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台湾在文化上亲近、但政治上远离的大陆，是迁移体制中的异数。政府对各个阶层的大陆劳工都关上大门，因为台湾社会担心他们会很快、容易地同化。相比之下，东南亚与台湾在语言与外表上的差异，使得雇主国更容易监管这些种族他者，并巩固他们的从属地位。强调种族差异的可见性，让台湾的迁移体制与其他邻近国家大不相同。例如，韩国政府虽已开始招聘东南亚移工到工厂工作，但家务劳动和照顾工作仍保留给了朝鲜族（韩国裔的中国公民），因为偏好民族和语言上的亲近。
2. 除了外籍监护工，婚姻移民也成为台湾招募低照顾人力的机制。2003年的就业服务法修改，开放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籍配偶（不包括大陆籍配偶）享有工作权。2009年进一步松绑大陆配偶的就业管制。根据内政部调查，移民配偶的就业率明显高于台湾妇女的就业率，绝大部分从事服务业。通晓中文的大陆配偶，是医院和养护机构的看护人力重要来源。虽然本地看护的工资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于枯燥的处境和长工时，很少非移民劳工愿意投入。此外，许多大陆配偶也是老荣民（编者注：1949年前后随蒋氏政权到台的军人）的无偿照顾者，政府默许这种「照顾婚姻」作为一种福利外包的机制，强化了照顾的「再家庭化」。
3. 大陆配偶填补了亲密照顾工作的劳动力短缺，将婚姻移民变成了事实上的低端劳动移民。
4. 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担起了由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女性所移转出来的照顾工作，与此同时，她们留在家乡的小孩，由来自更贫穷家庭的当地劳动女性来照顾。
telegra.ph/巷仔口社会学丨再访跨国灰姑娘台湾的照顾与迁移体制-06-13
书籍下载： https://t.me/labor_one/3921
2. 除了外籍监护工，婚姻移民也成为台湾招募低照顾人力的机制。2003年的就业服务法修改，开放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籍配偶（不包括大陆籍配偶）享有工作权。2009年进一步松绑大陆配偶的就业管制。根据内政部调查，移民配偶的就业率明显高于台湾妇女的就业率，绝大部分从事服务业。通晓中文的大陆配偶，是医院和养护机构的看护人力重要来源。虽然本地看护的工资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于枯燥的处境和长工时，很少非移民劳工愿意投入。此外，许多大陆配偶也是老荣民（编者注：1949年前后随蒋氏政权到台的军人）的无偿照顾者，政府默许这种「照顾婚姻」作为一种福利外包的机制，强化了照顾的「再家庭化」。
3. 大陆配偶填补了亲密照顾工作的劳动力短缺，将婚姻移民变成了事实上的低端劳动移民。
4. 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担起了由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女性所移转出来的照顾工作，与此同时，她们留在家乡的小孩，由来自更贫穷家庭的当地劳动女性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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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仔口社会学丨再访跨国灰姑娘：台湾的照顾与迁移体制
编者 按
脆弱性不应该只被消极地辨识，唯有基于一系列具身化的社会关系（包括抵抗实践）才能具有意义。将脆弱性视为具身化之社会关系与行动的一环，能帮助我们理解抵抗的方式是如何出现、以及为何会出现。尽管支配不见得会伴随抵抗而来，但如果我们的权力框架无法掌握脆弱性和抵抗共同作用的方式，恐怕就无法分辨出那些由脆弱性中所开展出的抵抗基地（site）。
telegra.ph/非暴力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以脆弱者为首的阶级-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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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以「脆弱者」为首的阶级
文：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生活在无数暴行和无谓死亡肆虐的年代，因此，一个庞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就此形成：即我们能通过哪些表现模式来理解这种暴力？有些人会认为，全球与地方当局都必须辨别出弱势团体，并为他们提供保护。虽然我并不反对以更多「弱势证明文档」（vulnerability papers）使更多移民得以越境，但我想厘清的是，这种话语和权力的特殊形式，是否能掌握问题的内核。 诚如所见，如今备受批评的症结点是，对「弱势团体」的论述将再现家长式权力，并把利益与约束权力…
1. 因为管理的需求，男女分隔，我与姊妹无法同住，只能在机构安排的时间下短暂相聚，且教保员、生辅员也经常流动；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稳定的依附关系，只能逼迫自己早点成熟。
2. 周一到周五上学日，白天我们过着一般学校生活，晚上回家则要一起帮忙打扫生活环境、轮流洗碗、洗衣，以及晚自习，我们不太能够有课外的娱乐活动，如跟朋友相约看电影、听演唱会，因为凡是无法配合院内作息的活动规划，机构皆难以应允。
