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纲
第一，民粹的基础是坚决主张平民至上。这是区分民粹和其他民主的首要标准。
第二，民粹的政治运行是僭主当政。这是民粹政治实际运转的必然选择。
第三，民粹的政治思维是走极端。这是民粹政治想象和政治运作得以成立和展开的必要心理条件，或者说是民粹政治必备的“软件”。
第一，民粹的基础是坚决主张平民至上。这是区分民粹和其他民主的首要标准。
第二，民粹的政治运行是僭主当政。这是民粹政治实际运转的必然选择。
第三，民粹的政治思维是走极端。这是民粹政治想象和政治运作得以成立和展开的必要心理条件，或者说是民粹政治必备的“软件”。
#罗马史纲
平民拥有全部的道德优越性和政治合法性，人民（平民）成了一个集所有美好于一身的想象的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攻击性，不仅贵族、地主或者资本家都是坏人，他们卑鄙、肮脏、邪恶，甚至一切不与我为伍、不加入人民的人，都是坏人，也都是敌人。反精英因此成为民粹非常重要的可观察到的特征。民粹主义的顶层是一种对平民、穷人、劳苦大众的纯粹政治想象。民粹坚持看得见摸得着的平民是人民之时，已经陷入了自己制造的“超级政治幻觉”。
平民拥有全部的道德优越性和政治合法性，人民（平民）成了一个集所有美好于一身的想象的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攻击性，不仅贵族、地主或者资本家都是坏人，他们卑鄙、肮脏、邪恶，甚至一切不与我为伍、不加入人民的人，都是坏人，也都是敌人。反精英因此成为民粹非常重要的可观察到的特征。民粹主义的顶层是一种对平民、穷人、劳苦大众的纯粹政治想象。民粹坚持看得见摸得着的平民是人民之时，已经陷入了自己制造的“超级政治幻觉”。
#罗马史纲
民粹政治通常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它的形式主要是广场集会、群众抗议，甚至暴乱骚乱，看起来都像是乌合之众的盲动。民粹运动的政治诉求似乎也高得离谱，几乎让任何当局都无法承受，比如免费全民医疗、免费全民大学教育、免费人人有房。民粹运动的情绪都是负面的，委屈、苦闷、压抑、愤怒。基于这些表面特征，有政治学家说民粹运动都是抗争型的，任何人都无法向自己抗争，所以民粹无法实现治理，也就是说民粹掌权之后玩不下去。这种看法太过“近视”，其实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就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精彩解析。
民粹政治（运动）当然可以从在野的抗争转变为执政的治理，否则怎么可能有暴民政体的出现？暴民政体本身就是一种政体，暴民们不仅掌权，而且把邪恶的权力做成了稳定的政治结构。民粹执政的关键是僭主。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群情汹汹的暴民和野心勃勃的僭主是最好的合作者。
所谓僭主，就是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利用群众非法篡取权力的政治人。几乎所有民粹主义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了暴民与僭主的紧密合作。僭主是“理想”中的人民的代表，他用广场演说等一系列方式动员平民，无边际地高扬理想，无止境地许诺实惠。激情演说既是平民被急速政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僭主急速凝聚权力的过程，广场上的山呼海啸就是僭主篡取权力最好的政治资本。有了登高一呼的僭主，广场群众就有了具象的代表和领导者，幻觉中的纯洁人民仿佛就找到了道成肉身的法门。
僭主篡位之后当然是要掌权的，掌权也仍然是依靠群众的。那么，僭主曾经许诺的种种实惠因为客观不能而无法兑现的时候怎么办？不用着急，民粹仍然可以沿着自己的逻辑把命续下去。第一招，通过剥夺敌人实现财富的转移来稳住平民，或者通过宣扬激动人心的计划继续鼓舞人心。第二招，僭主可以把所有的失败归结为敌对势力搞破坏，敌人（“甩锅”对象）的制造可以不断地花样翻新。第三招，迅速编织和扩大自己的庇护网络，以近乎黑社会的方式把平民改造为帮会成员。这些招数都非常自然地从纯洁无瑕且具有高度排他性和敌对性的人民形象当中推出来。
不过，民粹政治的运作很难制度化，无论是掌权之前的政治运动还是掌权之后的政治统治，民粹政治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反体制性质。既有的体制，民粹要反，自己的体制，因为反体制性质而无法稳固，甚至无法建立。民粹政治不是不能掌权，而是掌权之后仍然无法讲规矩，因此它天然具有不稳定性。处于民粹政治中的人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生活，无论是热情洋溢地冲上街头以运动或者活动为乐、为业、为使命的人，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居家、过日子的人，在民粹运动和民粹权力的影响下都没有安生日子。
民粹政治通常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出现，它的形式主要是广场集会、群众抗议，甚至暴乱骚乱，看起来都像是乌合之众的盲动。民粹运动的政治诉求似乎也高得离谱，几乎让任何当局都无法承受，比如免费全民医疗、免费全民大学教育、免费人人有房。民粹运动的情绪都是负面的，委屈、苦闷、压抑、愤怒。基于这些表面特征，有政治学家说民粹运动都是抗争型的，任何人都无法向自己抗争，所以民粹无法实现治理，也就是说民粹掌权之后玩不下去。这种看法太过“近视”，其实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就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精彩解析。
民粹政治（运动）当然可以从在野的抗争转变为执政的治理，否则怎么可能有暴民政体的出现？暴民政体本身就是一种政体，暴民们不仅掌权，而且把邪恶的权力做成了稳定的政治结构。民粹执政的关键是僭主。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群情汹汹的暴民和野心勃勃的僭主是最好的合作者。
所谓僭主，就是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利用群众非法篡取权力的政治人。几乎所有民粹主义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了暴民与僭主的紧密合作。僭主是“理想”中的人民的代表，他用广场演说等一系列方式动员平民，无边际地高扬理想，无止境地许诺实惠。激情演说既是平民被急速政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僭主急速凝聚权力的过程，广场上的山呼海啸就是僭主篡取权力最好的政治资本。有了登高一呼的僭主，广场群众就有了具象的代表和领导者，幻觉中的纯洁人民仿佛就找到了道成肉身的法门。
僭主篡位之后当然是要掌权的，掌权也仍然是依靠群众的。那么，僭主曾经许诺的种种实惠因为客观不能而无法兑现的时候怎么办？不用着急，民粹仍然可以沿着自己的逻辑把命续下去。第一招，通过剥夺敌人实现财富的转移来稳住平民，或者通过宣扬激动人心的计划继续鼓舞人心。第二招，僭主可以把所有的失败归结为敌对势力搞破坏，敌人（“甩锅”对象）的制造可以不断地花样翻新。第三招，迅速编织和扩大自己的庇护网络，以近乎黑社会的方式把平民改造为帮会成员。这些招数都非常自然地从纯洁无瑕且具有高度排他性和敌对性的人民形象当中推出来。
不过，民粹政治的运作很难制度化，无论是掌权之前的政治运动还是掌权之后的政治统治，民粹政治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反体制性质。既有的体制，民粹要反，自己的体制，因为反体制性质而无法稳固，甚至无法建立。民粹政治不是不能掌权，而是掌权之后仍然无法讲规矩，因此它天然具有不稳定性。处于民粹政治中的人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生活，无论是热情洋溢地冲上街头以运动或者活动为乐、为业、为使命的人，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居家、过日子的人，在民粹运动和民粹权力的影响下都没有安生日子。
人民的绝对纯洁、正义、善良和敌人的绝对肮脏、不义、邪恶，是支撑起民粹世界的支点，想要把民粹运动做大，就必须注入更多的心理能量让这个支点从一个点变成整个世界。所以，全称判断、说狠话、说满话、非黑即白、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在民粹中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没有思维上的这种高度对立制造的势能，就不可能有热情洋溢地推动运动、团结同伴、凝聚权力的动能。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粹是过度的参与者文化。所谓参与者文化，就是政治存在感很强，参与要求热烈，政治热情很高，对自己的组织或者运动的认同度和忠诚度很高。民粹主义的“过度”就在于无论主动投身其中还是被动卷入其中的人，都要求超强的政治存在感，“我们人民”就是一切，其他都不重要，是垃圾；他们期望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而最重大的当然就是事关他们自身的免费全民医疗、免费全民大学教育、免费人人有房这些关系民生的大事；他们非常热情，需要明天就改变国家乃至改变世界，不，现在就要改变；他们是组织和运动的死忠粉，组织或运动的一切缺点和失误在他们心里根本不存在，有人指出的话，要么就是不明真相，要么就是造谣中伤。
