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令人又爱又恨——爱它的美丽和高雅，恨它缺乏政治智慧以及它的太多公民身上的可鄙的自私自利。马基雅维里也带有这些矛盾的心情，它们在他的一生中挥之不去，支配了他的思想和行动
为了让自已随心所欲，他随时乐意触犯法律和违反道德。对于批评他寡廉鲜耻和指责他“爱自已甚于爱祖国，爱身前甚于爱身后”的人们，他会答复说，“国家不是靠念主祷文 (瑰经)就可以控制得了的。”也就是说，人若是想维持和扩大政治权力，就不能总是遵守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若有人对他说，他的行径是在祸害佛罗伦萨，他会答复说，“与其失去一座城市，宁可去祸害它。”在他眼中，美第奇家族的利益比全市居民的幸福更重要。尽管如此，当彼时已是大富大贵的科西莫于146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时，佛罗伦萨的全体公民是把他作为佛罗伦萨的伟人来追悼的，他被隆重地追溢为“国父”
多年以后，当他写到帕齐家族的阴谋时，尤其是当他写到失败一方企图煽动民众叛乱时，他评论说，如果统治者有权有势而且慷慨大方，就像美第奇家族那样，那么平民对以自由的名义而作出的呼吁是充耳不闻的，尤其是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关于雅各布·德·帕齐的可怕命运，他指出，即便是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人，也可能因为轻率、过度的野心或者仅仅是一点对财富的残酷幻想而遭到一种悲惨的命运
多年以后，他把萨伏那洛拉形容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先知”，又说，跟一切手无寸铁的先知一样，他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他只能依靠言辞的力量来维持信徒的团结和保证他们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抛弃他。
许多最杰出的佛罗伦萨人都是这个托钵僧的狂热崇拜者。然而他的一切预言能力、雄辩和高尚品德都不足以保护他免遭道德堕落之人的仇恨，尤其是完全腐化了的教廷的仇恨。
萨伏那洛拉之死正好是马基雅维里从政生涯的开始。1498年5月28日，萨伏那洛拉被处决四天以后，八十人会议提名尼科洛担任第二秘书团的秘书，处理与佛罗伦萨的殖民地和外交有关的事宜。这一提名于6月19日获得了大参议会的批准。尼科洛从黑暗中出场。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八十人会议和大参议会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一个无名小卒担此重任一-这人既无政治经验，也不是公证人或法学博士，并且尚未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文学才华，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个谜。当然肯定有一个因素是，这两个会议和执政团里的成员多数都是萨伏那洛拉的对手我们从马基雅维里在1498年3月9日佛萨座的大使里恰尔多·贝基的信中得知，他并不是那个托钵僧的支持者。
应贝基的要求，年轻的尼科洛于3月1日、2日前往圣马可修道院聆听萨伏那洛拉布道，他非常准确地汇报了他所听到的一切。不难想像，萨伏那洛拉预言许多可怕的灾难将降临在他的敌人头上，这并没有让尼科洛不寒而栗，而是让他发笑。他在给贝基的信中写道，这个托钵僧的观点对“那些不仔细地检讨它们的人”亦即没有冷静地分析它们的人来说“非常有力”。他在信末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明他对萨伏那洛拉是如何地不看重:“在我看来，他在不同时候行为不同，并相应地掩饰他的谎言。”善于趋时而动的萨伏那洛拉为了让自己的谎言被人相信，竟以这种方式撒谎。
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行政官员。然而他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首长，懂得如何把下属变成朋友，以及如何把第二秘书团变成一个“帮派”，纵然互相倾轧和钩心斗角之事在所难免。这些能力从他下属的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这两个公使回到佛罗伦萨对执政团解释说，在里昂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权力感所蒙蔽。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直接利益，只尊重武装起来的人或者乐意给他们钱财的人。由于佛罗伦萨不愿意付钱给法国，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根本就不理我们，而且坚持完全把比萨之败的责任归咎于我们。
