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舆论对男人和女人审美的区别，是对人与物的区别】
父权制对男女性的双标审美评价标准，目的是为了让男人成为“大写的人”、父权制基石，让女人自我物化和矮化，为外貌耗尽精力。父权制文化下的大众舆论（包括男人和女人）对男人的审美评价方式：聪明、有才华、有钱、有地位、懂很多，智商碾压，各种各样的维度，只要他有优秀一面、意味着在某一方有权势即可（阳刚之气本质就是征服与权势的隐喻）即使长得帅也可以成为演员/明星/颜值的权威。
对女人的评价方式，永远只有三把尺子：美丽、年轻、顺从。
社会对男人的审美是多维度的审美，多角度地欣赏一个人“优秀”的一面。评价一个男人：只要有其中一面优秀就行，能成为某一方面的权威。
至于其他劣势面，比如说长得很一般、很矮，在其他维度的优秀面前，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而对女人的审美是从男性本位的实用角度出发，来评价一个女人“对我有没有用”：
美丽：赏心悦目，令人眼睛愉悦，最重要是性价值高。年轻：美丽，生育能力强，而且天真烂漫，不经世事，容易控制。顺从：不反抗，容易控制，方便剥削。注意，这里的顺从不仅仅指“乖巧”，更指的是遵从男本位的价值观，以此要求自己并批判其他同性的女人，比如说各种网上女德大师“好女人”，以及热衷于打击“害了男人”的女人等行为，以及乃万这种“号召女孩为了心爱的男孩子多体谅、多付出”的行为。
年轻美丽是必须的，其他标准都得往后放，甚至其他方面越不优秀越好。毕竟优秀表示在某个领域有话语权，不好控制。
大众对一个男人的评价，本质上是对人的欣赏方式，不是从“对我有没有用”去评价，更多只是挖掘他的长处并赞美。本质上这种审美方式是鞭策他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不论是长相的权威（神颜顶流）、学术的权威、知识的权威、行业的权威，成为“父权统治的根基”。
比如说博物杂志的无穷小亮哪怕长得不怎么样也因为过硬的专业水平受到女粉丝的爱慕，“想嫁”“仔细看他很可爱啊”。比如说新垣结衣的丈夫星野源，才华横溢但长相平平，依然得到知名美女的爱慕，以及大众的祝福“好般配”“男才女貌”（别说有人骂他们丑哈，当我们讨论现象的时候要看占比）。
这样的男性身边一般不缺美女爱慕的。
而对一个女人的评价，是完全功利化的，是对待物的评价方式。如果她要得到高评价，必须优先满足男人的“美丽年轻顺从”的需求价值。
甚至如果女人在美丽顺从年轻以外的其他方面优秀，还是有害的，优秀意味着“有自己的追求”，不听话，叛逆，违背了“顺从”的要求。
比如说，哪怕是有才华如余秀华，依然因为对李健的公开示爱而受到持续不断的、一边倒的网络攻击、谩骂、羞辱。比如说中年长相清秀的女医生因征婚消息被发到网上而受尽各种羞辱。比如说有钱如董明珠依然被羞辱“又丑又老的老女人”。
因此，性别倒转，老丑的“优秀女人”，是没有帅哥愿意爱的。哪怕是小年轻帅哥爱慕的“御姐”，也必须是美丽、会打扮、不失魅力。
而不优秀的丑女人、老女人，更是社会中隐形的、不被问津的。
物化：当我们评价一个无生命无感情的物件时，评价的方式就是：它对我有没有价值，如欣赏价值、使用价值、投资价值。它好不好用。你不需要关注它的内心世界、它的人生、它的思想深度、它的痛苦与挣扎。
对女人的年轻美丽顺从至上的评价标准也是同理。社会对女人的评价标准，就是对物品的评价标准。只需要她能满足男人的需求价值就行。
哪怕是媒体的新闻评价报道，对待男嫌疑人/男受害者更优先于是挖掘他的“处境之难”，关注他的内心世界，关注他的苦难成因；与此同时，对待女性，则是“年轻美丽就去世好可惜”，或者是“对男人不忠、不老实、败光男人钱、捞女”，完全从男性的角度去“评价价值”，而真正愿意挖掘她们内心世界的媒体报道，少人问津。
而在这种严重双重标准的审美下成长，女人必须在意自己的外貌，在外貌和“青春”上投资更多。毕竟对此的评价占据了女人必须面临的社会评价的核心基本地位，它是个“必须满足”的评价标准，而不是像男人一样长得好看只是其中一个“欣赏维度”。
所以女人必须要化上美丽的妆，出席工作及其他重要社交场合才显得“尊重”。美丽是她的义务。与此同时，对男人的要求则是“整洁不失体面”，穿看上去有权威的西装，以便他不会因着装打扮丧失基本话语权。
女人把这种普遍的社会评价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相对必然会弱化了她对自我在其他方面可能性的的关注、追求和探索。因为她们知道，女人只要“在外貌上胜出”即可，其他方面是不被期待的。