这样热乎乎的状态必然带来三种基本的思维特征：简单化、情感至上、迷信权威。思维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情感至上、迷信权威是相通的：把什么事情都看成很简单，不就那么回事嘛，就容易走极端；对什么事情都注入巨大的感情，就不太讲道理，就容易走极端；把什么事情都简单化了、情感化了，我方领袖就一切都对。它们会在一个人心里相互加持、相互强化，而且，民粹分子之间的这种心理也会相互加持、相互强化。
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通常不会如此极端、如此简单化、如此感情用事、如此迷信，民粹思维似乎离我们每个人很远。其实不然。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很大差别，群体心理并不等于个体心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发生非常奇异的“化学反应”。一个日常生活中理智冷静的人一旦进入山呼海啸的广场集会，他大概率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极度热情的蒸腾下，他会声嘶力竭，会激情澎湃，会主动从众却又信念坚定，会毫无个性却又自信爆棚，会做出过激甚至犯法的行为却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会感到自己崇拜和热爱的那个“大我”（人民）灵魂附体，自己充满了无限的正义和力量。总之，他完全不是平时的他。而当他从广场集会回到日常生活，会怀疑广场上的那个他是不是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或者喝醉酒闹了一场事。民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场域，在其中，每个人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这种心理幻境，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真的走上街头参加政治运动的话，迪厅蹦迪可能最容易接近这种状态。
这里需要提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有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和热乎乎的民粹不符的思维，它似乎很冷静、很理智、很超然，却是民粹思维的变种和利器，那就是阴谋论。阴谋论符合所有的民粹思维和感情特征：它极其鲜明地区分敌我，出事情一定是敌国或者一小撮敌对分子的阴谋；它极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别的，就是坏人使坏，而且一贯如此；它极力挑起同伴对假想敌的愤怒和憎恨，制造热烈的政治情感；它极力暗示对我方领袖的爱戴，只要我方紧紧团结在他周围，一切阴谋都不会得逞，迷信权威就能解决问题。因此，阴谋论和群众的负面情绪宣泄、反精英、反建制这些可观察的现象一样，是检测民粹主义在一个社会流行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粹是过度的参与者文化。所谓参与者文化，就是政治存在感很强，参与要求热烈，政治热情很高，对自己的组织或者运动的认同度和忠诚度很高。民粹主义的“过度”就在于无论主动投身其中还是被动卷入其中的人，都要求超强的政治存在感，“我们人民”就是一切，其他都不重要，是垃圾；他们期望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而最重大的当然就是事关他们自身的免费全民医疗、免费全民大学教育、免费人人有房这些关系民生的大事；他们非常热情，需要明天就改变国家乃至改变世界，不，现在就要改变；他们是组织和运动的死忠粉，组织或运动的一切缺点和失误在他们心里根本不存在，有人指出的话，要么就是不明真相，要么就是造谣中伤。
这样热乎乎的状态必然带来三种基本的思维特征：简单化、情感至上、迷信权威。思维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情感至上、迷信权威是相通的：把什么事情都看成很简单，不就那么回事嘛，就容易走极端；对什么事情都注入巨大的感情，就不太讲道理，就容易走极端；把什么事情都简单化了、情感化了，我方领袖就一切都对。它们会在一个人心里相互加持、相互强化，而且，民粹分子之间的这种心理也会相互加持、相互强化。
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通常不会如此极端、如此简单化、如此感情用事、如此迷信，民粹思维似乎离我们每个人很远。其实不然。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很大差别，群体心理并不等于个体心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发生非常奇异的“化学反应”。一个日常生活中理智冷静的人一旦进入山呼海啸的广场集会，他大概率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极度热情的蒸腾下，他会声嘶力竭，会激情澎湃，会主动从众却又信念坚定，会毫无个性却又自信爆棚，会做出过激甚至犯法的行为却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会感到自己崇拜和热爱的那个“大我”（人民）灵魂附体，自己充满了无限的正义和力量。总之，他完全不是平时的他。而当他从广场集会回到日常生活，会怀疑广场上的那个他是不是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或者喝醉酒闹了一场事。民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场域，在其中，每个人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这种心理幻境，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真的走上街头参加政治运动的话，迪厅蹦迪可能最容易接近这种状态。
这里需要提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有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和热乎乎的民粹不符的思维，它似乎很冷静、很理智、很超然，却是民粹思维的变种和利器，那就是阴谋论。阴谋论符合所有的民粹思维和感情特征：它极其鲜明地区分敌我，出事情一定是敌国或者一小撮敌对分子的阴谋；它极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别的，就是坏人使坏，而且一贯如此；它极力挑起同伴对假想敌的愤怒和憎恨，制造热烈的政治情感；它极力暗示对我方领袖的爱戴，只要我方紧紧团结在他周围，一切阴谋都不会得逞，迷信权威就能解决问题。因此，阴谋论和群众的负面情绪宣泄、反精英、反建制这些可观察的现象一样，是检测民粹主义在一个社会流行程度的重要指标。
别的书摘与政治不正确玩梗
#罗马史纲 我们先简单看一看他们干了哪些坏规矩的事情，其实上文都提到了。 第一，保民官任职终身化。 第二，削夺元老院职权。 第三，踢开元老院立法。
第一，保民官任职终身化，这意味着君主制隐约重现。
第二，削夺元老院职权，这意味着改变共和的政治中心。
第三，踢开元老院立法，这让平民加速堕落。
第二，削夺元老院职权，这意味着改变共和的政治中心。
第三，踢开元老院立法，这让平民加速堕落。
#罗马史纲
元老院空壳化，共和会变成什么呢？大概率是君主制，如果加上平民崛起进而民粹化的趋势，说是僭主制也不为过。元老院的职权被削夺，就意味着有人引入民粹打破贵族圈子对权力的集体垄断。从权力下行的长线来看，这是民主的必经之路。但从权力转移的短线来看，贵族圈子集体被削夺的权力到了谁的手中呢？当然不会是广场欢呼的民众，而一定是他们的代表，那个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
元老院空壳化，共和会变成什么呢？大概率是君主制，如果加上平民崛起进而民粹化的趋势，说是僭主制也不为过。元老院的职权被削夺，就意味着有人引入民粹打破贵族圈子对权力的集体垄断。从权力下行的长线来看，这是民主的必经之路。但从权力转移的短线来看，贵族圈子集体被削夺的权力到了谁的手中呢？当然不会是广场欢呼的民众，而一定是他们的代表，那个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
#罗马史纲
