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纯华人大亨完全继承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纯华人大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中文读写能力（虽然常常不承认这一事实）。许多大亨是欧亚人，他们的非华裔血统有时被看做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遭到弱化，在华人圈子里尤其如此。然而，还有根本不是华人的教父。这本书将向人们揭示，大部分华裔大亨的行为在实质上与在香港的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班”、菲律宾的西班牙裔教父或马来西亚的首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的特性首先是教父，其次是种族。
中央集权政府对竞争管理不足（从不能确保竞争的出现这一意义上讲），对进入市场管理过度（通过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从而保证了商业资本家——或资产交易商（这词更有贬抑色彩）——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成为头面人物。
虽然美国政治机器那时非常腐败，但对这些危机还是作出了反应，它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书中后面章节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是：谁或者什么会驯服亚洲的教父？什么时候驯服他们？
亚洲教父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但建立一个真正衡量他们对区域发展贡献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而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来说，生产业绩是最重要的。例如，最近在泰国所作的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里，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21]。同样，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新兴地区里业绩最差的证券市场，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亚洲四小龙”形象不同；我们将对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作深入的探讨。
那么，如果不是亚洲商务杂志的封面人物引导了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什么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呢？本书虽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经济分析，但还是认为是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的储蓄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无意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而中小企业则对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更积极主动的直接影响。说百姓储蓄产生了间接影响，是因为许多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劳动人民——他们很喜欢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或其他储蓄机构，这一点可以从地区的“储存率”中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的储蓄率几乎达到了40%，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好像很令人羡慕，但是这也使得政界人物和与他们合作的大亨通过金融系统可以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大笔的钱。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我们将看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教父怎样把商业银行变成了他们贪婪的个人银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这么多投资转向了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政府发现他们国家中的众多民族（与殖民神话截然相反）非常吃苦耐劳，甘愿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制作衣服、鞋子、器具和电子产品。政府所需要做的只是吸引完全拥有生产设备的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减免税收，中央银行保证当地货币不增值、出口产品便宜。这种政策对于要降低成本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引发了当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提供元件、承包制造业、提供服务：从制造玩具模型到包装半导体到打扫跨国公司的厂房等等的所有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进口替代政策取消后，大亨不会涉足出口加工业。很显然，加工业的国际竞争肯定很激烈，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当出口引擎在东南亚失去作用时，注意力应重新放到这一问题上：区域经济还能提供别的什么。目前的回答是不够的。亚洲教父所经营的国内大型企业，其发展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
东南亚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因为在过度控制的市场里，教父要全力施展巧计才能做成生意，所以把技术任务留给了外人。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26]。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
东南亚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因为在过度控制的市场里，教父要全力施展巧计才能做成生意，所以把技术任务留给了外人。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26]。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
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努力争取获得征税权，因为这是他们赚大钱最简单的方法。19世纪中叶，华人包税商赚得了最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比授予他们征税权的政府更了解垄断的价值。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大，消息更加灵通，操纵投标、推迟付款等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东南亚，人们几乎没有兴趣投资制造业。殖民者更喜欢出售他们本国制造的商品，而当地的企业家根本没有兴趣与进口货物竞争，因为这些进口货物要么是免税的，要么是低税率的。相反，越来越高的原料价格使得种植业、采矿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如船舶运输）变得有吸引力。华人以及其他亚洲企业家重视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而是因为制造业更具风险且困难重重。
在这个过程中，大亨仅仅是旅伴，只为一个他们无法参与制定规则的游戏提供方便而已。作为个人，他们盈利丰厚，但是作为整体，他们的收入与那些欧洲的大公司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很多商业领域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这使那些大亨在20世纪初也感到了压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优势一直就是组织那些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
当商业银行家需要临时流动资金时，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他们也就无法获得借款。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都采用联合汇率制，向外贷款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联合汇率制就是把本国货币基础直接与外汇供应挂钩，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汇减少了，那么本国的货币供应也会下降。由于东南亚国家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而商品的价格动荡不定，因此其货币供应也变化不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马来亚的货币供应减少了一半，主要是因为橡胶价格的下降。这种波动的后果是，当地的银行必须保持约一半的存款投向易于转成现金的项目，而不是向外贷款。国际银行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华资银行很谨慎，但大部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商品危机中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