所以说，内化了这种双标的审美标准以后，女性必须比起男性，花费更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在投资外貌上。这是她们要得到高社会评价的“必经途径”。在这个前提下，她们要是拒绝这个评价体系，意味着或多或少面临被划出到“正常生活”外的命运。
哪怕是女权主义者本身要以自己出名，也是越漂亮美丽，得到的评价越高。
相对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女性群体必然付出更少的精力时间资源放在探索自我上（当然不少有优秀的女性在尽职尽责做好必须的“外貌管理”的同时发展自我，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也有更多的女性认为美丽是最大任务，只要嫁个好男人就行，其他自我发展都没有太大价值）。
习惯了自我物化后，女人也容易用同一套双标审美标准来物化其他女人：
女明星必须每个五官都标准对称，每个器官都必须用尺子量度看是否符合“黄金比例”，否则就是“比例差”“肩膀不够薄不够直角”“外貌管理不及格”“身材管理太差”“腕线不过裆”。再美的天仙都能挑出“颅顶低”的毛病。而男明星，长得五花八门，再奇形怪状依然能从“魅力”“风格”“特色”上去各种花式欣赏。眼睛小是有男性魅力的、有特色；长得矮但身材好呀，哪怕又矮又比例不好，脸好看呀。因此，这套双标审美体系的作用不言自明：
鼓励男人追求自我价值，成为领域权威，“父权基石”；物化女人，矮化女性，剥夺她追求自我的时间精力金钱，为了本质上更好服务男人的“美丽年轻顺从”的审美标准而耗尽精力，在相互批评中内部自我消磨。 source
父权制对男女性的双标审美评价标准，目的是为了让男人成为“大写的人”、父权制基石，让女人自我物化和矮化，为外貌耗尽精力。父权制文化下的大众舆论（包括男人和女人）对男人的审美评价方式：聪明、有才华、有钱、有地位、懂很多，智商碾压，各种各样的维度，只要他有优秀一面、意味着在某一方有权势即可（阳刚之气本质就是征服与权势的隐喻）即使长得帅也可以成为演员/明星/颜值的权威。
对女人的评价方式，永远只有三把尺子：美丽、年轻、顺从。
社会对男人的审美是多维度的审美，多角度地欣赏一个人“优秀”的一面。评价一个男人：只要有其中一面优秀就行，能成为某一方面的权威。
至于其他劣势面，比如说长得很一般、很矮，在其他维度的优秀面前，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而对女人的审美是从男性本位的实用角度出发，来评价一个女人“对我有没有用”：
美丽：赏心悦目，令人眼睛愉悦，最重要是性价值高。年轻：美丽，生育能力强，而且天真烂漫，不经世事，容易控制。顺从：不反抗，容易控制，方便剥削。注意，这里的顺从不仅仅指“乖巧”，更指的是遵从男本位的价值观，以此要求自己并批判其他同性的女人，比如说各种网上女德大师“好女人”，以及热衷于打击“害了男人”的女人等行为，以及乃万这种“号召女孩为了心爱的男孩子多体谅、多付出”的行为。
年轻美丽是必须的，其他标准都得往后放，甚至其他方面越不优秀越好。毕竟优秀表示在某个领域有话语权，不好控制。
大众对一个男人的评价，本质上是对人的欣赏方式，不是从“对我有没有用”去评价，更多只是挖掘他的长处并赞美。本质上这种审美方式是鞭策他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不论是长相的权威（神颜顶流）、学术的权威、知识的权威、行业的权威，成为“父权统治的根基”。
比如说博物杂志的无穷小亮哪怕长得不怎么样也因为过硬的专业水平受到女粉丝的爱慕，“想嫁”“仔细看他很可爱啊”。比如说新垣结衣的丈夫星野源，才华横溢但长相平平，依然得到知名美女的爱慕，以及大众的祝福“好般配”“男才女貌”（别说有人骂他们丑哈，当我们讨论现象的时候要看占比）。
这样的男性身边一般不缺美女爱慕的。
而对一个女人的评价，是完全功利化的，是对待物的评价方式。如果她要得到高评价，必须优先满足男人的“美丽年轻顺从”的需求价值。
甚至如果女人在美丽顺从年轻以外的其他方面优秀，还是有害的，优秀意味着“有自己的追求”，不听话，叛逆，违背了“顺从”的要求。
比如说，哪怕是有才华如余秀华，依然因为对李健的公开示爱而受到持续不断的、一边倒的网络攻击、谩骂、羞辱。比如说中年长相清秀的女医生因征婚消息被发到网上而受尽各种羞辱。比如说有钱如董明珠依然被羞辱“又丑又老的老女人”。
因此，性别倒转，老丑的“优秀女人”，是没有帅哥愿意爱的。哪怕是小年轻帅哥爱慕的“御姐”，也必须是美丽、会打扮、不失魅力。
而不优秀的丑女人、老女人，更是社会中隐形的、不被问津的。