元老院的血腥反扑是普鲁塔克和马尔蒂诺用来为盖乌斯辩白的重要理由。但在这里陷入贵族顽固和平民激进的黑白对决不利于我们理解罗马共和衰败的走势。马尔蒂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充分显示出法律史专家对宪制的重视和敏感度，他认为“元老院最终劝告”的镇压之法“比保民官的民主改革尝试对罗马宪制更具破坏性”。于私，贵族寡头们要对打破圈子抢夺权力的行为发动严厉的反击；于公，元老院要对正在颠覆共和的行动断然制止。但是，这个于法无据的“最终劝告”居然授权执政官对自己的公民如不服从格杀勿论，这其实是一份宣战书，最糟糕的是，它宣布的居然是内战开打。“事后来看，罗马历史学家……将这些事件归结为全面内战的征兆，预示了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从法理上讲，元老院滥用了职权，开了邪恶的口子。从大势上讲，斗争双方都不再守规矩，那么，舞台在双方不断升级的斗争中被拆毁就只是迟早的事情。
元老院的血腥反扑是普鲁塔克和马尔蒂诺用来为盖乌斯辩白的重要理由。但在这里陷入贵族顽固和平民激进的黑白对决不利于我们理解罗马共和衰败的走势。马尔蒂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充分显示出法律史专家对宪制的重视和敏感度，他认为“元老院最终劝告”的镇压之法“比保民官的民主改革尝试对罗马宪制更具破坏性”。于私，贵族寡头们要对打破圈子抢夺权力的行为发动严厉的反击；于公，元老院要对正在颠覆共和的行动断然制止。但是，这个于法无据的“最终劝告”居然授权执政官对自己的公民如不服从格杀勿论，这其实是一份宣战书，最糟糕的是，它宣布的居然是内战开打。“事后来看，罗马历史学家……将这些事件归结为全面内战的征兆，预示了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从法理上讲，元老院滥用了职权，开了邪恶的口子。从大势上讲，斗争双方都不再守规矩，那么，舞台在双方不断升级的斗争中被拆毁就只是迟早的事情。
#罗马史纲
民粹的重要特征是反体制，广场上的山呼海啸还不足以表明人民的意志吗？为什么还要经过那么多制度和程序才能决定？这么点简单的事情要弄出这么多繁文缛节，一定是肮脏的精英们故意阻挠，制度和程序难道不是他们的盔甲吗？
《土地法》草案无法在元老院通过的时候，哥哥提比略把草案带上平民大会，直接鼓动平民通过。民粹的逻辑启动了：人民就是一切，人民就是对的，人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阻挡人民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人民当然有权力，共和就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的政治行动也是很有制度和法纪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必须通过审慎的制度和程序来实现。罗马有很多形式的公民大会，都有比较固定的召集程序、议事规则和权限。广场上的集会群众不等于罗马人民，更不是讨论和通过法案合适的主体。踢开立法程序走上街头，直接向群众喊话，这是典型的僭主行为，这是在点燃民粹。
既然依靠平民，就必须讨好平民，无原则讨好平民是民粹得以运行和不断升级的重要基础。为了“贿赂”平民，弟弟盖乌斯“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建议，主张政府每月免费供应每个公民的谷物”。罗马原来确实为了首都的稳定由政府出面平抑粮价，大致做法是政府在粮价低的年头收购粮食，在粮价高的年头低价卖给民众。如果盖乌斯的《小麦法》只是如盐野七生所说国家以买卖的方式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确实无可非议，但真如阿庇安所说首倡免费发粮，就真的是开了罗马政府无原则讨好平民的坏头。只要把平民哄高兴了，他们就成了野心家压制元老院最厉害的武器。走上街头，一呼百应，万众云集，群情激愤，元老院很难抵抗。
事实上，罗马后来的野心家们都纷纷学习讨好和贿赂平民，对平民的贿赂不断升级，这甚至成了罗马的新传统。后来的历史学家借用古罗马诗人尤文纳尔的名句，把这种坏传统叫作“面包和马戏”。发面包让底层平民吃饱，演马戏让他们高兴，他们就成了野心家们的政治武器。这个套路至今仍然非常好使，罗马的“面包和马戏”其实就是今天的“福利和娱乐”。当真的有人在台上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全民大学教育、免费人人有房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想把台下的人变成他篡取权力的铺路石。
铺路石，意味着另一种“非人化”。否认、诋毁、奴役，是我们能够明确想到的“非人化”，因为这些做法明确地把人不当人看。但许诺福利的民粹，同样在把人“非人化”，因为它在急速地助长人心底的好逸恶劳、任性放纵和傲慢无耻。领惯了福利的人就不想再上班，就赖在福利上，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基本的进取之心，对“付出才有回报”的自然法变得不以为然，对没有福利的养活甚至福利的削减都坚决认为是政府的错。自己不劳动不是错，政府不发福利、不提高福利都成了错。这样是非扭曲，人也就非人化了。如果说否认、诋毁、奴役造成的非人化是对人的“棒杀”，那么，许诺福利的民粹则是“捧杀”。
民粹的重要特征是反体制，广场上的山呼海啸还不足以表明人民的意志吗？为什么还要经过那么多制度和程序才能决定？这么点简单的事情要弄出这么多繁文缛节，一定是肮脏的精英们故意阻挠，制度和程序难道不是他们的盔甲吗？
《土地法》草案无法在元老院通过的时候，哥哥提比略把草案带上平民大会，直接鼓动平民通过。民粹的逻辑启动了：人民就是一切，人民就是对的，人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阻挡人民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人民当然有权力，共和就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的政治行动也是很有制度和法纪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必须通过审慎的制度和程序来实现。罗马有很多形式的公民大会，都有比较固定的召集程序、议事规则和权限。广场上的集会群众不等于罗马人民，更不是讨论和通过法案合适的主体。踢开立法程序走上街头，直接向群众喊话，这是典型的僭主行为，这是在点燃民粹。
既然依靠平民，就必须讨好平民，无原则讨好平民是民粹得以运行和不断升级的重要基础。为了“贿赂”平民，弟弟盖乌斯“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建议，主张政府每月免费供应每个公民的谷物”。罗马原来确实为了首都的稳定由政府出面平抑粮价，大致做法是政府在粮价低的年头收购粮食，在粮价高的年头低价卖给民众。如果盖乌斯的《小麦法》只是如盐野七生所说国家以买卖的方式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确实无可非议，但真如阿庇安所说首倡免费发粮，就真的是开了罗马政府无原则讨好平民的坏头。只要把平民哄高兴了，他们就成了野心家压制元老院最厉害的武器。走上街头，一呼百应，万众云集，群情激愤，元老院很难抵抗。
事实上，罗马后来的野心家们都纷纷学习讨好和贿赂平民，对平民的贿赂不断升级，这甚至成了罗马的新传统。后来的历史学家借用古罗马诗人尤文纳尔的名句，把这种坏传统叫作“面包和马戏”。发面包让底层平民吃饱，演马戏让他们高兴，他们就成了野心家们的政治武器。这个套路至今仍然非常好使，罗马的“面包和马戏”其实就是今天的“福利和娱乐”。当真的有人在台上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全民大学教育、免费人人有房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想把台下的人变成他篡取权力的铺路石。
铺路石，意味着另一种“非人化”。否认、诋毁、奴役，是我们能够明确想到的“非人化”，因为这些做法明确地把人不当人看。但许诺福利的民粹，同样在把人“非人化”，因为它在急速地助长人心底的好逸恶劳、任性放纵和傲慢无耻。领惯了福利的人就不想再上班，就赖在福利上，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基本的进取之心，对“付出才有回报”的自然法变得不以为然，对没有福利的养活甚至福利的削减都坚决认为是政府的错。自己不劳动不是错，政府不发福利、不提高福利都成了错。这样是非扭曲，人也就非人化了。如果说否认、诋毁、奴役造成的非人化是对人的“棒杀”，那么，许诺福利的民粹则是“捧杀”。
#罗马史纲
我去罗马第一眼看到罗马地标大竞技场的时候，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这就是皇帝给人民的贿赂啊！”施展在旁边马上补了一句，“这大手笔是在利用人心底的恶！”
