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必然带来没有决断，因为判断标准已经变成了鲜花和掌声，只要跟着它们走就好了，而真正需要动脑筋、下狠心、出狠手的事情被取消了。在政治当中，不用说残酷斗争的危急关头，即便是太平无事的日常决策，决断力都是极其重要的，主政者不决断就等于将政治决断的权力拱手让人。无论是敌人收走了，还是属下偷走了，权力都属于他们了，对主政者来说权力就丧失了。从权力的基本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虚荣有多危险：如果权力意味着让别人的意志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可能性，虚荣则取消了自己的意志，那还谈什么让别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呢？虚荣是对意志的瓦解，也就是权力的彻底空心化，彻底地走向虚无。

虚荣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高估了自己，追求自己根本配不上的荣誉，迟早会露出他的本来面貌

通过思考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非永恒性，我们被迫意识到，每次做某事时，我们都可能是在最后一次做这件事。这种意识能够赋予我们所做的事情一种意义和深度，而它们在没有这种意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再也不会在生活中梦游而过了。

#罗马史纲

庞培的政治无能代表着传统贵族普遍的政治无能，他们已经没有真正的政治能力来执掌这个庞大的国家了。以贵族共治支撑的共和也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庞培的病，非常有代表性地展现了罗马共和的病。而我借用亨廷顿的概念，把罗马共和晚期的病看成是“普力夺社会”。

“普力夺”（Praetor），“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中文“普力夺”一词可以延展为“普遍的对权力的争夺、抢夺、篡夺”，和这个词的英文发音也很贴合。整个社会都在争夺、抢夺、篡夺权力，政治成了几乎所有人的事业，每个人都热乎乎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且急速形成一个个政治团体或者政治运动，与别的政治团体和政治运动展开激烈的对抗。整个社会就在这种普遍争夺、抢夺、篡夺权力的激烈政治进程中迅速自我消耗，走向衰朽。对权力的争夺、抢夺、篡夺越激烈，权力的溃散就越严重，最终谁也没有权力，秩序就无从建立，社会就陷入人人夺权和权力匮乏的恶性循环，除了政治恶斗，再无其他。亨廷顿用“普力夺”主要是解释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拉美国家，尤其要解释它们那里为什么军人政变和军人干政是家常便饭。但回看罗马共和晚期的社会政治情势，真是非常吻合。而且，“普力夺”（Praetor）一词本来就出自罗马，它就是罗马的“法务官”（裁判官），也有学者把它译成“副执政官”。普力夺和罗马真是渊源颇深。下面我们就来把罗马共和晚期的普力夺性质摊开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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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普力夺的基本政治条件是参与爆炸。

现代化在政治上基本等同于政治民主化，无论附加多少条件和限制，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民主化存在上下两个基本支撑点，上是人民主权的确立，下是民众的普遍参与。人民主权是民主的擎天柱，人民拥有最高权力意味着整个政治空间属于人民；民众普遍参与是民主的地基，民众普遍参与意味着整个政治空间由人民建造。这一上一下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政治权威和政治组织遭受普遍的打击和全面的解体。人民主权的构想出自政治理论家们的总结、提炼和创造，民众的参与则是由民主运动的动员而来。传统社会当中，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唤醒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力欲望，民主化浪潮才能席卷整个社会，进而重新塑造政治共同体。民众被唤醒，又得知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地掌握权力，自然就加入夺权的政治斗争中来。这种民众被唤醒、积极参与、要求权力急速发展的状态就是参与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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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变得大而富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平民的参与也越来越活跃，终于，在格拉古兄弟那里，为民请命的改革全面展开，它是对民众最好的政治动员。“民粹”一节提醒大家，被动员起来的平民已然失控，不仅为“面包和马戏”所豢养，而且变得枉顾法纪、无法无天。我说格拉古兄弟点燃了民粹的鬼火，在普力夺的意义上可以置换成格拉古兄弟教唆民众形成了普遍夺权的状态。苏拉厌恶保民官的根本原因便是这个职位为民粹煽动家提供了权力、讲坛和神圣性，民众被一个个巧舌如簧的保民官鼓动起来，成为难以遏制的洪流。他把保民官职位变得形同虚设就是要铲除民粹煽动家动员平民的制度根基。