3. 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为常在数学科目上感到挫败，向院方争取补习的机会，但是院方回绝：「院里有提供课辅，你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给你，那其他人怎么办？」院童非但没有获得补习的机会，还被管理者粘贴负面标签，不仅经常在院童背后说三道四，放任其他院童对这位敢于争取自己权利的孩子言语、关系霸凌，甚至，当她长了荨麻疹向机构寻求外出就医的许可时，却被大人揶揄：「你是不是又在找碴。」
4. 作为一位院童，要先遵守院内规范，且学会揣摩上意，思考机构是否有办法提供、大人是否能够接受。换言之，长期以来院童被养成一种站在机构（或大人）的立场，思考自身需求的生存心态。
5. 我自己则是在高中三年的暑假，跟机构中一位很有权力的管理者发生冲突，或许因为对于机构的管理表达意见，使管理者感到权力位置遭到侵犯，非常生气，不仅对我破口大骂，原本还会提早叫我起床赶搭校车、帮忙准备隔天早餐的大人，突然完全不理会我，我自己也对于大人不公平的对待感到不悦，但很不巧，我的零用钱都被大人管理，纵使每次中午吃饭，或者想要在肚子饿时能够买点心果腹，却不敢向管理者伸手拿钱。
6. 和大人吵架的过程，我感受权威的教养环境，让我在弟弟妹妹面前非常没有尊严，且还得承担饥饿的难受，加上难以适应不同个性与特质的同侪，亦没有一个照顾者有时间听我述说内心的难过，我经常陷入愤怒和悲伤的情绪泥淖中，有好几度怨恨自己的出生，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7. 声称能够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机构，管理的意涵却远大于实质教养的使命。
8. 院童除了必须遵照统一的作息规划，并恪守院规，否则就会遭到惩罚，一切的物质需求、活动、想望也全部在机构权威管训的场域被安排，院童在其中固然顺利长大，但大人的全权安排却也使得院童无法选择育幼院没有提供的生活方案，同时因缺乏自主管理、选择能力的培养，当未来有多元的机会可供选择时，却连为自己发声、争取的意愿和语言都逐渐丧失。
9. 也就是，我不知道该要什么、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可以获得这些东西吗？我有资格拥有吗？这些无止境对自我的质问、否定，从我在育幼院生活到离开机构多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如英国哲学家萨耶尔（Andrew Sayer）所说：「贫穷对底层阶级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的罪。」
10. 我记得有位国中就已离院的院生向我陈述，自己刚离院时，不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不敢进去餐厅吃饭，我自己则是不知该如何挑选眼镜，害怕光临美容院剪头发，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很俗，自己不配在这种象征高级的场所，否则就会感到坐立难安。和权威人士交互过程也常不知道眼睛该如何注视对方，讲话容易结巴，深怕自己讲错话，得罪他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觉得丢脸。
11. 这种自我评价的羞耻感，常是贫穷阶级再制的重要原因。我们从进到育幼院就一直被教养自己不值得拥有什么、要如何看脸色才能拿到资源，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道德教育，也会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个体生命长久的铭刻。
12. 对生活想像的局限，奠基于物质资源的匮乏，我们会习惯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熟悉的一条路，就如很多院生会选择从事餐饮工作或相关科系，只因为机构中的哥哥姊姊都这么选择。
telegra.ph/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十三年在体验多年的贫穷耻感和标签后-06-13
2. 周一到周五上学日，白天我们过着一般学校生活，晚上回家则要一起帮忙打扫生活环境、轮流洗碗、洗衣，以及晚自习，我们不太能够有课外的娱乐活动，如跟朋友相约看电影、听演唱会，因为凡是无法配合院内作息的活动规划，机构皆难以应允。
3. 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为常在数学科目上感到挫败，向院方争取补习的机会，但是院方回绝：「院里有提供课辅，你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给你，那其他人怎么办？」院童非但没有获得补习的机会，还被管理者粘贴负面标签，不仅经常在院童背后说三道四，放任其他院童对这位敢于争取自己权利的孩子言语、关系霸凌，甚至，当她长了荨麻疹向机构寻求外出就医的许可时，却被大人揶揄：「你是不是又在找碴。」
4. 作为一位院童，要先遵守院内规范，且学会揣摩上意，思考机构是否有办法提供、大人是否能够接受。换言之，长期以来院童被养成一种站在机构（或大人）的立场，思考自身需求的生存心态。
5. 我自己则是在高中三年的暑假，跟机构中一位很有权力的管理者发生冲突，或许因为对于机构的管理表达意见，使管理者感到权力位置遭到侵犯，非常生气，不仅对我破口大骂，原本还会提早叫我起床赶搭校车、帮忙准备隔天早餐的大人，突然完全不理会我，我自己也对于大人不公平的对待感到不悦，但很不巧，我的零用钱都被大人管理，纵使每次中午吃饭，或者想要在肚子饿时能够买点心果腹，却不敢向管理者伸手拿钱。