物化：当我们评价一个无生命无感情的物件时，评价的方式就是：它对我有没有价值，如欣赏价值、使用价值、投资价值。它好不好用。你不需要关注它的内心世界、它的人生、它的思想深度、它的痛苦与挣扎。
对女人的年轻美丽顺从至上的评价标准也是同理。社会对女人的评价标准，就是对物品的评价标准。只需要她能满足男人的需求价值就行。
哪怕是媒体的新闻评价报道，对待男嫌疑人/男受害者更优先于是挖掘他的“处境之难”，关注他的内心世界，关注他的苦难成因；与此同时，对待女性，则是“年轻美丽就去世好可惜”，或者是“对男人不忠、不老实、败光男人钱、捞女”，完全从男性的角度去“评价价值”，而真正愿意挖掘她们内心世界的媒体报道，少人问津。
而在这种严重双重标准的审美下成长，女人必须在意自己的外貌，在外貌和“青春”上投资更多。毕竟对此的评价占据了女人必须面临的社会评价的核心基本地位，它是个“必须满足”的评价标准，而不是像男人一样长得好看只是其中一个“欣赏维度”。
所以女人必须要化上美丽的妆，出席工作及其他重要社交场合才显得“尊重”。美丽是她的义务。与此同时，对男人的要求则是“整洁不失体面”，穿看上去有权威的西装，以便他不会因着装打扮丧失基本话语权。
女人把这种普遍的社会评价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相对必然会弱化了她对自我在其他方面可能性的的关注、追求和探索。因为她们知道，女人只要“在外貌上胜出”即可，其他方面是不被期待的。
所以说，内化了这种双标的审美标准以后，女性必须比起男性，花费更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在投资外貌上。这是她们要得到高社会评价的“必经途径”。在这个前提下，她们要是拒绝这个评价体系，意味着或多或少面临被划出到“正常生活”外的命运。
哪怕是女权主义者本身要以自己出名，也是越漂亮美丽，得到的评价越高。
相对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女性群体必然付出更少的精力时间资源放在探索自我上（当然不少有优秀的女性在尽职尽责做好必须的“外貌管理”的同时发展自我，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也有更多的女性认为美丽是最大任务，只要嫁个好男人就行，其他自我发展都没有太大价值）。
习惯了自我物化后，女人也容易用同一套双标审美标准来物化其他女人：
女明星必须每个五官都标准对称，每个器官都必须用尺子量度看是否符合“黄金比例”，否则就是“比例差”“肩膀不够薄不够直角”“外貌管理不及格”“身材管理太差”“腕线不过裆”。再美的天仙都能挑出“颅顶低”的毛病。而男明星，长得五花八门，再奇形怪状依然能从“魅力”“风格”“特色”上去各种花式欣赏。眼睛小是有男性魅力的、有特色；长得矮但身材好呀，哪怕又矮又比例不好，脸好看呀。因此，这套双标审美体系的作用不言自明：
鼓励男人追求自我价值，成为领域权威，“父权基石”；物化女人，矮化女性，剥夺她追求自我的时间精力金钱，为了本质上更好服务男人的“美丽年轻顺从”的审美标准而耗尽精力，在相互批评中内部自我消磨。 source
1. “感觉学历贬值的速度不是层层下沉，而是地崩山摧壮士死。”
2. 弥漫在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并不是来源于对知识和学历的迷信，而是来源于阶层跌落的恐惧。
3. 阶层对于人的影响，只有弱势阶层才能体会。
4. 人们并非看不到不平等，只是更容易看见自身所遭遇的不平等。而人们看不到自己的特权，是因为已经拥有了特权，就像吃全麦面包的人不能意识到自己比只能吃馒头的人更拥有被优待的可能。
5. 穷人需要处理大量的现实问题和风险，这占据了他们更多的精力与资源，使得他们越发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陷入贫困陷阱。
6. 机会平等充其量只是半个理想，它是不正义的道德矫正器、是补救措施，但它不是普遍实质平等的替代品，也无法让所得与社会条件的巨幅落差，变得无关紧要。
7. 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努力都用于追逐个人的胜利。你们被优越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能力，不是为了凌驾于没有享受过同等资源的人们之上，而应该把这些能力用来帮助他们。然后，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脆弱，并相互依存。
