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越来越变成一种黑吃黑的寡头战役，体量而非策略，金钱而非创意，决定了最终的输赢。 telegra.ph/保守的互联网-09-01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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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互联网
去年9月，43名正准备参与抗议的墨西哥学生被地方政府截下，后由当地势力杀害，间接引发了墨西哥全国的抗议潮。事件至今一年有余，舆论尚未平息。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抗议一样，抗议者们设计了推特标签#YaMeCanse，用作线上交流和传播的共识性标志。然而，很多参与抗议的网民随后发现，当在推特上搜寻相应的标签时，无数不相关的结果冒了出来。有些推文除了包含了标签外，只有几个没有意义的标点符号。由于无关结果太多，稀释掉了有意义的讨论，直接影响了人们继续在标签下回复，#YaMeCanse很快在推特的热词榜单上消失了。 抗…
按照现有的法律框架，抵抗算法不公面临的是22条军规：只有明确的证据，才可以控告公司，而如果算法不够公开，就无法获得明确的证据。 telegra.ph/算法的政治-09-01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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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政治
“在一个充斥异议者的世界里，我的脸书页面却和迪士尼乐园一样。”这是数字媒体研究者Zeynep Tufekci在专栏中发出的感叹。Tufekci和她的朋友们早就发现，突发事件来临时，不同的社交平台往往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推特的算法会更突出当下流行的新闻，而相比之下，脸书对事件的播报则常常慢了好几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延迟？因为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平台，不仅会主动过滤人们看到的消息，还会基于算法推送更多得到用户like的内容（初步的采访显示六成用户对脸书用算法过滤信息并不知情）。显然，相比于坏消息，那些分享美…
telegra.ph/Uyghur-Genocide-in-China-What-the-UK-and-its-Allies-Must-Do-to-Confront-the-Mass-Atrocities-09-01 |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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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ghur Genocide in China: What the UK and its Allies Must Do to Confront the Mass Atrocities
China’s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slavery and genocide have pervaded our industries. The UK government can no longer downplay it. The UK recently enacted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Sanctions regime announcing the designation of “49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相比直截了当的该页无法显示，各种更为隐蔽的审查行为，比如减慢网速，填塞垃圾信息，对信息的流通有着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事实上，官方从来没有封死所有的信息流通途径，而只是给不同的信息内容加设了不同的获取成本。罗伯茨也发现，只要对信息获取稍加门槛，传播速度和规模就会显著降低，而整个过程中，很多用户压根不会意识到网络审查的存在。 telegra.ph/静悄悄的审查-09-01 |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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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悄悄的审查
本文首发于“怎么办”微信公共平台，墙内版有少许出入。授权“泡泡网”转载。 正文： 经典抗争政治的学者，一直试图去解决威权统治下镇压与反抗的不稳定关系。镇压不足无法扑灭社会抗议，镇压过度又会反向激化抗议和不满。而一国对反抗者的收买能力，又会对反抗的形式和镇压的结果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所以，威权政体总在找寻一个最优的平衡点，使其容忍一部分抗议的同时，能保持核心的利益不受到挑战。更重要的是，通过故意释放一部分社会不满，威权国家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解决了信息流通的困境。民主国家靠选举，媒体和公民社会等勾连国家与社…
在占领华尔街上，科技博客更多采用网络中心主义的视角，而在阿拉伯革命上，主流媒体的中心主义视角更常见。这种分离通过阅读具体的文章内容可以得到解释。在占领运动中，由于事件的本地化特征，主流媒体得以更近地观测到参与者的政策诉求和其与精英的互动，因而在最终的文字版本中，会有更多无关网络的成分出现。而科技博客由于其定位问题，则更多去观察运动中所涌现的新鲜技术手段。在阿拉伯革命上，主流媒体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对眼球效应的追随，习惯了使用全称命题，大而化之地将革命的发生归纳为技术的力量，而科技博客则往往关注技术细节本身，而非技术的社会效果。比如埃及的断网在科技博客表述中缩水为一场技术意外，在主流媒体里则更多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telegra.ph/数字政治的实然与应然-09-01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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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治的实然与应然
社会学问题涉及到无法被文本全面涵盖的复杂机制，因而常常超越简单的事实重现和对错判断。不同学科，不同职业的人对同一件事采取不同的阐释路径，这种差异很难用好坏来衡量。 围绕数字政治的讨论就很能体现这一点。在分析互联网政治社会效果时，学界和传媒科技界形成了两个互不干涉的阵营。前者倾向于细节化或个案化，后者则往往采用太多的全称命题（请见本人之前的博文）。在很多别的领域，对媒介呈现的内容分析都是一套被用烂的方法，唯独在数字政治这块，学界似乎对业界和传媒界的讨论不太感兴趣。以至于去年投稿某学术会议后，一位匿名评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