6. 和大人吵架的过程，我感受权威的教养环境，让我在弟弟妹妹面前非常没有尊严，且还得承担饥饿的难受，加上难以适应不同个性与特质的同侪，亦没有一个照顾者有时间听我述说内心的难过，我经常陷入愤怒和悲伤的情绪泥淖中，有好几度怨恨自己的出生，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7. 声称能够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机构，管理的意涵却远大于实质教养的使命。
8. 院童除了必须遵照统一的作息规划，并恪守院规，否则就会遭到惩罚，一切的物质需求、活动、想望也全部在机构权威管训的场域被安排，院童在其中固然顺利长大，但大人的全权安排却也使得院童无法选择育幼院没有提供的生活方案，同时因缺乏自主管理、选择能力的培养，当未来有多元的机会可供选择时，却连为自己发声、争取的意愿和语言都逐渐丧失。
9. 也就是，我不知道该要什么、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可以获得这些东西吗？我有资格拥有吗？这些无止境对自我的质问、否定，从我在育幼院生活到离开机构多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如英国哲学家萨耶尔（Andrew Sayer）所说：「贫穷对底层阶级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的罪。」
10. 我记得有位国中就已离院的院生向我陈述，自己刚离院时，不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不敢进去餐厅吃饭，我自己则是不知该如何挑选眼镜，害怕光临美容院剪头发，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很俗，自己不配在这种象征高级的场所，否则就会感到坐立难安。和权威人士交互过程也常不知道眼睛该如何注视对方，讲话容易结巴，深怕自己讲错话，得罪他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觉得丢脸。
11. 这种自我评价的羞耻感，常是贫穷阶级再制的重要原因。我们从进到育幼院就一直被教养自己不值得拥有什么、要如何看脸色才能拿到资源，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道德教育，也会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个体生命长久的铭刻。
12. 对生活想像的局限，奠基于物质资源的匮乏，我们会习惯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熟悉的一条路，就如很多院生会选择从事餐饮工作或相关科系，只因为机构中的哥哥姊姊都这么选择。
telegra.ph/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十三年在体验多年的贫穷耻感和标签后-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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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十三年：在体验多年的贫穷、耻感和标签后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次经历育幼院的那些日子。」 虽然已经离院4年，每每想到自己在育幼院生活的总总，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这句话。13年的育幼院经验，我希望不再尘封于心底成为每夜的梦魇，而是一个想为同在无望的池畔载浮载沉的机构院童与离院生，争取权利、燃起希望的信念，这个初衷需要从我个人的故事开始谈起。 我出生于清寒的家庭，5岁时母亲因为子宫颈病变去世，父亲那时超过65岁，与亲戚朋友的关系几乎断裂，长年靠自己支撑整个家庭。我们一家总共有五口，包含父亲和我在内，另有兄、姊、妹三人。目前哥哥已在…
「可以畀全世界睇到，原来喺香港，同性伴侣系连为去世伴侣撒骨灰都系唔可以，都容不下…」
「而家吴翰林都走咗，但到呢一刻我哋嘅婚姻都唔被承认」
telegra.ph/被拒处理亡夫后事-男同志申司法覆核获受理-律政司申先处理搁置许可获批--立场报道--立场新闻-06-14
「而家吴翰林都走咗，但到呢一刻我哋嘅婚姻都唔被承认」
telegra.ph/被拒处理亡夫后事-男同志申司法覆核获受理-律政司申先处理搁置许可获批--立场报道--立场新闻-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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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处理亡夫后事 男同志申司法覆核获受理 律政司申先处理搁置许可获批
律政司申先处理搁置许可获批曾两度就同性伴侣的继承权及居屋住权提司法覆核的男同志吴翰林，去年 12 月自杀身亡，其丈夫李亦豪因无法以「配偶」身份处理吴翰林后事，入禀高院提司法覆核，挑战相关条例中「配偶」定义。高院早前批出许可受理覆核，律政司则申请搁置相关许可，并于今日申请将搁置许可聆讯与司法覆核正审分开处理，获法官周家明批准。 律政司指李已获准处理吴的大部分身后事，只有撒骨灰事宜尚待处理，李的申请流于学术讨论，并无逼切性尽快处理。李亦豪于庭外表示，亡夫的骨灰现暂由他保管，惟吴母现拒绝授权他处理撒骨灰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