telegra.ph/作为想躺平的普通人我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特权-06-12
2. 弥漫在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并不是来源于对知识和学历的迷信，而是来源于阶层跌落的恐惧。
3. 阶层对于人的影响，只有弱势阶层才能体会。
4. 人们并非看不到不平等，只是更容易看见自身所遭遇的不平等。而人们看不到自己的特权，是因为已经拥有了特权，就像吃全麦面包的人不能意识到自己比只能吃馒头的人更拥有被优待的可能。
5. 穷人需要处理大量的现实问题和风险，这占据了他们更多的精力与资源，使得他们越发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陷入贫困陷阱。
6. 机会平等充其量只是半个理想，它是不正义的道德矫正器、是补救措施，但它不是普遍实质平等的替代品，也无法让所得与社会条件的巨幅落差，变得无关紧要。
7. 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努力都用于追逐个人的胜利。你们被优越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能力，不是为了凌驾于没有享受过同等资源的人们之上，而应该把这些能力用来帮助他们。然后，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脆弱，并相互依存。
telegra.ph/作为想躺平的普通人我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特权-06-12
Telegraph
作为想躺平的普通人，我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特权」
“Privilege（中文直译：特权）”的梗起源于一名短视频博主的 vlog “在北大附中的一天”。视频中，北大附中的学生们在语文课上学古代文化史、体育课上练击剑，课业之余还有戏剧活动，校园里有咖啡厅和公共休息室…… 该视频让#在北大附中上学有多幸福#这一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羡慕，说自己“大学都没这么精彩”，也有网友评价这不过是“出生就在罗马的特权阶层”独享的自由，毕竟“有的人拼尽全力也只能做个普通人”。 在对教育公平的争论中，“清北率不过10%”的话语又激起了普通学生们“何不食肉糜”的反弹。在后…
1. 与台湾在文化上亲近、但政治上远离的大陆，是迁移体制中的异数。政府对各个阶层的大陆劳工都关上大门，因为台湾社会担心他们会很快、容易地同化。相比之下，东南亚与台湾在语言与外表上的差异，使得雇主国更容易监管这些种族他者，并巩固他们的从属地位。强调种族差异的可见性，让台湾的迁移体制与其他邻近国家大不相同。例如，韩国政府虽已开始招聘东南亚移工到工厂工作，但家务劳动和照顾工作仍保留给了朝鲜族（韩国裔的中国公民），因为偏好民族和语言上的亲近。
2. 除了外籍监护工，婚姻移民也成为台湾招募低照顾人力的机制。2003年的就业服务法修改，开放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籍配偶（不包括大陆籍配偶）享有工作权。2009年进一步松绑大陆配偶的就业管制。根据内政部调查，移民配偶的就业率明显高于台湾妇女的就业率，绝大部分从事服务业。通晓中文的大陆配偶，是医院和养护机构的看护人力重要来源。虽然本地看护的工资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于枯燥的处境和长工时，很少非移民劳工愿意投入。此外，许多大陆配偶也是老荣民（编者注：1949年前后随蒋氏政权到台的军人）的无偿照顾者，政府默许这种「照顾婚姻」作为一种福利外包的机制，强化了照顾的「再家庭化」。
3. 大陆配偶填补了亲密照顾工作的劳动力短缺，将婚姻移民变成了事实上的低端劳动移民。
4. 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担起了由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女性所移转出来的照顾工作，与此同时，她们留在家乡的小孩，由来自更贫穷家庭的当地劳动女性来照顾。
telegra.ph/巷仔口社会学丨再访跨国灰姑娘台湾的照顾与迁移体制-06-13
书籍下载： https://t.me/labor_one/3921