格拉古兄弟开创的民粹政治极其充分地动员了赤贫化的罗马平民，平民派夺取权力的路线迅速走向成熟。这必然会逼迫作为对手的贵族派迅速形成，并建立自己的夺权路线。苏拉对马略和秦纳的反扑以及后来的恐怖统治和独裁专制非常典型地展现了贵族夺权的特点。由此，贵族也被动员起来。平民派和贵族派带着罗马的平民和贵族急速地政治化，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晚期的罗马共和简直成了一锅沸腾的热汤。普力夺的基本政治条件在晚期罗马共和实在是太充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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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普力夺的基本运作状态是普遍夺权。

被动员起来的民众非常容易通过暴动的方式摧毁原来的权力。但如果没有组织，他们就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新的权力。而新组织，其实就是新制度。但建立新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好比一锅沸腾的热汤里面，所有原来的材料（家族、教会、行会、王朝）全部都溶化了，每个人都成了原子状态，那他们靠什么图纸、什么模具、什么形式重新聚合成分子和更大的物质体呢？

“娜拉走后怎样？”是所有被动员民众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被动员起来的民众脱离或打倒了原来的组织和权力，从不再被他人命令的简单角度看，他们确实获得了解放。可问题是，他们不可能长期停留在无权力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权力支撑起来的命令服从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在家庭和村庄的范围内还能维系，更大的范围则无能为力。一旦共同体规模无法扩大，就很容易被别的共同体征服。所以，找回权力是必须的。问题是旧权力已经溃散，人们想回也回不去了。新的权力生产就必须展开。而新权力的生产就是各种人创造各种新组织的实验。这不是大学实验室里通过高级设备创造各种理想条件来进行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而是社会之中充满竞争乃至斗争的权力争夺。用霍布斯的话说，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就是说，现代化之所以会带来一段时间的混乱，是因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必定是一个全社会重新制造权力的锦标赛。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至此为 “娜拉走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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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普力夺社会中，“各个团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

普力夺社会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各路夺权者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极度容易陷入为权力而权力的状态，大家杀红了眼，都不知道对抗从何而起，到底为了什么，将会走向何方。恶斗本身成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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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普力夺的基本政治结果是政治衰朽。

全民夺权锦标赛或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很容易变成一个黑洞，它吸引了所有权力投入其中，却把它们全部吞噬。全面角力的结果是权力的溃散。谁都想要权力，谁都去夺，却谁都得不到，或者得到了也很快灰飞烟灭。煽动家格拉古兄弟成功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连任五届执政官的马略成功吗？最后以疯狂的大屠杀谢幕。终身独裁官苏拉成功吗？尸骨未寒改革就全部被自己的门徒推翻。伟大的庞培成功吗？最后落得大决战可耻地逃跑。还有他们背后无数平民和士兵的白骨，他们要么死于暴乱，要么死于内战，为这些夺权的枭雄当了炮灰却连名字都留不下。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古代有一门学问叫作“厚黑学”。普力夺社会就是一个厚黑横行的社会，整个社会落入了比动物世界还要残酷的境地，因为人的厚黑手段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动物受到自然规律节制的争夺和捕猎。厚黑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死路。它会夺去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信任和信念，让权力的生产变得不可能。

让我们回到韦伯的权力概念来看厚黑满地的普力夺。如果权力意味着让别人的意志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可能性，那么，普力夺是一种全民“厚黑”恶斗中一切人都不可能服从任何他人意志的状态。试想一个场景，当你用枪指着一个绝对厚黑的人的时候，他跪地求饶、满口谄媚，你敢饶了他的命然后把他变成你的士兵吗？你怎么知道你一旦放下枪，他不会立即对你开枪？如果你根本信不过厚黑的他做出的保命承诺，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他根本不可能的服从？于是，你的选择大概率是杀死他。但我们说过，一旦杀死，就没有权力了，因为死人不会服从。如此一来，没有信任的话，服从就变得不可能，权力也就不存在了。造成服从不可能的就是人人热切地参与夺权，都想命令，都不想服从。谁都想要，谁都去夺，结果最后变成了谁都没有！这是一个在相互恶斗中权力被急剧蒸发的状态。普力夺是对权力最现实的否定。