大竞技场虽然兴建于帝国时代，是韦斯巴芗皇帝用了七年时间（公元72至79年）建立的，用来纪念他对耶路撒冷地区的征服，用的奴隶也大多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战俘，据说多达七万。人们通常会控诉伟大的工程都是由奴隶的白骨堆成的。我完全不否认这一点。但我和施展更想讨论的是享受大竞技场的罗马人民是在自寻死路。游戏的好处在于游戏者可以享受游戏带来的快感，但并不需要真的付出代价。看角斗士角斗的平民们并不需要上场厮杀，但血肉横飞确实刺激，甚至惊心动魄。当角斗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山呼海啸可以决定是否杀死输掉角斗的一方，尽管最终的决定是由皇帝做出，但皇帝通常不会违逆群众的呼声，他们可以体验操持生杀大权的快感。然而这一切，不需要他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甚至绝大多数角斗表演都是免费的，连一毛钱都不用花。享受快乐有什么不好，至于说成自寻死路那么严重吗？
大竞技场标志着罗马人民的腐化。
一方面，看戏的罗马人在急速地非人化。他们在嘲笑、谩骂、侮辱给他们带来快感的角斗士，他们对角斗士的生死大事也毫不在乎，他们在大竞技场当中兴高采烈、激动万分，背后却是令人发指的冷血。把别人不当人看的人自己也在非人化，兔死尚且还有狐悲。在大竞技场的欢乐中，人心里基本的同情和悲悯就这样被游戏不知不觉地蒸发掉了。“这种赤裸裸的残杀带来的冷酷的否定性，显示出所有在灵魂中发生的精神的客观目的都同时被残杀掉了。”违背人道主义，就是在杀死自己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另一方面，他们在急速地制造强大自我的幻觉。胜利、掌权、生杀予夺让看戏的人觉得充满了荣耀，但这是地地道道的虚荣。真正的胜利是由正义的战争来支撑的，游戏提供的胜利只是做戏罢了。真正的血气、勇敢、荣誉、团结是由战争的沙场来提供的，游戏提供的最多是模拟。但习惯了看戏的人通常必须假戏真做，不投入，怎么获得游戏的快乐呢？久而久之，真作假时假亦真，他们把模拟当成了真实，大竞技场变得比战场更伟大、更重要；同时，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失去了真正的血气、勇敢、荣誉、团结，在战场上真的就不行了。
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论罗马人的腐化堕落”一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在共和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蚀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所谓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在人生信条方面就是享乐主义。享乐对于品行的败坏自不用解释。但大竞技场不只是享乐的标志，而是由政治力量全面推动的全民享乐。这就是“面包和马戏”的逻辑，它充分发掘和利用人心底的恶，把好逸恶劳、任性放纵和傲慢无耻变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堂而皇之，这就是民粹政治对它的“人民”实实在在的毁灭。
罗马人民被“贿赂”腐化了，他们心里变得只有“面包和马戏”。当他们不用劳动，领了面包吃饱，转身去大竞技场里手舞足蹈地欣赏杀人游戏，懒惰就取代了勤劳，无赖就取代了勇敢，成为新的民情。公民对国家的效忠、对正义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全部都被贿赂关系取代和腐蚀了。这样堕落的人民不再是共和的柱石，而是巨婴，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撑起共和了。
弟弟盖乌斯免费发放粮食的提议至于让他背负腐化人民的罪名吗？我们愿意相信，腐化人民绝不是盖乌斯的初衷。但讨好人民的行动一旦启动，它必然会变成贿赂人民，而且不断升级迭代、花样翻新。我认为在民粹政治摧毁罗马共和这件大事上，格拉古兄弟应该负责。因为僭主与暴民合作的民粹逻辑在格拉古兄弟手里已经全部成形，之所以没有在他们身上彻底展开，是因为他们英年早逝，更是因为元老院尽管已经开始腐化和变得颟顸，但仍然拥有比民粹逻辑强大的力量。用不了多久，民粹的鬼火将烧毁罗马的根基，也就是她的人民，也会烧毁她的中层和顶端，也就是她的元老院、政治精英和贵族共治，它让罗马共和走向深渊的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
格拉古兄弟去平民那里汲取权力的时候，居然创造了腐化人民的政治逻辑，民粹的鬼火就这样点燃了。一旦点燃，想扑灭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心底的自私、贪婪、无耻、傲慢被释放出来之后真是一股汹涌的洪流。何况像格拉古兄弟那样的政治家会告诉他们，他们完全是对的，无法无天地干枉顾法纪的事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完全没问题。民粹的鬼火非常恐怖，它会从顶端到根基完完全全烧毁整个国家，所以说，格拉古兄弟被当作恢复君主制、颠覆共和的罪人来对待，即便有当时贵族栽赃陷害之嫌，从长线的政治演变和政治逻辑来看其实并不冤枉。
我去罗马第一眼看到罗马地标大竞技场的时候，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这就是皇帝给人民的贿赂啊！”施展在旁边马上补了一句，“这大手笔是在利用人心底的恶！”
大竞技场虽然兴建于帝国时代，是韦斯巴芗皇帝用了七年时间（公元72至79年）建立的，用来纪念他对耶路撒冷地区的征服，用的奴隶也大多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战俘，据说多达七万。人们通常会控诉伟大的工程都是由奴隶的白骨堆成的。我完全不否认这一点。但我和施展更想讨论的是享受大竞技场的罗马人民是在自寻死路。游戏的好处在于游戏者可以享受游戏带来的快感，但并不需要真的付出代价。看角斗士角斗的平民们并不需要上场厮杀，但血肉横飞确实刺激，甚至惊心动魄。当角斗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山呼海啸可以决定是否杀死输掉角斗的一方，尽管最终的决定是由皇帝做出，但皇帝通常不会违逆群众的呼声，他们可以体验操持生杀大权的快感。然而这一切，不需要他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甚至绝大多数角斗表演都是免费的，连一毛钱都不用花。享受快乐有什么不好，至于说成自寻死路那么严重吗？
大竞技场标志着罗马人民的腐化。
一方面，看戏的罗马人在急速地非人化。他们在嘲笑、谩骂、侮辱给他们带来快感的角斗士，他们对角斗士的生死大事也毫不在乎，他们在大竞技场当中兴高采烈、激动万分，背后却是令人发指的冷血。把别人不当人看的人自己也在非人化，兔死尚且还有狐悲。在大竞技场的欢乐中，人心里基本的同情和悲悯就这样被游戏不知不觉地蒸发掉了。“这种赤裸裸的残杀带来的冷酷的否定性，显示出所有在灵魂中发生的精神的客观目的都同时被残杀掉了。”违背人道主义，就是在杀死自己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另一方面，他们在急速地制造强大自我的幻觉。胜利、掌权、生杀予夺让看戏的人觉得充满了荣耀，但这是地地道道的虚荣。真正的胜利是由正义的战争来支撑的，游戏提供的胜利只是做戏罢了。真正的血气、勇敢、荣誉、团结是由战争的沙场来提供的，游戏提供的最多是模拟。但习惯了看戏的人通常必须假戏真做，不投入，怎么获得游戏的快乐呢？久而久之，真作假时假亦真，他们把模拟当成了真实，大竞技场变得比战场更伟大、更重要；同时，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失去了真正的血气、勇敢、荣誉、团结，在战场上真的就不行了。
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论罗马人的腐化堕落”一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在共和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蚀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所谓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在人生信条方面就是享乐主义。享乐对于品行的败坏自不用解释。但大竞技场不只是享乐的标志，而是由政治力量全面推动的全民享乐。这就是“面包和马戏”的逻辑，它充分发掘和利用人心底的恶，把好逸恶劳、任性放纵和傲慢无耻变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堂而皇之，这就是民粹政治对它的“人民”实实在在的毁灭。
罗马人民被“贿赂”腐化了，他们心里变得只有“面包和马戏”。当他们不用劳动，领了面包吃饱，转身去大竞技场里手舞足蹈地欣赏杀人游戏，懒惰就取代了勤劳，无赖就取代了勇敢，成为新的民情。公民对国家的效忠、对正义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全部都被贿赂关系取代和腐蚀了。这样堕落的人民不再是共和的柱石，而是巨婴，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撑起共和了。
