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完全剥夺，它们作为资本（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金钱）的用途即使没有被遗忘，也逐渐退居次席，让位于扩大消费选择的范围。

外出务工的人口即便拥有了足够改变家庭命运的经济实力并且和村庄保持着联系，也未必会促进村庄的建设。许多时候外出人口对村庄的政治态度是冷漠的，甚而会削弱村庄的传统文化。于是，留在村庄中的人越发地变得迷茫，失去自信。村庄的精神生活、社区文化和物质生活一样贫乏。这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哀叹故乡的衰败。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许会认为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多数的村庄最终会自然消失。可是，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看，在这些村庄彻底消失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深陷无法自拔的、持续余生的物质与精神贫困中。这即便是不可抗逆的潮流导致的，也仍然是不人道的。

#知乎
“原本属于厂妹的那个阶级，由于错误的大学扩招，拿了一张没有用处的文凭，结果变成了郁达夫说的那种人——你不读书，之前还可以像牛马一样干苦力活，到血汗工厂里去挣外汇，读了书可是又没有读通，得到的那点知识，足以让你干不了低级的劳动，却不足以让你承担高级的任务。你从比较高级的学术和形式当中得到的东西只是些粗浅的口号，但这点形式上的差别并不重要，你的德性决定了你只能上山下乡去挖坑。哪怕你开始的时候不会挖坑但是锻炼一下你就会像你的祖宗一样挖坑了，你会回到你的阶级地位让你出发的地方。”

作者：匿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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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的细节:一个县的减贫治理

PS：这个书在微信读书上还要收钱，气死偶类

#35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路

无论如何，在我和这个身世坎坷、岁数小了许多的问题女孩之间，有各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隐秘共识。或许，在一个过分奖赏快乐并且藐视不快乐的大时代，我们都背负着难以克服的个人残缺。 ‣

—— 王昭阳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

奶奶的直接给我电脑给看奔溃了

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在殖民时代，这些特许经营权大多给了殖民地的精英们，非精英群体只能得到一点点。在后殖民时代，新的本土政治领导人的权宜之计是培养依赖于他们的阶层，通常情况下是非本土大亨。这些非本土大亨能虹吸经济租金，让他们的政治主人分享其经济利益，并且不会对政治势力构成威胁。

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

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因为它们都有港口、洗钱处和海外金融中心，并且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

#Q：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

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纯华人大亨完全继承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纯华人大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中文读写能力（虽然常常不承认这一事实）。许多大亨是欧亚人，他们的非华裔血统有时被看做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遭到弱化，在华人圈子里尤其如此。然而，还有根本不是华人的教父。这本书将向人们揭示，大部分华裔大亨的行为在实质上与在香港的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班”、菲律宾的西班牙裔教父或马来西亚的首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的特性首先是教父，其次是种族。

中央集权政府对竞争管理不足（从不能确保竞争的出现这一意义上讲），对进入市场管理过度（通过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从而保证了商业资本家——或资产交易商（这词更有贬抑色彩）——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成为头面人物。

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虽然美国政治机器那时非常腐败，但对这些危机还是作出了反应，它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书中后面章节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是：谁或者什么会驯服亚洲的教父？什么时候驯服他们？

亚洲教父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但建立一个真正衡量他们对区域发展贡献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而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来说，生产业绩是最重要的。例如，最近在泰国所作的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里，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21]。同样，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新兴地区里业绩最差的证券市场，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亚洲四小龙”形象不同；我们将对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作深入的探讨。

那么，如果不是亚洲商务杂志的封面人物引导了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什么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呢？本书虽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经济分析，但还是认为是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的储蓄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无意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而中小企业则对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更积极主动的直接影响。说百姓储蓄产生了间接影响，是因为许多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劳动人民——他们很喜欢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或其他储蓄机构，这一点可以从地区的“储存率”中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的储蓄率几乎达到了40%，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好像很令人羡慕，但是这也使得政界人物和与他们合作的大亨通过金融系统可以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大笔的钱。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我们将看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教父怎样把商业银行变成了他们贪婪的个人银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这么多投资转向了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政府发现他们国家中的众多民族（与殖民神话截然相反）非常吃苦耐劳，甘愿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制作衣服、鞋子、器具和电子产品。政府所需要做的只是吸引完全拥有生产设备的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减免税收，中央银行保证当地货币不增值、出口产品便宜。这种政策对于要降低成本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引发了当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提供元件、承包制造业、提供服务：从制造玩具模型到包装半导体到打扫跨国公司的厂房等等的所有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进口替代政策取消后，大亨不会涉足出口加工业。很显然，加工业的国际竞争肯定很激烈，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