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伏那洛拉之死正好是马基雅维里从政生涯的开始。1498年5月28日，萨伏那洛拉被处决四天以后，八十人会议提名尼科洛担任第二秘书团的秘书，处理与佛罗伦萨的殖民地和外交有关的事宜。这一提名于6月19日获得了大参议会的批准。尼科洛从黑暗中出场。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八十人会议和大参议会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一个无名小卒担此重任一-这人既无政治经验，也不是公证人或法学博士，并且尚未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文学才华，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个谜。当然肯定有一个因素是，这两个会议和执政团里的成员多数都是萨伏那洛拉的对手我们从马基雅维里在1498年3月9日佛萨座的大使里恰尔多·贝基的信中得知，他并不是那个托钵僧的支持者。
应贝基的要求，年轻的尼科洛于3月1日、2日前往圣马可修道院聆听萨伏那洛拉布道，他非常准确地汇报了他所听到的一切。不难想像，萨伏那洛拉预言许多可怕的灾难将降临在他的敌人头上，这并没有让尼科洛不寒而栗，而是让他发笑。他在给贝基的信中写道，这个托钵僧的观点对“那些不仔细地检讨它们的人”亦即没有冷静地分析它们的人来说“非常有力”。他在信末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明他对萨伏那洛拉是如何地不看重:“在我看来，他在不同时候行为不同，并相应地掩饰他的谎言。”善于趋时而动的萨伏那洛拉为了让自己的谎言被人相信，竟以这种方式撒谎。
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行政官员。然而他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首长，懂得如何把下属变成朋友，以及如何把第二秘书团变成一个“帮派”，纵然互相倾轧和钩心斗角之事在所难免。这些能力从他下属的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这两个公使回到佛罗伦萨对执政团解释说，在里昂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权力感所蒙蔽。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直接利益，只尊重武装起来的人或者乐意给他们钱财的人。由于佛罗伦萨不愿意付钱给法国，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根本就不理我们，而且坚持完全把比萨之败的责任归咎于我们。
他在多方面耗尽了力量，他也在多方面有巨大的收获。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君主附近，马基雅维里弄明白了真正的宫廷是如何运转的。第一样变得清楚的事情是，要想在宫廷里做成任何事情，你需要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这类朋友可以通过金钱来结交。意大利诸国的外交代表都想通过选择保护人来赢取国王的友谊。佛罗伦萨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他在8月26日写信给执政团说，因为光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权利要求是不够的。
尼科洛并不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情人，更不是他生命中的惟一至爱，但她是他的妻子，他的伴侣，她根本不会惟命是从和百依百顺。她表达她的看法发号施令，而且不会被她要赖的丈夫为了摆脱困境而强加给她的笑话和爱抚所吸引和安抚。我们只能以有限的想像力设想这对夫妇吵架时的情景:玛丽埃塔双手叉着腰，尼科洛眼神低垂，低声下气地作辩解。
马基雅维里接着说，我曾经听说，“历史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尤其是君主们的行动指南。人们总是受同样一些激情的驱使。如果某事在古代是真的，那么它今天也会是真的。
这些问题的谜底在于，切萨雷·博尔贾在政治上已经完蛋，而且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他想重返政治生活。但是人在临近毁灭的时候，思路开始不清晰，决心开始动摇，就会作出只会加速其毁灭的孤注一掷的决定。瓦伦蒂诺公爵在这个规律面前也不例外。
然而，早在收到这些新的命令之前，马基雅维里就已经在研究威尼斯人对教皇的策略了。他在11月20日的信中向十人委员会解释说，教廷里正在进行着欺蒙和劝诱的诡秘游戏，威尼斯人的处境将极大地受教皇性格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个秋季，他已看到情绪和心情在政治中关系极大，跟那门以语言和礼仪操纵它们的艺术一样重要，
这支国民军能以两种方式危害佛罗伦萨城:要么是发生兵变，加人外国的军队，要么是成为某个强势公民或官员的工具。第一种危险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士兵们分散在乡村，不可能把他们自己的倡议集中起来。第二种危险可以通过将士兵们置于不同的公共机关之下而加以避免一个机关负责管理和训练，一个机关负责战时的指挥，还有一个机关负责赏罚。
当他写到这支国民军时，他的文笔变得庄严而富有感染力:你们会看到，让你们的公民自由选择入伍与让你们的公民因堕落而被迫从军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当前，那些道德败坏、在妓院里长大的青年为了摆脱父母的权威而去当兵。明天，国民军中的士兵将是一些从“正派的学校和优良的教育”中脱颖而出的子弟，他们能够“为自已和祖国”争光
历史学家凭借事后聪明之便发现马基雅维里的国民军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他没有说清楚如何武装和组织各支连队，集合在一起的步兵人数不得超过三百人，因此无法进行方队训练，因为方队训练需要更多的人，连队指挥官更换过于频繁，使他们无法做到与士兵们精诚团结、生死与共。
所有这些不足都是因为佛罗伦萨人不信任他们所招募的士兵。共和国贪得无厌地向乡村居民索取钱财，却既不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也不保护他们免遭地方恶霸的欺凌或敌军的掠夺。一句话，佛罗伦萨是不义的，马基雅维里在一篇关于常规军的文章中如是写道。如果佛罗伦萨想拥有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国民军，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马基雅维里明了这点，但他自己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了无数具有重要意义的瞬间、心境、思想梦想一一这一切都消逝于黑暗无底的时间深渊。我们除了试图通过留存下来的信件、著作、文件和回忆去发现某个我们希望不被遗忘之人的生活的某些片段之外，无能为力。非常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是，显露出来的东西总带有不够完美的情节和有欠清晰的韵律和节奏。而就算是从时间的魔爪中夺出了一个短暂的瞬间，也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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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想像力--以及他们的行动一-是否符合时代和形势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可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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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书摘与政治不正确玩梗
答案是: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想像力--以及他们的行动一-是否符合时代和形势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可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问题在于，时代和形势在改变，而人们却常常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人会一时走运，一时倒霉。如果人们能够懂得其时代和形势的性质，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么明智之人就能支配自己的星宿和命运。但人们总是缺乏远见，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或行为，因此运道的逆转始终发生。“命运女神反复无常，支配着人们，将人们置于她的束缚之下。”这跟两年前马基雅维里致占星术士巴尔托洛梅奥·韦斯普奇的信的内容恰好相反。
这一抵制出自贵族对索德里尼的政治仇恨。其理由却尤其傲慢:人们就是喜欢来自那些曾经一直操控着佛罗伦萨政治生活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家族的“出身名门”的青年。马基雅维里早已充分地证明了他对共和国最大利益的彻底忠诚，这根本就不重要，他已经显示了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技巧和理解力，这根本就不重要，他不是“出身名门”，因此就得靠边站。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侮慢、更无礼的心态。
令马基雅维里感到震撼的是德国出色的军事组织方式及其各邦和自由市的富有。严格地说，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邦和自由市之所以富有，其原因是那里的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他写道，德国人“像叫花子一样生活”，他们不造房屋，不花钱买外衣，他们的食品库常常空着，只要有面包、肉和“一个火炉驱寒”，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他们花在衣服上的钱充其量不过“每十年两个弗洛林”，这些人并不为他们所缺少的物品而感到烦恼，只为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感到烦恼，而“他们的需要比起我们的要低得多”。所有这些因素都防止了邦国钱财的流失，而钱财都堆积到他们的国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