弟弟盖乌斯免费发放粮食的提议至于让他背负腐化人民的罪名吗？我们愿意相信，腐化人民绝不是盖乌斯的初衷。但讨好人民的行动一旦启动，它必然会变成贿赂人民，而且不断升级迭代、花样翻新。我认为在民粹政治摧毁罗马共和这件大事上，格拉古兄弟应该负责。因为僭主与暴民合作的民粹逻辑在格拉古兄弟手里已经全部成形，之所以没有在他们身上彻底展开，是因为他们英年早逝，更是因为元老院尽管已经开始腐化和变得颟顸，但仍然拥有比民粹逻辑强大的力量。用不了多久，民粹的鬼火将烧毁罗马的根基，也就是她的人民，也会烧毁她的中层和顶端，也就是她的元老院、政治精英和贵族共治，它让罗马共和走向深渊的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
格拉古兄弟去平民那里汲取权力的时候，居然创造了腐化人民的政治逻辑，民粹的鬼火就这样点燃了。一旦点燃，想扑灭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心底的自私、贪婪、无耻、傲慢被释放出来之后真是一股汹涌的洪流。何况像格拉古兄弟那样的政治家会告诉他们，他们完全是对的，无法无天地干枉顾法纪的事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完全没问题。民粹的鬼火非常恐怖，它会从顶端到根基完完全全烧毁整个国家，所以说，格拉古兄弟被当作恢复君主制、颠覆共和的罪人来对待，即便有当时贵族栽赃陷害之嫌，从长线的政治演变和政治逻辑来看其实并不冤枉。
#罗马史纲
这里我们重点看马略军队改革的政治逻辑，也就是罗马的民粹政治和军国主义结盟的关键点。
第一，募兵制是吸纳赤贫化平民最好的管道。
有了募兵制，赤贫化平民就可以参军入伍，不仅有仗打，而且领工资。这能很好地解决罗马的失业问题和它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所以，马略的募兵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机关是降低身份的门槛，不然赤贫化平民是进不了军队的。
，“他自己则征募军队，不过不是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按照阶级征募，而是允许任何人自愿参加军队，而他们大多数是无产者。……事实上，对（于）一个渴望权力的人来说，最贫苦的人是最有帮助的”。撒路斯特这段清晰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非常直接地挑破了“民粹领袖—赤贫化平民”和“野心将军—私人化士兵”之间的关联。在罗马城，他们是平民拥戴的执政官和赤贫化的平民，上了战场，他们是士兵拥戴的大将军和效忠于他个人的士兵。
第二，军队是最好的个人政治资本。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军队并不是任何时间都能被强烈需要它的人所掌握按照公民兵制度，士兵只在有战事之时才被召集，战事完成之后解甲归田。更重要的是，执政官或者法务官一年一选，即便在外出征，一年兵权到期之后仍然必须从元老院获得授权才能续任。任期制阻断了将军和士兵形成紧密的联系。
格拉古兄弟死后，没有新的显贵冒头来当平民派的领袖，赤贫化平民没有老大。马略出身不高，又是乡下人，还不善于搞关系，罗马贵族的庇护关系网他根本就进不去，“马略站在交际场外”。朱古达战争中试验的募兵制在后来的日耳曼战争前被军改固定下来。广场上的赤贫化平民几乎全都进了马略的兵营，而这一去就是五年，马略连任五届执政官。军队改革建立起来的募兵制拆除了将军和士兵之间建立紧密关系的重要制度障碍，而这些从赤贫化平民摇身一变而来的士兵，“他唯一的家是兵营，他唯一的技术是战斗，他唯一的希望是将军”。战事繁重让马略长期统兵，他也确实爱兵如子，居然越权给予所有士兵罗马公民权。就这样，赤贫化平民找到了可靠的老大，也让马略拥有了庞大的庇护关系网络。恐怕连马略自己都没想到军队改革会给他带来如此强大的政治资本。这简直是天作之合。
平民派领袖有了军队，元老院不就只有束手就擒了吗？马略为什么没有推进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大业，或者说马略为什么没有提前动手干恺撒推翻共和、建立帝制的事情？这和马略的个人能力有关。马略是好将军，但不是好政治家。胜利归来的马略没有彻底毁掉元老院的动机。一方面，他心里没有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蓝图，他只是个好将军，军队改革成功了，仗打赢了，哪有那么多事情还要干？在政治上，他的眼里没有活儿。另一方面，他已经让元老院服服帖帖，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误认为这种政体极易推翻”。他严重低估了元老院在政治上的诡诈和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如此说来，在军队改革问题上雄才大略的马略真的只是个赳赳武夫，政治上根本不堪大任。对顺应民粹潮流的平民派显贵来说，格拉古兄弟能文不能武，马略能武不能文，所以他们都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有到了文武双全的恺撒手中，民粹颠覆共和的大业才能彻底完成。
第三，军队的复员安置最考验将军能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
马略不能文的短板在他第六次就任执政官之后暴露无遗。马略的前五个执政官任期都是在战场上履职的，没有考验他的治理能力和斗争水平。有新式军队，再加上战略战术，马略击溃人口众多的日耳曼部落问题不大。他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可问题是战争结束了，军队就要复员，这样一来赤贫化平民又失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很可惜，这个时候的马略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他根本拿不出政治方案来安顿复员的兄弟们，但又知道他们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他放任手下的保民官提出各种讨好平民的政策，“面包和马戏”不断升级。民粹的洪流从战场上又回到了罗马城，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回想一下盖乌斯·格拉古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土地法》安民于田，《小麦法》解决吃饭问题，《公共事业法》解决不愿务农的平民的就业问题，《殖民城市法》拓展新的城市，《行省法》解决上述法律得以执行的资金问题。马略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啊！但他没有。而且，他手下也没有治世之才，“他既不晓得如何劝化他的政敌，又不晓得如何约束他的党羽”。从战场上回了城的马略简直是一团糟，无怪乎蒙森刻薄地说“这位名将在政治上只是个无能之辈，他的野心是一个农人的野心而非一个政治家的野心”。但洪流不会停下来，马略也不甘寂寞。
第四，民粹政治家的昏招本身植根于民粹政治的非理性，而军队的加入把这种不可抑制的非理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灾难就降临了。
马略的昏招是对罗马城展开大屠杀。事情是这样的。北方蛮族被赶跑了，同盟者战争又来了，因为公民权发放的问题。这场战争“阶级”一节重点谈过。现在重要的是让马略疯狂的死对头立大功了。马略和其他将军们在同盟者战争里表现都不错，但第一名是苏拉。所以，罗马人选了苏拉当执政官，让他去对付亚洲的米特拉达梯战争。
结果老骥伏枥的马略自己要当统帅去打仗，还愣是让人把苏拉的统帅权给搅黄了。苏拉可不是善主，罗马第一次有了将军领兵回罗马夺权的事情。不过这次没有恐怖统治，没有杀人，马略也成功逃跑了。苏拉安排好秦纳和屋大维做执政官之后就带兵去亚洲打仗了。结果没过几天，秦纳主导公民大会通过法案宣布苏拉是国贼，屋大维行使了否决权，罗马就这样又分裂了。秦纳请回马略主持大局，但没想到马略竟然对罗马大开杀戒。元老50人、骑士1000人被杀，屠杀持续了五天五夜，本就败落的贵族阶级损伤大半。马略终于把憋了一辈子的愤懑完全发泄出来，代价是这个国家的根基。几个月后，马略第七次就任执政官，当了17天他就去世了。
这里我们重点看马略军队改革的政治逻辑，也就是罗马的民粹政治和军国主义结盟的关键点。
第一，募兵制是吸纳赤贫化平民最好的管道。
有了募兵制，赤贫化平民就可以参军入伍，不仅有仗打，而且领工资。这能很好地解决罗马的失业问题和它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所以，马略的募兵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机关是降低身份的门槛，不然赤贫化平民是进不了军队的。
，“他自己则征募军队，不过不是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按照阶级征募，而是允许任何人自愿参加军队，而他们大多数是无产者。……事实上，对（于）一个渴望权力的人来说，最贫苦的人是最有帮助的”。撒路斯特这段清晰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非常直接地挑破了“民粹领袖—赤贫化平民”和“野心将军—私人化士兵”之间的关联。在罗马城，他们是平民拥戴的执政官和赤贫化的平民，上了战场，他们是士兵拥戴的大将军和效忠于他个人的士兵。