2. 除了外籍监护工，婚姻移民也成为台湾招募低照顾人力的机制。2003年的就业服务法修改，开放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籍配偶（不包括大陆籍配偶）享有工作权。2009年进一步松绑大陆配偶的就业管制。根据内政部调查，移民配偶的就业率明显高于台湾妇女的就业率，绝大部分从事服务业。通晓中文的大陆配偶，是医院和养护机构的看护人力重要来源。虽然本地看护的工资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于枯燥的处境和长工时，很少非移民劳工愿意投入。此外，许多大陆配偶也是老荣民（编者注：1949年前后随蒋氏政权到台的军人）的无偿照顾者，政府默许这种「照顾婚姻」作为一种福利外包的机制，强化了照顾的「再家庭化」。
3. 大陆配偶填补了亲密照顾工作的劳动力短缺，将婚姻移民变成了事实上的低端劳动移民。
4. 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担起了由富裕国家中产阶级女性所移转出来的照顾工作，与此同时，她们留在家乡的小孩，由来自更贫穷家庭的当地劳动女性来照顾。
telegra.ph/巷仔口社会学丨再访跨国灰姑娘台湾的照顾与迁移体制-06-13
书籍下载： https://t.me/labor_one/3921
Telegraph
巷仔口社会学丨再访跨国灰姑娘：台湾的照顾与迁移体制
编者 按
脆弱性不应该只被消极地辨识，唯有基于一系列具身化的社会关系（包括抵抗实践）才能具有意义。将脆弱性视为具身化之社会关系与行动的一环，能帮助我们理解抵抗的方式是如何出现、以及为何会出现。尽管支配不见得会伴随抵抗而来，但如果我们的权力框架无法掌握脆弱性和抵抗共同作用的方式，恐怕就无法分辨出那些由脆弱性中所开展出的抵抗基地（site）。
telegra.ph/非暴力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以脆弱者为首的阶级-06-13
telegra.ph/非暴力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以脆弱者为首的阶级-06-13
Telegraph
《非暴力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以「脆弱者」为首的阶级
文：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生活在无数暴行和无谓死亡肆虐的年代，因此，一个庞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就此形成：即我们能通过哪些表现模式来理解这种暴力？有些人会认为，全球与地方当局都必须辨别出弱势团体，并为他们提供保护。虽然我并不反对以更多「弱势证明文档」（vulnerability papers）使更多移民得以越境，但我想厘清的是，这种话语和权力的特殊形式，是否能掌握问题的内核。 诚如所见，如今备受批评的症结点是，对「弱势团体」的论述将再现家长式权力，并把利益与约束权力…
1. 因为管理的需求，男女分隔，我与姊妹无法同住，只能在机构安排的时间下短暂相聚，且教保员、生辅员也经常流动；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稳定的依附关系，只能逼迫自己早点成熟。
2. 周一到周五上学日，白天我们过着一般学校生活，晚上回家则要一起帮忙打扫生活环境、轮流洗碗、洗衣，以及晚自习，我们不太能够有课外的娱乐活动，如跟朋友相约看电影、听演唱会，因为凡是无法配合院内作息的活动规划，机构皆难以应允。
3. 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为常在数学科目上感到挫败，向院方争取补习的机会，但是院方回绝：「院里有提供课辅，你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给你，那其他人怎么办？」院童非但没有获得补习的机会，还被管理者粘贴负面标签，不仅经常在院童背后说三道四，放任其他院童对这位敢于争取自己权利的孩子言语、关系霸凌，甚至，当她长了荨麻疹向机构寻求外出就医的许可时，却被大人揶揄：「你是不是又在找碴。」
4. 作为一位院童，要先遵守院内规范，且学会揣摩上意，思考机构是否有办法提供、大人是否能够接受。换言之，长期以来院童被养成一种站在机构（或大人）的立场，思考自身需求的生存心态。
