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物质世界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在古代哲学里面很普遍，叫作自然哲学。

宏观上，世俗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发展壮大，它以启蒙运动的极端形式展开，对旧世界宣战。理性与愚昧被上升到了善与恶、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高度，一切怪力乱神都应该被毫不犹豫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炼金术如此，预言、魔法、占星术、塔罗牌也一样。

黑死病到来之前的中世纪经济，用今天的话说，已经陷入了“内卷化”。自11世纪安定下来之后，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荒地的大面积开垦，长期的风调雨顺，卓越的技术进步，加上教会主导下的对体力劳动的尊重，使得1300年的西方在经济上达到了新的顶峰。人口过剩，粮食价格上涨，无地可开，技术进步走到了尽头，易开采的矿藏枯竭，加上气候变化，当时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人们展开了低水平的、没有创造性的恶性竞争。

黑死病袭来，人口锐减、土地抛荒、贸易停摆，很多旧问题消失了，新局面等着人们去开拓。其中最重要的是庄园制的动摇，并逐渐走向崩溃。原来人多地少，农民的劳动力廉价，为大庄园主种地和提供劳务的任务因此就很繁重，人身自由也被严格限制。现在不一样了，人少地多，而且土地所有者频繁更换，租佃关系非常不稳定，维持庄园制就是非常不经济的，控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式庄园就难以维系。如此一来，土地的自由程度和人的自由程度都大大提高，这意味着封建经济的没落，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慢慢铺设起来了

一旦庄园制的崩溃与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城市的商贸本性自然会为它添砖加瓦，而且，城市最需要无地可种的农民流入城市变为工人，成为本质上不可能自给自足的劳动者兼消费者。土地和人的自由度提高，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酝酿，很大程度上是黑死病的意外后果。但正是这种经济上的重大意外后果为西方后来全面奔向资本主义准备好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教皇和教廷在14世纪迅速失去信徒的信任，为马丁·路德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做好了准备。

中世纪帝国形成的标志是查理曼加冕，它意味着作为现代西方直接母体的欧洲文明诞生了。

西方从罗马时代进入中世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日耳曼人取代罗马人成为西方的主体民族。查理曼的加冕，标志着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交接彻底完成。也就是说，这个仪式表面上是查理曼的加冕礼，实际上是日耳曼人的成年礼。这一天是公元800年圣诞节。

我们来看看查理曼统率的日耳曼人有了哪些进步，可以担得起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

第一，武功的质变。他是中世纪第一个实现帝国规模军事调度的统帅。

第二，秩序的建立。封建制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确实是在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全面铺开的。从前的日耳曼首领们只不过是顶着拜占庭皇帝颁发的执政官头衔，可他们根本不会操作罗马式的复杂政治系统。终于，在三四百年的摸索之后，他们发现，依靠兄弟战友的私人权利义务关系连接起来的封建是他们能够操作的，而且对那个秩序崩溃的年代来说也是有用的。

第三，民族的自信。

能打，会打，还能统治和治理，自我认同——也就是讲好自己的故事——就必须提上日程了。

旗帜必须有。一个文明要立住脚跟，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把自己从哪儿来讲清楚，祖上根正苗红，连绵延续至今，天下自当归心，这个问题就叫作“正统”。

这个道理对所有文明都成立，只要人有了打造共同体的需要，只要人认为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连续的，正统问题自然就出现了，人们就开始编故事。很快，统治者就会垄断编这种故事的权力。不许瞎编，我们家的正统从哪里来当然只能是我说了算。历史提供了共同体的神圣性，必须为官家垄断，所以，国史实乃圣史，目的在于维系正统，岂容草民置喙。

好想要个双屏啊

西方教会和拜占庭的宗教斗争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导致双方彻底走向敌对，核心事件就是破坏圣像运动。公元726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发动了破坏圣像运动，严厉禁止偶像崇拜，老百姓家的耶稣像都不放过，更不用说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了。所有的圣物、圣器、圣迹皆在破坏之列。基督教本有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摩西十诫”第二条规定得非常仔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4-5节。但是，如同“传教士”一节谈过的，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主动而且必须与当地民风民俗相融合，各式各样的“像”披着天使、圣徒、圣迹的外衣混进了基督教，确实在所难免。发动暴烈的运动强行实现基督教的“纯洁化”，老百姓必定深受其害。况且，利奥三世和后来继续推进运动的拜占庭皇帝们动机不在宗教，而在政治。他们根本就不是捍卫教义，而是想要控制教会和掠夺教会财产。在基督教世界中，破坏圣像运动激起了激烈的反抗，罗马教皇领导的西方教会公开与拜占庭皇帝对峙，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大分裂，最终基督教在1054年正式分裂为西方的大公教和东方的东正教。后来，作为中世纪结束标志之一的宗教改革在1517年由马丁·路德发动，这场运动使得主导了西方中世纪千年的大公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在现代世界成了三教并存，这是后话。

和拜占庭展开对峙之后，西方教会最终宣布查理曼是“罗马人的皇帝”，蛮族领袖成了名正言顺的罗马皇帝。这意味着西方教会把罗马正统从拜占庭皇帝头上摘下来给了蛮族，罗马帝国的正统归于西方，终于大功告成。罗马（帝国）只有一个，拜占庭当然不承认西方是罗马的正统继承人，两兄弟在谁是正统继承人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变成了宿敌。

得到罗马帝国正统继承人地位的蛮族自然是欢欣鼓舞，日耳曼人有了这个法宝就是有了天命，有了文明担纲者高度的身份认同，有了无比强大的宗教和文化底气，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开拓属于他们的历史了。就这样，罗马帝国的名义被教会争抢过来，给了查理曼和他的法兰克人。从罗马帝国正统的争夺战来看，教会是主力，没有多少文化的查理曼和法兰克人打不了这场文化战争，那么，他们得到教会的承认，被置于比教会更低的宗教和政治地位，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么看的话，查理曼被为他加冕的教皇占了政治大便宜，其实也不算冤枉。

大趋势在查理曼加冕的时候完全明确了：西方教会与拜占庭对峙，与查理曼合作构成了新的西方。打造出和这个新西方相对应的帝国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势在必行，因为文明必须对应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政治共同体，那就是帝国。这个新帝国的一期工程就是查理曼的加洛林帝国。

可惜，加洛林帝国享祚太短。公元814年，查理曼驾崩，之后不久，他的三个孙子在混战之后签订《凡尔登条约》（843），将他的加洛林帝国一分为三，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大致由此形成。

神圣罗马帝国在名义上确实为西方坐实了罗马的正统，随着拜占庭衰落，它更是当仁不让。但是，在政治现实当中，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很少取得和它名号相匹配的业绩，甚至反过来说更恰当：天大的名号成了这个国天大的包袱。至少有三种强大的对手牵制着神圣罗马帝国，现实中四面楚歌的它最终真的是一败涂地。

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种对手是教皇。

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二种对手是各个王国。

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三种对手是德意志的诸侯。

神圣罗马帝国在政治现实中的一败涂地不仅使得中世纪不可能有整个西方的大一统，就连未来也不可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