第二，军队是最好的个人政治资本。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军队并不是任何时间都能被强烈需要它的人所掌握按照公民兵制度，士兵只在有战事之时才被召集，战事完成之后解甲归田。更重要的是，执政官或者法务官一年一选，即便在外出征，一年兵权到期之后仍然必须从元老院获得授权才能续任。任期制阻断了将军和士兵形成紧密的联系。
格拉古兄弟死后，没有新的显贵冒头来当平民派的领袖，赤贫化平民没有老大。马略出身不高，又是乡下人，还不善于搞关系，罗马贵族的庇护关系网他根本就进不去，“马略站在交际场外”。朱古达战争中试验的募兵制在后来的日耳曼战争前被军改固定下来。广场上的赤贫化平民几乎全都进了马略的兵营，而这一去就是五年，马略连任五届执政官。军队改革建立起来的募兵制拆除了将军和士兵之间建立紧密关系的重要制度障碍，而这些从赤贫化平民摇身一变而来的士兵，“他唯一的家是兵营，他唯一的技术是战斗，他唯一的希望是将军”。战事繁重让马略长期统兵，他也确实爱兵如子，居然越权给予所有士兵罗马公民权。就这样，赤贫化平民找到了可靠的老大，也让马略拥有了庞大的庇护关系网络。恐怕连马略自己都没想到军队改革会给他带来如此强大的政治资本。这简直是天作之合。
平民派领袖有了军队，元老院不就只有束手就擒了吗？马略为什么没有推进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大业，或者说马略为什么没有提前动手干恺撒推翻共和、建立帝制的事情？这和马略的个人能力有关。马略是好将军，但不是好政治家。胜利归来的马略没有彻底毁掉元老院的动机。一方面，他心里没有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蓝图，他只是个好将军，军队改革成功了，仗打赢了，哪有那么多事情还要干？在政治上，他的眼里没有活儿。另一方面，他已经让元老院服服帖帖，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误认为这种政体极易推翻”。他严重低估了元老院在政治上的诡诈和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如此说来，在军队改革问题上雄才大略的马略真的只是个赳赳武夫，政治上根本不堪大任。对顺应民粹潮流的平民派显贵来说，格拉古兄弟能文不能武，马略能武不能文，所以他们都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有到了文武双全的恺撒手中，民粹颠覆共和的大业才能彻底完成。
第三，军队的复员安置最考验将军能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
马略不能文的短板在他第六次就任执政官之后暴露无遗。马略的前五个执政官任期都是在战场上履职的，没有考验他的治理能力和斗争水平。有新式军队，再加上战略战术，马略击溃人口众多的日耳曼部落问题不大。他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可问题是战争结束了，军队就要复员，这样一来赤贫化平民又失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很可惜，这个时候的马略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他根本拿不出政治方案来安顿复员的兄弟们，但又知道他们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他放任手下的保民官提出各种讨好平民的政策，“面包和马戏”不断升级。民粹的洪流从战场上又回到了罗马城，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回想一下盖乌斯·格拉古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土地法》安民于田，《小麦法》解决吃饭问题，《公共事业法》解决不愿务农的平民的就业问题，《殖民城市法》拓展新的城市，《行省法》解决上述法律得以执行的资金问题。马略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啊！但他没有。而且，他手下也没有治世之才，“他既不晓得如何劝化他的政敌，又不晓得如何约束他的党羽”。从战场上回了城的马略简直是一团糟，无怪乎蒙森刻薄地说“这位名将在政治上只是个无能之辈，他的野心是一个农人的野心而非一个政治家的野心”。但洪流不会停下来，马略也不甘寂寞。
第四，民粹政治家的昏招本身植根于民粹政治的非理性，而军队的加入把这种不可抑制的非理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灾难就降临了。
马略的昏招是对罗马城展开大屠杀。事情是这样的。北方蛮族被赶跑了，同盟者战争又来了，因为公民权发放的问题。这场战争“阶级”一节重点谈过。现在重要的是让马略疯狂的死对头立大功了。马略和其他将军们在同盟者战争里表现都不错，但第一名是苏拉。所以，罗马人选了苏拉当执政官，让他去对付亚洲的米特拉达梯战争。
结果老骥伏枥的马略自己要当统帅去打仗，还愣是让人把苏拉的统帅权给搅黄了。苏拉可不是善主，罗马第一次有了将军领兵回罗马夺权的事情。不过这次没有恐怖统治，没有杀人，马略也成功逃跑了。苏拉安排好秦纳和屋大维做执政官之后就带兵去亚洲打仗了。结果没过几天，秦纳主导公民大会通过法案宣布苏拉是国贼，屋大维行使了否决权，罗马就这样又分裂了。秦纳请回马略主持大局，但没想到马略竟然对罗马大开杀戒。元老50人、骑士1000人被杀，屠杀持续了五天五夜，本就败落的贵族阶级损伤大半。马略终于把憋了一辈子的愤懑完全发泄出来，代价是这个国家的根基。几个月后，马略第七次就任执政官，当了17天他就去世了。
#罗马史纲
马略最后的昏招表明，民粹领袖和民粹民众一样，由情绪驱动是常态，而且认为自己没什么错，破坏法纪、打砸抢烧，甚至杀人屠城都是兴之所至。非理性是民粹的基本心理状态，民粹领袖和民粹民众概莫能外，挣脱宪制和法纪的缰绳对他们而言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对本国人民进行大屠杀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民粹的逻辑当中并不难理解。民粹的世界观本身就是一个我方占据道德和政治制高点的幻想世界，民粹的行动逻辑是不断地蒸腾所有人的热情，民粹的思维方式是走极端、非黑即白、势不两立。只要能量够充足，非理性的街头暴力就会上升为非理性的大屠杀。军队的民粹化正好为民粹大潮注入了十足的能量，马略的心理阴暗和扭曲使得他轻易地扣动了屠杀同胞的扳机，在屠杀的狂欢当中，被杀的元老、骑士、平民、家眷、奴隶都是罪有应得的敌人，一切人间应有的界限完全被践踏。
马略和秦纳为领袖的平民派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丧失了古典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两种美德：审慎和节制。马略在大屠杀后去世，秦纳和其他平民派成员并没有比马略更好，他们不仅没有治世之才，而且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讨好民众、践踏法纪。平民派竟然和他们的对手贵族派一样腐化和无能，完全没有带来政治新气象。民粹政治对寡头政治的道德攻击是成功的，但对它的政治取代是失败的。谁说攻击坏人的就一定是好人，难道不会同样都是坏人吗？在政治当中，往往后者的概率更大。当这种坏人和坏人缠斗在一起的局面发生之时，整个国家的溃败就不远了。
不过，贵族派尽管遭遇屠戮，还有一息尚存，因为苏拉在大屠杀之时统兵在外。苏拉代表的贵族派能够力挽狂澜救共和于大厦将倾吗？没有。他带来的暂时的稳定只是共和的回光返照。贵族最后的反扑再强硬，终究还是敌不过民粹对共和宪制的一再打击和对共和民情的不断腐化，何况腐化的贵族派自己也肆无忌惮地破坏共和的宪制和法纪。
马略最后的昏招表明，民粹领袖和民粹民众一样，由情绪驱动是常态，而且认为自己没什么错，破坏法纪、打砸抢烧，甚至杀人屠城都是兴之所至。非理性是民粹的基本心理状态，民粹领袖和民粹民众概莫能外，挣脱宪制和法纪的缰绳对他们而言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对本国人民进行大屠杀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民粹的逻辑当中并不难理解。民粹的世界观本身就是一个我方占据道德和政治制高点的幻想世界，民粹的行动逻辑是不断地蒸腾所有人的热情，民粹的思维方式是走极端、非黑即白、势不两立。只要能量够充足，非理性的街头暴力就会上升为非理性的大屠杀。军队的民粹化正好为民粹大潮注入了十足的能量，马略的心理阴暗和扭曲使得他轻易地扣动了屠杀同胞的扳机，在屠杀的狂欢当中，被杀的元老、骑士、平民、家眷、奴隶都是罪有应得的敌人，一切人间应有的界限完全被践踏。