他在多方面耗尽了力量，他也在多方面有巨大的收获。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君主附近，马基雅维里弄明白了真正的宫廷是如何运转的。第一样变得清楚的事情是，要想在宫廷里做成任何事情，你需要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这类朋友可以通过金钱来结交。意大利诸国的外交代表都想通过选择保护人来赢取国王的友谊。佛罗伦萨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他在8月26日写信给执政团说，因为光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权利要求是不够的。
尼科洛并不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情人，更不是他生命中的惟一至爱，但她是他的妻子，他的伴侣，她根本不会惟命是从和百依百顺。她表达她的看法发号施令，而且不会被她要赖的丈夫为了摆脱困境而强加给她的笑话和爱抚所吸引和安抚。我们只能以有限的想像力设想这对夫妇吵架时的情景:玛丽埃塔双手叉着腰，尼科洛眼神低垂，低声下气地作辩解。
马基雅维里接着说，我曾经听说，“历史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尤其是君主们的行动指南。人们总是受同样一些激情的驱使。如果某事在古代是真的，那么它今天也会是真的。
这些问题的谜底在于，切萨雷·博尔贾在政治上已经完蛋，而且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他想重返政治生活。但是人在临近毁灭的时候，思路开始不清晰，决心开始动摇，就会作出只会加速其毁灭的孤注一掷的决定。瓦伦蒂诺公爵在这个规律面前也不例外。
然而，早在收到这些新的命令之前，马基雅维里就已经在研究威尼斯人对教皇的策略了。他在11月20日的信中向十人委员会解释说，教廷里正在进行着欺蒙和劝诱的诡秘游戏，威尼斯人的处境将极大地受教皇性格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个秋季，他已看到情绪和心情在政治中关系极大，跟那门以语言和礼仪操纵它们的艺术一样重要，
这支国民军能以两种方式危害佛罗伦萨城:要么是发生兵变，加人外国的军队，要么是成为某个强势公民或官员的工具。第一种危险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士兵们分散在乡村，不可能把他们自己的倡议集中起来。第二种危险可以通过将士兵们置于不同的公共机关之下而加以避免一个机关负责管理和训练，一个机关负责战时的指挥，还有一个机关负责赏罚。
当他写到这支国民军时，他的文笔变得庄严而富有感染力:你们会看到，让你们的公民自由选择入伍与让你们的公民因堕落而被迫从军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当前，那些道德败坏、在妓院里长大的青年为了摆脱父母的权威而去当兵。明天，国民军中的士兵将是一些从“正派的学校和优良的教育”中脱颖而出的子弟，他们能够“为自已和祖国”争光
历史学家凭借事后聪明之便发现马基雅维里的国民军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他没有说清楚如何武装和组织各支连队，集合在一起的步兵人数不得超过三百人，因此无法进行方队训练，因为方队训练需要更多的人，连队指挥官更换过于频繁，使他们无法做到与士兵们精诚团结、生死与共。
所有这些不足都是因为佛罗伦萨人不信任他们所招募的士兵。共和国贪得无厌地向乡村居民索取钱财，却既不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也不保护他们免遭地方恶霸的欺凌或敌军的掠夺。一句话，佛罗伦萨是不义的，马基雅维里在一篇关于常规军的文章中如是写道。如果佛罗伦萨想拥有一支可靠而强大的国民军，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马基雅维里明了这点，但他自己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了无数具有重要意义的瞬间、心境、思想梦想一一这一切都消逝于黑暗无底的时间深渊。我们除了试图通过留存下来的信件、著作、文件和回忆去发现某个我们希望不被遗忘之人的生活的某些片段之外，无能为力。非常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是，显露出来的东西总带有不够完美的情节和有欠清晰的韵律和节奏。而就算是从时间的魔爪中夺出了一个短暂的瞬间，也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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