归罪于任何人，因而令人更加无法忍受。
最后，如果，甚至假设，这个关于人在地球上终究会在合乎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安置下来的神话，是可能的，并且相信这一神话，相信人们的幸福终将到来，但是，一想到大自然根据它的某种因循守旧的法则，在使人达到这一幸福之前，却必需千千万万年地先把人折磨个够，一想到这点，就使人无比愤慨不能容忍。现在，再来说那个终于使人达到幸福的大自然，不知为什么，明天必须把这一切都化为零，尽管人类为了达到这幸福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而且，主要的是，凡此种种，它对我和我的意识还毫不隐瞒。可是它却向母牛隐瞒，不让它知道，这就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个非常滑稽可笑、但又令人不能容忍的可悲的想法：‘如果我来做一次大胆而又无礼的实验，把人插进泥——目的只是为了看看这类生物是不是适合在泥土中生长，那又会怎样呢？’主要是，这想法的可悲之处在于这里仍旧没有可以指责的人，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试验，也无人可以诅咒，而这一切无非是根据我完全不能理解的大自然僵死的法则产生的，而我的意识无论如何没法同意这些法则。因此：
因为我就幸福所提的问题，我通过我的意识从大自然那儿得到的回答仅仅是，我只有在总的和谐中才能得到幸福，舍此，别无他法，对于我来说，这显而易见：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总的和谐——
因为大自然不仅不承认我有要它说明的权利，甚至对我的问题根本不予理睬——倒不是因为它不想回答，而是因为它回答不了——
因为我深信，大自然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肯定会将我自己指定给我（无意识地） ，并通过我的意识来回答我（因为我自己就一直在对我自己说这一切）——
因为，最后，既然是这样，我就同时担任了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既是受审人又是法官的角色，因此我认为这出喜剧就大自然方面而言是完全愚蠢的，而忍受这样一出喜剧，就我而言，我认为甚至是屈辱的——
因此，我作为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既是法官又是受审人的这一无可置疑的角色，我判决这个无礼而又无耻地把我生出来受苦受难的大自然——与我一起同归于尽……可是，因为我无法消灭这个大自然，因此我只能消灭我自己一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忍受这种暴虐太苦恼了，而在这种暴虐中，居然并无可以归罪的人。

《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

殖民政权把东南亚构建成了一个原材料的提供者和成品的购买者。进口替代工业化短期内在该地区产生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它太容易被靠买卖起家的大亨阶级操纵。对与政府有很好的政治关系的大亨来说，一切工业发展计划都是套利机会。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是这样的：大亨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生产步骤（只是配套元件组装，而且大部分元件都是进口的），然后依靠关税壁垒出售在国际上卖不出去的商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丰厚的利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造业基地。

虽然各个项目、各个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滥用程度不尽相同，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据产品出口的模式发展经济，比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快、更持久。

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不断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逐步建立国际品牌。然而在东南亚，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相反，只创造了受制于外国合伙商和供货商的装配企业。而出口型工业同样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