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维还处在南北战争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

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为实现良好愿望而制定策略”

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经验的社群。

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走向成功，他们总是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的产物。

他们大学毕业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时期，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二战”爆发时，他们正好年近40岁，这意味着当他们应征入伍时，他们业已开始的职业生涯、家庭生活，最年富力强的岁月就被打断了。

当他/她第一次睁开眼时，他/她看到的是宽敞的医院，这是为之前一个人口高峰准备的。医生们时间充裕，在下一个人口高峰到来前，他们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清闲。到了他/她上学的年龄，等待他/她的是完善的校舍设备和人数充足的教师队伍。到了高中，虽然他们的篮球水平不及上一代学生，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使用体育设施。大学则成了令人身心愉快的地方：学校有充足的教室和宿舍，他们不必在食堂排队等候，教授们对学生的辅导时间也相当充裕。到了他们就业的年龄，劳动力开始不足，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高涨，因为紧随其后的人口高峰需要更多的商品与服务。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三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
人满意的工作都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

“荣誉文化”植根于高地或富庶地区的边缘地带，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山区。这种解释的逻辑是，当人们居住在多岩石的山坡地带时，由于那里的土地很难耕种，人们大多会依靠放牧生活。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要想维持生计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所依靠的更多的是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之间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盗贼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地里的所有庄稼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的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在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往往是当地男性的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

在缺乏政府有效管制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经常发生土地争夺事件。住在这种混乱的地方的人更愿意待在家里。人们因而形成了特定的英雄道德，特定的耕种、牧羊文化，特定的对土地和财富的态度，特定的对工作和权力的认识，以及特定的家族系统。

西方人的沟通方式在语言学上被称为“以说话者为导向”，意思是，说话者有责任将意思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

是“以聆听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能否搞清楚话语的意思，取决于聆听者自己。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农业发展模式是“机械导向型”的。在西方，农场主要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出，就需要购进更多的高新技术设备，例如拖拉机、打谷机、压捆机、联合收割机等，用机械代替人力。有了机器的帮助，付出等量劳动就可以耕作更多的土地，农场主们也进而得以开辟更多耕地。但是在中国或日本，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农业机械设备，而且，中国或日本的确已没有更多土地可以转化成新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想增加产出，只能依靠更熟练的耕种技术、更精确的耕种时间，以及培育更优良的水稻品种。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卡·布雷（Francessca Bray）因此将稻田文明归为“技术导向型”农业：你只有更精心地除草，更小心地施肥，密切观察水位变化，有效控制黏土层，利用好稻田的每一寸土地，才能获得丰收。毋庸置疑，千百年来，种植水稻的农民是种植各类农作物的农民中最辛劳的一群人。

以这种强度的劳动为职业的农民会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呢？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与投身纽约制衣业的犹太移民很类似——他们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性。他们在地里干活干得越卖力，收获就越多。其次，他们的工作是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的。种植水稻并不仅仅是春耕秋收这么简单，它还要求农民从事农产品及农用物资的买卖，他们要有能力调动全家的劳动力参与劳动，同时要在选种、维护排水系统以及协调第一次收割与第二次播种的关系上开动脑筋，并全力以赴。

在欧洲，从本质上来说，农民都是贵族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然而，中国和日本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封建系统，因为这种封建系统不适用于稻田经济模式。水稻种植的过程复杂而烦琐，没有哪种封建系统可以长期精确地控制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实际上，到14世纪至15世纪，中国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主对佃农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地租，产活动则由农民自主决定。

为了适应水稻种植的特点，地租制度要保丰收之年让农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励农民。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
地主会说：‘无论丰收与否，我只收定量的粮食，如果今年丰收了，你们的余粮也就多了。’水稻种植不适合采用农奴制或工资制这样的生产形式，因为在这些制度下很难保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责任心，不足以促使他们精准地控制水稻生产的每个环节。”

像“如果上帝不打算给予，大地将不会给予”（If God does
not bring it,the earth will not give it）是典型的俄国谚语，其中包含的宿命论和厌世心态是俄国农奴制的产物。

在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劳动者无法感知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