5. 我自己则是在高中三年的暑假，跟机构中一位很有权力的管理者发生冲突，或许因为对于机构的管理表达意见，使管理者感到权力位置遭到侵犯，非常生气，不仅对我破口大骂，原本还会提早叫我起床赶搭校车、帮忙准备隔天早餐的大人，突然完全不理会我，我自己也对于大人不公平的对待感到不悦，但很不巧，我的零用钱都被大人管理，纵使每次中午吃饭，或者想要在肚子饿时能够买点心果腹，却不敢向管理者伸手拿钱。
6. 和大人吵架的过程，我感受权威的教养环境，让我在弟弟妹妹面前非常没有尊严，且还得承担饥饿的难受，加上难以适应不同个性与特质的同侪，亦没有一个照顾者有时间听我述说内心的难过，我经常陷入愤怒和悲伤的情绪泥淖中，有好几度怨恨自己的出生，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7. 声称能够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机构，管理的意涵却远大于实质教养的使命。
8. 院童除了必须遵照统一的作息规划，并恪守院规，否则就会遭到惩罚，一切的物质需求、活动、想望也全部在机构权威管训的场域被安排，院童在其中固然顺利长大，但大人的全权安排却也使得院童无法选择育幼院没有提供的生活方案，同时因缺乏自主管理、选择能力的培养，当未来有多元的机会可供选择时，却连为自己发声、争取的意愿和语言都逐渐丧失。
9. 也就是，我不知道该要什么、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可以获得这些东西吗？我有资格拥有吗？这些无止境对自我的质问、否定，从我在育幼院生活到离开机构多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如英国哲学家萨耶尔（Andrew Sayer）所说：「贫穷对底层阶级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的罪。」
10. 我记得有位国中就已离院的院生向我陈述，自己刚离院时，不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不敢进去餐厅吃饭，我自己则是不知该如何挑选眼镜，害怕光临美容院剪头发，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很俗，自己不配在这种象征高级的场所，否则就会感到坐立难安。和权威人士交互过程也常不知道眼睛该如何注视对方，讲话容易结巴，深怕自己讲错话，得罪他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觉得丢脸。
11. 这种自我评价的羞耻感，常是贫穷阶级再制的重要原因。我们从进到育幼院就一直被教养自己不值得拥有什么、要如何看脸色才能拿到资源，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道德教育，也会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个体生命长久的铭刻。
12. 对生活想像的局限，奠基于物质资源的匮乏，我们会习惯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熟悉的一条路，就如很多院生会选择从事餐饮工作或相关科系，只因为机构中的哥哥姊姊都这么选择。
telegra.ph/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十三年在体验多年的贫穷耻感和标签后-06-13
2. 周一到周五上学日，白天我们过着一般学校生活，晚上回家则要一起帮忙打扫生活环境、轮流洗碗、洗衣，以及晚自习，我们不太能够有课外的娱乐活动，如跟朋友相约看电影、听演唱会，因为凡是无法配合院内作息的活动规划，机构皆难以应允。
3. 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为常在数学科目上感到挫败，向院方争取补习的机会，但是院方回绝：「院里有提供课辅，你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给你，那其他人怎么办？」院童非但没有获得补习的机会，还被管理者粘贴负面标签，不仅经常在院童背后说三道四，放任其他院童对这位敢于争取自己权利的孩子言语、关系霸凌，甚至，当她长了荨麻疹向机构寻求外出就医的许可时，却被大人揶揄：「你是不是又在找碴。」
4. 作为一位院童，要先遵守院内规范，且学会揣摩上意，思考机构是否有办法提供、大人是否能够接受。换言之，长期以来院童被养成一种站在机构（或大人）的立场，思考自身需求的生存心态。
