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监每天不是在骂这个组长，就是在骂那个主管，办公室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在熬，一点盼头都没有。想走，但又走不了——整个项目才刚刚进行到一半。

昨天加班回到宿舍，心情本来就很压抑，正好听见同事接到家里的电话。一开始还好，慢慢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只能听见他反复说着：“我能怎么办？都是我没用，我不行……”

我们都听出来事情不对，等他挂了电话，我和他一起下楼买了点酒，想聊聊。

原来，是家里的老人快不行了。家人希望他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但当他们听说他可能回不去时，立刻情绪崩了，说他来了柬埔寨两年，钱没赚到，每月就打个几千块回去，还不如早点回来，说他没用，说怎么嫁了这么个窝囊废……

我们都懂他的难处。作为男人，谁不想回家送亲人最后一程？谁愿意一个人漂泊在异国他乡？这些委屈和辛酸，有时候根本无法说出口。

他当然想走，可现实就是残酷的。离开意味着要赔付巨额赔付。上个月一个同事离职，付了2万U；他要是走，估计得2.5万U起步，折合人民币就是18万。可是他来这两年，恐怕连2.5万U都没赚到，这笔钱对他来说根本是天文数字。

他很痛苦：
走，可以见亲人最后一面，但可能倾家荡产，甚至家都散了；
不走，心里一辈子的愧疚，亲戚责骂，道德绑架，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想让我给个意见。

杜洛夫在Telegram上写道，他越来越担心人类的隐私和自由正被一点点夺走。“原本象征自由的信息交流，如今正被政府和大企业变成控制大众的工具。”

他举例说，许多原本被视为“自由国家”的地方，如今却纷纷推行各种“反乌托邦式”政策：

英国推出数字身份证；澳大利亚要求上网前进行年龄验证；欧盟甚至计划扫描所有人的私人讯息。

在他看来，这些政策让“自由”名存实亡。杜洛夫直言：“越来越多批评政府的人被起诉，言论自由正在被慢慢扼杀。我们在沉睡，而一个黑暗的反乌托邦世界正在逼近。#也许我们这一代会成为历史上最后一批真正拥有自由的人。”

他还说，这不只是隐私和言论自由的问题，更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方向——传统、主权、自由市场都在被侵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最终会在道德、思想、经济甚至生物层面上走向自我毁灭。”

杜洛夫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2024年8月，他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勒布尔热机场被警方逮捕，原因是有犯罪团伙利用Telegram进行网络诈骗，而他本人没有回应调查要求。他被关押四天后，以500万欧元保释获释，但当时被禁止离境。直到今年3月，他才被允许离开法国。

杜洛夫回忆那段经历时表示：“警方因为一些陌生人利用Telegram犯罪，就逮捕我——这在法律和逻辑上都完全说不通。”他批评法国此举“严重破坏了自由国家的形象”，并强调：“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坚持为自由而战。最终，我们一定会赢。”

李在明的意思：柬埔寨不允许有韩国盘？
且看后续，韩国和柬埔寨如何极限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