格拉古兄弟被血洗，民粹政治的权力遭受重创；马略大屠杀，贵族派精英的权力遭受重创；苏拉恐怖统治，平民派精英遭受重创；在这些大事件之间，平民和贵族，平民派和贵族派，各种团体、党派、军阀、财阀全部都在互相毁灭。相应地，组织、制度，乃至庇护网络都遭到了普遍的摧毁。格拉古兄弟挑战元老院权威的时候顾及共和宪制了吗？苏拉独裁专制的时候顾及平民派的立法了吗？庞培就任执政官不也亲手摧毁了苏拉留下的复古政治吗？权力的确在生产，但也在消灭，而且消灭的速度比生产的速度要快得多，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的态势变成了所有人在毁灭所有人，所有人都在毁灭权力，什么都留不下，什么都存不住。没有权力，没有组织，没有制度，没有信任，朝着这个方向堕落就是政治衰朽。普力夺必然带来政治衰朽，它意味着权力的溃散，它最终将导致一个社会变成权力极度匮乏的死寂状态。普力夺社会特别需要权力来重新建立秩序，没有权力，乱就停不下来，但它的内在机制偏偏又在蒸发权力，这就让整个社会陷入了极其可怕的恶性循环。晚期的罗马共和就是在这样一条普力夺造成的政治衰朽的路上越陷越深，从这种逻辑来看，共和的覆灭实在是势所必至。

通常而言，大规模共同体即便落入普力夺，仍然是能够挣脱的，因为大规模共同体生产权力的原料和技法都比较充足。罗马如此，中国也如此。但对于小国，普力夺很可能是难以挣脱的魔咒，大概率得靠外力才能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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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帝国实际上是“共和制度框不住大而富的国家”这个大危机的解决方案。方案当然不是一步到位的，集大成者是恺撒，帝国在他手里终于成形了。可以说，无论从共和的成还是她的败来看，帝国都是她的合理延伸。而后世的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是罗马帝国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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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这个概念里面包含的意思非常复杂，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秩序”。“前言”强调过，“秩序”是多元因素之间稳定的动态平衡结构。而帝国就是把超大规模的多元因素结成稳定结构关系的大框架，建立和维护这样一种极其高难的框架必须具备非常特殊而且优异的品质。帝国时代就是帝国的品质不断展开和实现的时代。罗马是古代世界当中最成功的帝国之一，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她留下的经验极其值得我们去挖掘，教训也极其值得我们去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她所揭示出来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必须应对的问题，并不会随着她的崩塌而取消。每当新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出现，这些问题必定随之浮现，甚至以非常尖锐的方式摆到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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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帝国的哲学品质是普遍性。

普遍性（Universality）是哲学当中非常常见的词，它的基本意思就是无处不在。帝国的哲学品质是普遍性，就是说帝国“无处不在”，它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内容上来看，帝国就是文明。她是文明，是人类的光明所在，她拥有“文明”意义上的优越性和完备性，甚至她就是文明本身，“野蛮”没有价值上的意义，和她相比就是“无”和“全”的关系。第二，从空间上来看，帝国至大无外。她是最广的，至大无外意味着在她之外没有别的，即便有，也根本不重要，也没有任何意义。第三，从时间上来看，帝国是恒定的。她是永恒，时间对她来说不存在。对她来说不存在本质的变化，也就不存在时间的流逝，因此她是完满、是终结。

哲学意义上的以罗马为原型的“帝国”在西方是一个穷尽一切美好的合理秩序，它是西方对秩序的基本想象的顶峰，所以，它充分展现了抽象意义上的政治的极限。它被化入了一个词，叫作“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中国传统当中，有且只有一个大词能和西方的“帝国”相提并论，那就是“天下”。如果让你放飞心灵，你能够想象出比它们更宏大、广大、伟大的秩序吗？思之所及，即是人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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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

设想你找到了完美的亲密关系。你的伴侣充满爱心、迷人、聪明、富有、慷慨、不知疲倦。同时还是特级厨师、娴熟的按摩师、汽车机械师。他/她提供你的关系结果超出了你最激情的梦想。每晚你回家的时候，伴侣为欢迎你例行地为你按摩、揉脚，还为你准备了精美的食物。你满意吗？当然满意。但在连续几个月都享受到这种幸福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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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你还是重心要以学习为主，有些东西过早的接触没有任何意义，对自身也没有任何帮助，诚然你所想了解的大人的世界确实存在，但它的负面如果全部灌输给你，对你是毁灭性的影响。

当一个普通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顺利完成之前，所参与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心智的不成熟与年龄是最大的限制。对整个的社会，国家，民族，种族，国际都缺乏相应的了解，会使人不由自主的做出一些将来会后悔的事情。

刚上初二，十四岁以下，你连起码的责任都无法承担，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但一旦在能够承担责任的年纪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你未来的影响是终身的，许许多多不同的的未来选择你都会失去，必将对人带来巨大的反作用。

“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作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