5. 我自己则是在高中三年的暑假，跟机构中一位很有权力的管理者发生冲突，或许因为对于机构的管理表达意见，使管理者感到权力位置遭到侵犯，非常生气，不仅对我破口大骂，原本还会提早叫我起床赶搭校车、帮忙准备隔天早餐的大人，突然完全不理会我，我自己也对于大人不公平的对待感到不悦，但很不巧，我的零用钱都被大人管理，纵使每次中午吃饭，或者想要在肚子饿时能够买点心果腹，却不敢向管理者伸手拿钱。
6. 和大人吵架的过程，我感受权威的教养环境，让我在弟弟妹妹面前非常没有尊严，且还得承担饥饿的难受，加上难以适应不同个性与特质的同侪，亦没有一个照顾者有时间听我述说内心的难过，我经常陷入愤怒和悲伤的情绪泥淖中，有好几度怨恨自己的出生，觉得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
7. 声称能够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机构，管理的意涵却远大于实质教养的使命。
8. 院童除了必须遵照统一的作息规划，并恪守院规，否则就会遭到惩罚，一切的物质需求、活动、想望也全部在机构权威管训的场域被安排，院童在其中固然顺利长大，但大人的全权安排却也使得院童无法选择育幼院没有提供的生活方案，同时因缺乏自主管理、选择能力的培养，当未来有多元的机会可供选择时，却连为自己发声、争取的意愿和语言都逐渐丧失。
9. 也就是，我不知道该要什么、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期待、我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可以获得这些东西吗？我有资格拥有吗？这些无止境对自我的质问、否定，从我在育幼院生活到离开机构多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如英国哲学家萨耶尔（Andrew Sayer）所说：「贫穷对底层阶级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的罪。」
10. 我记得有位国中就已离院的院生向我陈述，自己刚离院时，不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不敢进去餐厅吃饭，我自己则是不知该如何挑选眼镜，害怕光临美容院剪头发，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很俗，自己不配在这种象征高级的场所，否则就会感到坐立难安。和权威人士交互过程也常不知道眼睛该如何注视对方，讲话容易结巴，深怕自己讲错话，得罪他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觉得丢脸。
11. 这种自我评价的羞耻感，常是贫穷阶级再制的重要原因。我们从进到育幼院就一直被教养自己不值得拥有什么、要如何看脸色才能拿到资源，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道德教育，也会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个体生命长久的铭刻。
12. 对生活想像的局限，奠基于物质资源的匮乏，我们会习惯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熟悉的一条路，就如很多院生会选择从事餐饮工作或相关科系，只因为机构中的哥哥姊姊都这么选择。
telegra.ph/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十三年在体验多年的贫穷耻感和标签后-06-13
Telegraph
陈旺德／我在育幼院的十三年：在体验多年的贫穷、耻感和标签后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次经历育幼院的那些日子。」 虽然已经离院4年，每每想到自己在育幼院生活的总总，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这句话。13年的育幼院经验，我希望不再尘封于心底成为每夜的梦魇，而是一个想为同在无望的池畔载浮载沉的机构院童与离院生，争取权利、燃起希望的信念，这个初衷需要从我个人的故事开始谈起。 我出生于清寒的家庭，5岁时母亲因为子宫颈病变去世，父亲那时超过65岁，与亲戚朋友的关系几乎断裂，长年靠自己支撑整个家庭。我们一家总共有五口，包含父亲和我在内，另有兄、姊、妹三人。目前哥哥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