马略和秦纳为领袖的平民派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丧失了古典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两种美德：审慎和节制。马略在大屠杀后去世，秦纳和其他平民派成员并没有比马略更好，他们不仅没有治世之才，而且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讨好民众、践踏法纪。平民派竟然和他们的对手贵族派一样腐化和无能，完全没有带来政治新气象。民粹政治对寡头政治的道德攻击是成功的，但对它的政治取代是失败的。谁说攻击坏人的就一定是好人，难道不会同样都是坏人吗？在政治当中，往往后者的概率更大。当这种坏人和坏人缠斗在一起的局面发生之时，整个国家的溃败就不远了。
不过，贵族派尽管遭遇屠戮，还有一息尚存，因为苏拉在大屠杀之时统兵在外。苏拉代表的贵族派能够力挽狂澜救共和于大厦将倾吗？没有。他带来的暂时的稳定只是共和的回光返照。贵族最后的反扑再强硬，终究还是敌不过民粹对共和宪制的一再打击和对共和民情的不断腐化，何况腐化的贵族派自己也肆无忌惮地破坏共和的宪制和法纪。
#罗马史纲
内战对任何悠长的文明来说都是难以逃脱的创伤和痛苦。孟子就对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大规模内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内战之所以对共同体和其中的人伤害如此之深，根源在于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矛盾和悖论。既然是“内”，何必开战？既已开战，“内”“外”又将如何区分？内战在根本上把“我们是谁”这个本来就难以回答和安顿的大问题变得更加模糊难辨，在和同胞的血腥厮杀之中，一连串灵魂拷问都会变得没有办法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他们不是我们吗？他们为什么不是我们？如果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又是谁，他们又是谁？有位非常著名的公法学家曾经这样感慨过：
内战有其特别残酷的方面。内战是兄弟阋墙，因为它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包括对手在内的政治统一体之内进行，在同一个法律制度之内进行，因为，交战的双方同样绝对坚持和绝对否定这个共同的统一体。双方都绝对地和无条件地将对手视为不义的一方。它们以正义的名义取消对手的正义性。
内战意味着“我们人民”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军事集团展开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要将曾经的公民兄弟置之死地而后快。双方都同时绝对坚持“这个国是我们的国”和“这个国不是他们的国”，在这种坚持当中，双方都坚决地把对方从“我们人民”当中排除出去，成了敌人，成了绝对的“他者”（Other）。双方都自以为正义而且对方不义，双方都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完整而丧心病狂地破坏共同体的完整，双方都在毁灭对方的过程中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共同体。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朋友成仇、战友断义……曾经所有美好的“在一起”，如今都变成了冷冰冰、恶狠狠乃至血淋淋的“弄死你”。正是因为同胞之间的极度敌对，所有人的是非标准都被严重地颠覆了，所以，“内战不仅危险，而且会导致道德沦丧”。对一个经历残酷内战的国家来说，它承受的不只是看得见的巨大破坏，更是看不见的道德亏空。
内战对任何悠长的文明来说都是难以逃脱的创伤和痛苦。孟子就对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大规模内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内战之所以对共同体和其中的人伤害如此之深，根源在于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矛盾和悖论。既然是“内”，何必开战？既已开战，“内”“外”又将如何区分？内战在根本上把“我们是谁”这个本来就难以回答和安顿的大问题变得更加模糊难辨，在和同胞的血腥厮杀之中，一连串灵魂拷问都会变得没有办法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他们不是我们吗？他们为什么不是我们？如果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又是谁，他们又是谁？有位非常著名的公法学家曾经这样感慨过：
内战有其特别残酷的方面。内战是兄弟阋墙，因为它是在一个共同体的，包括对手在内的政治统一体之内进行，在同一个法律制度之内进行，因为，交战的双方同样绝对坚持和绝对否定这个共同的统一体。双方都绝对地和无条件地将对手视为不义的一方。它们以正义的名义取消对手的正义性。
内战意味着“我们人民”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军事集团展开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要将曾经的公民兄弟置之死地而后快。双方都同时绝对坚持“这个国是我们的国”和“这个国不是他们的国”，在这种坚持当中，双方都坚决地把对方从“我们人民”当中排除出去，成了敌人，成了绝对的“他者”（Other）。双方都自以为正义而且对方不义，双方都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完整而丧心病狂地破坏共同体的完整，双方都在毁灭对方的过程中既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共同体。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朋友成仇、战友断义……曾经所有美好的“在一起”，如今都变成了冷冰冰、恶狠狠乃至血淋淋的“弄死你”。正是因为同胞之间的极度敌对，所有人的是非标准都被严重地颠覆了，所以，“内战不仅危险，而且会导致道德沦丧”。对一个经历残酷内战的国家来说，它承受的不只是看得见的巨大破坏，更是看不见的道德亏空。
#罗马史纲
总体而言，大而富的罗马变得极度贫富不均，社会分裂已经出现；格拉古兄弟改革正式启动了民粹潮流，共和被分裂成平民派和贵族派；马略的军队改革客观造成了军队私有化，军队加入了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内战就很难避免了。我们要看清楚“人”，更要搞明白“势”。但势头不对的时候，一个国家败坏的速度快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总体而言，大而富的罗马变得极度贫富不均，社会分裂已经出现；格拉古兄弟改革正式启动了民粹潮流，共和被分裂成平民派和贵族派；马略的军队改革客观造成了军队私有化，军队加入了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内战就很难避免了。我们要看清楚“人”，更要搞明白“势”。但势头不对的时候，一个国家败坏的速度快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罗马史纲
从好的方面来看，被恐怖威慑的人民不会真正对恐怖的实施者心悦诚服。这甚至不是因为人民有多高尚、有多充满正义感，而是恐怖的心理机制本身是让人失去道德能力。说白了，恐怖就是把还活着的人都“吓傻了”。吓傻了的人像木头一样，没有道德判断力和行动力，甚至连感知力都丧失了。他们怎么可能做出服从的道德判断？服从只不过是呆若木鸡的机械反应罢了。没有心，哪里来的心悦诚服！
从坏的方面来看，被恐怖威慑的人民会因为保命而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杀人取赏、趁机敛财、公报私仇、出卖朋友、撒谎告密，人性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邪恶的部分全部喷涌而出。
从好的方面来看，被恐怖威慑的人民不会真正对恐怖的实施者心悦诚服。这甚至不是因为人民有多高尚、有多充满正义感，而是恐怖的心理机制本身是让人失去道德能力。说白了，恐怖就是把还活着的人都“吓傻了”。吓傻了的人像木头一样，没有道德判断力和行动力，甚至连感知力都丧失了。他们怎么可能做出服从的道德判断？服从只不过是呆若木鸡的机械反应罢了。没有心，哪里来的心悦诚服！
从坏的方面来看，被恐怖威慑的人民会因为保命而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杀人取赏、趁机敛财、公报私仇、出卖朋友、撒谎告密，人性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邪恶的部分全部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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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纲
