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如果上帝不打算给予，大地将不会给予”（If God does
not bring it,the earth will not give it）是典型的俄国谚语，其中包含的宿命论和厌世心态是俄国农奴制的产物。

在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劳动者无法感知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一些谚语则体现了中国人的信条：“刻苦努力”“未雨绸缪”“自力更生”“助人者，人恒助之”。

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髓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异类
看完了

from Satori Margatroid

老牌企业，老派资本讲究忠诚与感恩。我带你，你听我的，你好好学，赚钱啥的就先别想了，无条件奉献十来年，等你到我这岁数再提赚钱。而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概念就是赚钱的一种手段。啥行业赚钱干啥行业，啥企业福利待遇好就跳槽到哪个企业。所谓感恩就是拿出与工资相匹配的产出。

作者：北海皆非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35015620/answer/332733533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发现和批评荒谬，而在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

本书各章涉及的事例大小不一，或为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或为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历程，或为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或为基层政府的一类现象或行为如共谋现象或向下攫取行为，但我的宗旨意图一以贯之，即从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寻找把握国家治理逻辑的线索。

对扑朔迷离的场景、事件和众多头绪，常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叹。有时想象自己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拔地而起，超越一时一事一地之囿，俯瞰把握这些林林总总现象之间的总体关联和来龙去脉。虽然知其不可为，但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可以借助理论、比较和历史的视角拔地而起，跳出“身在此山中”的困境。理论的逻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来审视所观所闻，引导学人“独旁搜而远绍”；比较的角度启发我们关注制度设置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角色位置，明了它们在中国大地上的特色，进而识别其内在机制；历史的角度帮助我们解读研究现象的来龙去脉，从纵向上提供了制度延续与演变的线索。

我一直以来秉承一个见微知著的想法，可惜自己太笨拙了，根本做不到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当代中国六十余年的政治历程中，就会发现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与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理性官僚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具体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探讨其原因。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在这些纷杂不一的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中国国家运行和中国大历史演变的深层密码？这些密码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文明的绵延进程和未来走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

一个国家的运行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方式、应对危机的抉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设施之上的。这些稳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诱导了相应的微观行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家治理的轨迹、抉择和后果。

社会学家蒂利在谈及政治过程背后的动态机制时有如此描述：这些机制过程“是一些重复再现的动因，它们在不同的情形和次序排列组合中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相去甚远但又有迹可查的结果”（Tilly 1995：1601）。

中国政体的突出特点是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即中央政府对其广大国土及居住其上的民众、各个领域和方面有着最高和最终的决定权。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一统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一统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国家治理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矛盾而演化发展起来的，体现在一整套制度设施和应对机制之上。
一统体制有着两个基本维系机制—官僚体制和一统观念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进程中特别是在当代社会，这两个机制受到了多重挑战：官僚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面对这些困难压力，一系列应对机制应运而生：（1）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以及逐级代理制的动态平衡，（2）政治教化的礼仪化，以及（3）运动式治理的“纠偏”机制。具体说来，逐级代理制度导致中央与地方的松散关联，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变通和共谋行为缓解了这一矛盾；而教化活动的仪式化，虽然对重建一统观念制度无回天之力，但对于维系国家象征性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成为中央政府不断规范基层政府灵活性边界、强化中央与地方纽带的重要手段，使得这一体制在不断调整与波动中走下去。
虽然这一系列机制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但它们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不兼容甚至冲突，衍生了其他始料未及的后果，因此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第一，国家建设在集权与放权、名与实、“失控”与“纠偏”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转换，对已经负荷累累的一统体制造成不断的冲击振动；稍有不慎，则可能酿成局势动荡。第二，这一体制的制度逻辑限制了制度创新和可能抉择的空间，使得依法治国、官僚理性、专业化过程难以充分展开，只能畸形生长，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投下更大的不确定性阴影。

一个人心情很好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的脑子是很少活动的。一种安详的喜悦之情，一种心满意足之感会渗透他的全身，他陶醉于这些感情之中，他的自我意识便会消失——他感到“无上幸福”，正如一些蹩脚诗人常说的那样。然而，当这种“令人痴迷的魔力”终于过去，人有时会感到遗憾，会后悔他在幸福中很少留意自己，以致他后来苦苦思索、不断回忆也难以增强并延续自己那分欢乐，仿佛一个“无上幸福”的人有时间也有必要去剖析自己的感情似的！幸福的人好比太阳下的苍蝇。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у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мозг его,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весьма мало действует. Спокойное и радостное чувство, чувство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проникает всё его существо; он поглощён им; созн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 в нём исчезает — он блаженствует, как говорят дурно воспитанные поэты. Но когда наконец минует это «очар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у иногд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досадно и жаль, что он посреди счастия так мало наблюдал за самим собою, что он размышление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м не удвоивал, не продолжал своих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как будто «блаженствующему» человеку есть когда, да и стоит размышлять о своих чувствах! Счастливый человек — что муха на солнце.

И. А. 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

冯加丨译 source

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常常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深刻关系，有明显的途径依赖性（Finer 1997，Levi 1988，Tilly 1975，金观涛、刘青峰 2011）。

国家治理模式有两个主要线索：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间关系，一是国家与民众间关系。中国国家的一统体制和疆土规模，使得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这一关系成为勾勒中国国家治理框架最为凝重的笔墨。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权威一统而治，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皇帝权力的范围，是涉及全领域的，它不允许有跟自己相同权力之存在。即：天下无二君，此乃皇权之特性。这就是说，作为皇权的性格的公权，其实现的场所是：王化所及，天下属之。”（西嵨定生 2004：43）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造就了一个幅员辽阔、多元的、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性经济与社会（周振鹤 1997，谭其骧 1986）。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区域和属地间虽有经济、文化和人口迁徙的交融联系，但它们之间更多的是通过国家的行政体制和官方观念统辖在一起的。在这一特定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一统体制将中央政府与辽阔的国土、漫长的疆土边界、不平衡发展的区域、多样的文化制度、数以亿万计民众的生计，以及各种自然、人为的灾害和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