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via LDLD 果冻

他们努力争取获得征税权，因为这是他们赚大钱最简单的方法。19世纪中叶，华人包税商赚得了最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比授予他们征税权的政府更了解垄断的价值。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大，消息更加灵通，操纵投标、推迟付款等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除此之外，教父还为这些外来移民提供他们在这个新国家的唯一的政治身份；他代表社区的利益与最高政治当局沟通。

在东南亚，人们几乎没有兴趣投资制造业。殖民者更喜欢出售他们本国制造的商品，而当地的企业家根本没有兴趣与进口货物竞争，因为这些进口货物要么是免税的，要么是低税率的。相反，越来越高的原料价格使得种植业、采矿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如船舶运输）变得有吸引力。华人以及其他亚洲企业家重视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而是因为制造业更具风险且困难重重。

在这个过程中，大亨仅仅是旅伴，只为一个他们无法参与制定规则的游戏提供方便而已。作为个人，他们盈利丰厚，但是作为整体，他们的收入与那些欧洲的大公司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很多商业领域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这使那些大亨在20世纪初也感到了压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优势一直就是组织那些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

当商业银行家需要临时流动资金时，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他们也就无法获得借款。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都采用联合汇率制，向外贷款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联合汇率制就是把本国货币基础直接与外汇供应挂钩，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汇减少了，那么本国的货币供应也会下降。由于东南亚国家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而商品的价格动荡不定，因此其货币供应也变化不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马来亚的货币供应减少了一半，主要是因为橡胶价格的下降。这种波动的后果是，当地的银行必须保持约一半的存款投向易于转成现金的项目，而不是向外贷款。国际银行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华资银行很谨慎，但大部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商品危机中垮掉了。

陈嘉庚以种植业发家。但不像其他最终成为原材料供应商的同行，他决定把自己种的橡胶做成产品。陈嘉庚有自己的工厂，制造轮胎、橡胶鞋和玩具，并且开展零售业务出售自己的产品。他决心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和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一争高低，然而，这却导致了他的主要企业在经济萧条中破产。他敢于尝试去反抗这种制度，但却以失败告终。

“华人商业领袖中，有一些人能巧妙地把国家权力转化成扩大他们企业的工具。华人商业领袖提供管理技巧和资本资金，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政治庇护，有了安全感。

“按爹分配为主体，按运分配为辅，多种分配方式共存”

但我常常这样计算寿命,这是为了使未来有一个稳定感和归宿感.你们这些孩子们缺少这两样宝贵的东西,你们漂浮在空中,现实和未来对你们都是变幻的云朵,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恐惧;你们又太自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你们关心本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关心雅鲁藏布江的开发,长江泥沙每增多千分之一就使你们惊恐万状,月球领土协议的签订又使你们欣喜若狂,还有世界核弹当量,南非分裂后的非洲局势等等.你们操心的事太多,活得太累,

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

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经济思想——它的“精神”。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现代化时代的早期，重商主义无疑是经济的基本理论。19世纪又兴起了自由贸易理论。到了1930年前后，由于全世界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思潮，计划经济和政府调控越来越受欢迎。

#ps 对经济思想一无所知，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进程处处围绕着政府和军队中弃官从商的资本家及少数华裔大亨合作者而发展。这些大亨都有贸易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制造业的方式。他们从政客和军队那里寻求特许经营权，随后又转向外国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请他们提供技术和生产流程。当时的泰国制造商通常没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因为政府在新产业中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对最小投资规模和最小生产能力都作了规定，而这些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时的情况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好的商人在受保护的制造业中垄断了生意，而正在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却得不到政策扶持，因而也就无法发展为上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在与外国供货公司协商过程中，产品的进口商往往变成了当地的装配工。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例，关税保护政策产生了合资制造企业。它们出产尼桑、丰田、三菱、日野、大发、五十铃和本田，但是并不是真正在国内生产（而是进行组装）。进口替代政策产生了很多大公司，但是并没有实现使泰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商这样一个目标。到了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工业就是一系列的依赖于外国合作伙伴的联合大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汽车组装、家电产品、钢铁制品、玻璃、化工和动物饲料，且于不同的时候开办，因为商业大亨对新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末广昭是东南亚经济的日本权威评论家，他指出：“在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家，技术专家和企业主往往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泰国，却没有类似的发展。”

外汇配额、国家贷款、偷税和关税保护就意味着意外横财。

#ps 外汇配额为啥是意外横财？什么是外汇配额

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奔腾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外汇分配给了本地商人。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宾逊发现这个计划“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地商人资产阶级，而是创造出了一群许可证经纪人和政治中间人”[53]。20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政府突然富了起来，也尝试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土著和华人大亨得到了特许证和支持，而中小型的制造商却没有。钢铁、水泥、汽车、化工和化肥厂又以商人阶级为基础进行了构建，后者引进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而他们自己则专注于用巧计做成政治上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