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罗马已经不是原来的罗马了。罗马已经不是刚刚建立时那个小而穷的城邦，而是变成了大而富的世界帝国；罗马已经不是团结一致的铁拳，而是变成了贵族和平民都腐化堕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罗马已经不再是公民为国征战获得荣誉和财富的共同体，而是变成了将军当老板、流民来打工的无数“公司”……罗马变了，大了、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坏了。复古政治最大的缺点，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叫作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以为问题还是这么些问题，祖宗成法睿智无比，一切的混乱只要有原汁原味的老办法就能迎刃而解。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所以，不是苏拉不够厉害，是他的立场牢牢地绑架了他看世界的方向，他往回看，哪怕是余光已经瞟到了未来，但他仍然坚决地带着罗马往回走。无数的历史证明，过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强大如苏拉，也不可能扭转大势。
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罗马已经不是原来的罗马了。罗马已经不是刚刚建立时那个小而穷的城邦，而是变成了大而富的世界帝国；罗马已经不是团结一致的铁拳，而是变成了贵族和平民都腐化堕落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罗马已经不再是公民为国征战获得荣誉和财富的共同体，而是变成了将军当老板、流民来打工的无数“公司”……罗马变了，大了、复杂了，最重要的是，坏了。复古政治最大的缺点，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叫作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以为问题还是这么些问题，祖宗成法睿智无比，一切的混乱只要有原汁原味的老办法就能迎刃而解。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所以，不是苏拉不够厉害，是他的立场牢牢地绑架了他看世界的方向，他往回看，哪怕是余光已经瞟到了未来，但他仍然坚决地带着罗马往回走。无数的历史证明，过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强大如苏拉，也不可能扭转大势。
#罗马史纲
看看罗马的改革，真是“左右为难”。左手格拉古兄弟的平民派激进改革不行，右手苏拉的贵族派复古改革也不行。实质上，他们都违反了改革的基本策略：旧瓶装新酒。它的意思是，要把大家（包括贵族和平民，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熟悉的旧章法巧妙变通成解决新问题的新机制。历史上最重大也最成功的“旧瓶装新酒”当属英国光荣革命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它似乎延续了公元11世纪诺曼征服以来的英国君主制传统，甚至和13世纪形成的“王在议会”（King-in-Parliament）看起来没什么差别，甚至国王仍然拥有很多革命前的专权。但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从宫廷变成了议会，国家的政治斗争机制从争宠变成了政党政治，国家的统治核心从封建贵族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问题、宗教问题、海外扩张问题、反腐败和公共财政建设问题等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都在新制度搭建的新机制系统当中得到稳步的解决。因此，光荣革命成为顶级的改革典范。
看看罗马的改革，真是“左右为难”。左手格拉古兄弟的平民派激进改革不行，右手苏拉的贵族派复古改革也不行。实质上，他们都违反了改革的基本策略：旧瓶装新酒。它的意思是，要把大家（包括贵族和平民，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熟悉的旧章法巧妙变通成解决新问题的新机制。历史上最重大也最成功的“旧瓶装新酒”当属英国光荣革命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它似乎延续了公元11世纪诺曼征服以来的英国君主制传统，甚至和13世纪形成的“王在议会”（King-in-Parliament）看起来没什么差别，甚至国王仍然拥有很多革命前的专权。但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从宫廷变成了议会，国家的政治斗争机制从争宠变成了政党政治，国家的统治核心从封建贵族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问题、宗教问题、海外扩张问题、反腐败和公共财政建设问题等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都在新制度搭建的新机制系统当中得到稳步的解决。因此，光荣革命成为顶级的改革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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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古兄弟没有找好合适的旧瓶子，在我看来，这个旧瓶子应该是元老院和它制定的法律，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已经颁布过的对平民友好的法律。比如公职向平民开放的《李锡尼法》，再比如保证平民大会决议有法律效力的《霍腾西亚法》，等等。不打破元老院这个旧瓶子，基本的团结就还有保证，措施的出台就还有合法的权威，大问题的解决就还有合乎体制的平台和管道。打破了，新酒便无处封装，就变成了冲毁一切的洪流。
格拉古兄弟没有找好合适的旧瓶子，在我看来，这个旧瓶子应该是元老院和它制定的法律，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已经颁布过的对平民友好的法律。比如公职向平民开放的《李锡尼法》，再比如保证平民大会决议有法律效力的《霍腾西亚法》，等等。不打破元老院这个旧瓶子，基本的团结就还有保证，措施的出台就还有合法的权威，大问题的解决就还有合乎体制的平台和管道。打破了，新酒便无处封装，就变成了冲毁一切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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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的复古改革是旧瓶装旧酒，对新形势几乎视而不见。他倒是也承认了给意大利全境人民发放公民权的《尤利乌斯公民法》，但崛起的赤贫化平民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得用什么样的正式体制加以组织和安顿？海量的赤贫化平民加入募兵制支撑起来的新式罗马军队，得用什么样的正式体制防止兵随将转和军队私有化？一个个像苏拉一样崛起的新军阀跃跃欲试，是执政官隔8年才能再次参选的老规矩挡得住的吗？被野心家挤满了的元老院，还能够像从前一样有商有量、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吗？光给元老院恢复核心政治地位和权力，甚至加上架空公民大会和保民官职位，都应对不了已经恣意奔腾的新酒。旧瓶自然也就被冲毁，旧酒只不过是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酸汁。
苏拉的复古改革是旧瓶装旧酒，对新形势几乎视而不见。他倒是也承认了给意大利全境人民发放公民权的《尤利乌斯公民法》，但崛起的赤贫化平民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得用什么样的正式体制加以组织和安顿？海量的赤贫化平民加入募兵制支撑起来的新式罗马军队，得用什么样的正式体制防止兵随将转和军队私有化？一个个像苏拉一样崛起的新军阀跃跃欲试，是执政官隔8年才能再次参选的老规矩挡得住的吗？被野心家挤满了的元老院，还能够像从前一样有商有量、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吗？光给元老院恢复核心政治地位和权力，甚至加上架空公民大会和保民官职位，都应对不了已经恣意奔腾的新酒。旧瓶自然也就被冲毁，旧酒只不过是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酸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