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父母应该跟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高龄，那一代人的生老病死已经跟现在几乎只有老年人的农村的存续紧紧连在一起了。

下午看红猪

晚上读到徐志摩飞机失事

妈妈更频繁地给裕贞打电话了。裕贞听着妈妈的抱怨，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排斥感：“行了，别说了！”脱口而出。“别打电话了，别给我打电话了，跟我哥说不出口的话，也别跟我说！别再折磨我了！”这些话一直在裕贞脑子里盘旋，但裕贞也没想到自己真会说出口。妈妈委屈地哭泣着说她明白了，说她再也不打电话了，说女儿太可怕，她连话都不敢说了。妈妈把自己想说的话全说完后，猛地挂掉了电话。

窗外，夕阳的余晖染红了漫天的白云，云朵之间闪现出碧蓝的天空，清风拂过，火焰般的云彩飞逝而去，天空又被染成青紫色。只有在晴天才能看见的南山塔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现在，大厦、老楼房的绿色屋顶、像铺了遮蔽胶带一样平整的道路以及路上行驶的车辆、不断亮起红灯的路灯、窗户、汽车的前灯……都在裕贞脚下。看着32层楼落地窗外的风景，裕贞积郁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但随后便泪如泉涌。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赵南柱
李冬梅/译

忽略时代的利好觉得全靠自己努力的人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赵南柱
李冬梅/译

「雅暎最近每天从凌晨到白天，在便利店打工，下午每周有四天在精准英语数学辅导班工作，有一天在爱猫酒店工作，周末则在近郊的博物馆自助餐厅工作。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但却不知不觉已经30多岁了。雅暎并非没有努力生活，但奇怪的是，生活却越来越捉襟见肘。收入没有减少，也没有过度消费，但存折里的余额却越越来越少，用同样的保证金和租金可以租到的房子越来越差。」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赵南柱
李冬梅/译

也不清楚，知道大家都一样这件事，是会减轻焦虑还是加重绝望。

完全为了谋生而工作，就和坐牢一样可悲，所以很少人声称自己是完全为谋生而工作的。惯常的说法有：我对我的工作内容感兴趣，我喜欢我的工作伙伴，工作使我感到生活充实，等等。这些说法就算真实，也很片面——不工作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以及过得充实。老一代的人更坦诚，他们会反问不工作怎么养活自己。他们不觉得用工作囚禁自己、限制自己的自由是可悲的。相反，他们以盲目的劳动为光荣。确实，那时候我们没有艺术家和哲学家，所以只有懒人才不工作。就如毛姆所说，并不是每个人在不用为温饱奔忙后，依然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是曾经艰难甚至残酷的年代迫使我们变得可悲地单调和狭隘，但如今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消费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囚禁却始终存在，我们只是看似更自由了而已。而且，相比于限制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向你灌输你需要些什么并给你途径去实现，无疑是更牢固和持久的促成社会稳定的手段。但这其实仍然是奴役人的方式。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所以我们不仅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很关心别人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老同学老朋友久别重逢，首先要问的是对方现时的工作。在火车上邂逅的陌生人，往往在交流到彼此的志趣爱好之前，都已经打听了对方的工作。确实有人天生适合在社会规则下通过工作——我指的是大众认可的有物质回报的工作——取得成就和享受快乐。但并非人人如此。工作本是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只是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至于像我们远古的祖先一样，即使卖命工作仍免不了冻死和饿死。今天我们不用花上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在自己彻底累垮之前扳倒猎物，然后拖着血淋淋的肉块步行几十公里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寒冷的洞穴，喂饱自己浑身长满毛的妻儿。是的，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处身那种境况，大概会选择自杀了之。幸好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我们的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仍然是一回事。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

刚开始时，我住在主编工厂的员工宿舍里，八人的房间只住了两人。有时他的工厂忙不过来，我们也上生产线帮忙。主编这时着迷于一个做创业内容的播客，主持人叫罗振宇，节目名称是“罗辑思维”，当时很受欢迎。他热情地向我大力推荐这个人和节目。我听了一下，不但没觉得好，反而有些反感。主编说罗振宇是做文化的，我既然要写作，就应该多关注他。我说罗振宇是在做营销，不是做文化，他是个商人。但主编说罗振宇也卖书，是个文化英雄。他告诉我罗振宇是这样卖书的：事前不告诉买家是一本什么书，然后向买家收取全款，买家要收到书后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卖出两三万本冷门的历史书，而且还不打折。我觉得很震惊，但并不佩服。我猜那些买书的人，大多并不会真读。他们买书的动机，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主编很崇拜罗振宇。而且他和我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像罗振宇了。之前我在云南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没能洞察到主编的这些变化，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好机会，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热切和自信。
他还让我读一些他买的经营创业方面的畅销书。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国外作者写的稍微好一点儿，国内作者写的则都很恶心。但主编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写作也有帮助，因为万事万物皆有相通的道理。他说我写作好多年，至今还没成功，也该反思一下了——话这么说是没错，但我知道他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我真正要反思的不是他认为的那些方面。有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主编随口说了句我太感性。我马上纠正他，说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起码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理性。主编听了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看着我，表示他认为我在胡说。我瞬间就明白，他把理性和功利（无贬义）混为一谈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按功利法则行事，就是不理性。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和他都还是二十几岁，彼此间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和分歧。不过他对我确实很友善和慷慨。他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但对我仍关照很多。我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信得过的老同事、老朋友；无论我和他的价值观差异有多大，他都觉得可以信任我，不必提防我。实际上他要提防的人，是那些价值观和他相近的人。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

文学的无用之用

向月于我的意义，要到我继续成长，经历过更多痛苦和孤独，爱过更多的人，并在她自我生命中隐去后，才能足够理解。
第一个爱上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个人如何看待情感。在我贫瘠而黑暗的童年和青春期，没有其他人如向月那样耐心地指引我，珍重地对待我。她塑造了我如今的审美和许多喜好。从初中起，向月总会在我过生日时，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自己绘制的贺卡、水粉画、给我小说配的插图；黑丝绒袋子里串着银贝壳蓝珠子的发绳；银蛇耳坠怀抱粉色宝石；系着薄荷绿丝带的萤石项链；镶嵌着大片花瓣的手镯；金粉勾线的画；五线谱上的信；她在我脸上用冰冷的墨与胭脂画一张花旦的脸。美只为美而存在。
寒冷的冬天，我们曾一起站在街头肆无忌惮地喝烈酒，脸颊滚烫摇摇晃晃地挽着胳膊走路。那些叛逆、痛苦、疯狂的青春时期，如果没有她，很难想象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本子上构建虚构的国土，又从故纸堆里寻找血肉与爱恨留存过的痕迹。
她把我带到家里，家人便也郑重地招待我。我们拿着各自的乐器，在她的卧室里演奏，读着诗配乐，笑成一团。当夜我在她的单人床边架起行军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她沉睡的样子，而她第二天起来笑我睡觉的姿势。
高中时，我们抱着玫瑰与她的家人一起去公墓，然后两人在一排排墓碑中散步，偶尔停下来读逝者的生平。在死的静寂里走在她身边，我感到自己在活着。我最早在人生中感到的诗意、梦幻、辽阔、激情、疏狂与苍凉，全部都来自她。

向月曾说起她的一位女性长辈，在结婚时有一位好友调笑新郎：“如果我是男人，哪里有你的份。”我说那你结婚的时候，大概我也会说同样的话。多年后我在异国结婚，父母不在场，更没有向月。向月在那时已经从我的生命中远去了。
其后我也爱过许多人，不再执着于任何形式的占有。然而当我有天夜里突然想起向月，想起她曾给我的绚丽，我的软弱与辜负，以及我们的疏远，依旧感到心痛难以抑制，无法入眠。因为人生中爱过一个女性，我得以有力量去抵抗自己生命里的黑暗，慢慢地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
每一年到了我们的生日，我们仍会给彼此发送祝福，准备一份礼物，像一种责任和习惯。我送她浮世绘的图册，雨帘般的镶钻耳坠，小小的赤金走龙，徒劳地想要弥补曾经贫瘠时无法回馈的情意。我想和她多聊几句，却很快意识到那些曾经从日常中堆积的情感，已在日复一日的彼此缺席中渐渐枯萎。
深恋她时，放学后我们常在她家的路口分别。我总是望着向月的背影渐渐变小，而她从不回头。她总是清楚地知道向何处走，紧紧守住自己炙热奔涌的灵魂，像是从不会心碎或留恋。她曾是我的师长、姐妹、挚友、爱人，我对她仍拥有无限的眷恋和温情。然而，我也知道，分别的路口已到，只能道一声“幸会”，各自走入无边人海中。

意阑《走入无边人海里》
出自《最好朝南》

读《最好朝南》读到了很多过来人的勇气和她们在前方的身影，再听到「不过是挑个自己喜欢的结局」，对前路多了几分坦然和责任。对结局已定的坦，和如果有机会，也要不知耻地写点同行人和未来人增胆气的妄想。
是重获了一些重要的人的认可的一天。

如同字句呼唤字句，终将传来故事诞生时的那一声啼哭，庄严的、细小的、虔诚的。芯空空如也就好，里面能装故事。一串串咒语在昏暗的车间里流淌。

《空芯手帐》八木咏美
赵峻/译

不耐男同事对杂务的忽视跟推搪，有一天，「我」怀孕了。
在同事的反复追问下，他有了倒推五周的长度，有了「空人」的名字，从李子到芒果到奶油南瓜的大小，柴田看到了五点满满当当的下班潮，看到了超市正常时点的正常菜色，还看到了一个拥有时间的自己。
翻译老师也译得好好啊。
结尾比较理想化啦。

若人只为了物质而工作，那他搭建的是将他自己囚禁起来的监狱。过眼云烟的财富不会给我们任何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只会令人孤立。

《风沙星辰》圣埃克苏佩里
梅思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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