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哈勃望远镜在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拍摄的照片拿给祖母看。天文学家们称它为“超深空”。散发着橙、紫、蓝、白色光芒的星系看起来就像散落在黑色背景上的宝石。
“这是一百三十亿年前宇宙的样子。”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遥远的过去吗？”
“是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能看到那么久以前的东西？”
“是啊。但这是可能的。”
祖母盯住我看。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然了不起了。”
祖母一边摸着望远镜，一边说。
“如果我妈妈出生在现在，说不定也会做你这样的工作。她是个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人。”
我点点头。

《明亮的夜晚》崔恩荣
叶蕾/译

四代女性的人生路，无形中的相似。艰难下的扶持都是女性之间紧紧握住的手。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当时自己的心情。地球之外还存在一个人类无法测量的无限的世界，这一事实安慰了我的有限感。和宇宙相比，我就像是挂在草叶上的水滴或没有嘴、生命短暂的小虫子。在这种想法当中，一直倍感沉重的自身的存在也变得轻盈起来，那种感觉我一直都记得。夜空中看似成群的星星也完全是孤独的，凝结成一个点的物质在膨胀的宇宙中也会迅速地远离彼此，这一切似乎都在讲述着我从小就感受到的那些悲伤。但是，那份纯真的爱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光芒，那个位置现在已经被世俗的愿望所代替。曾经的“一缕阳光”成了我的工作，而我的可能性也很快到达了极限。
“组长为什么选择了天文学呢？”
“小时候在剧院看过《E.T.外星人》。”

噗（
广袤的无穷是会给予轻盈的力量捏，但最近太沉重了（

我对谁说过谎？
对我，对我的人生。因为不想承认，因为不想知道，因为不想感受。
黑暗就在那里。

《明亮的夜晚》崔恩荣
叶蕾/译

我既是现在的自己，也是三岁时的自己，同时还是十七岁时的自己。我轻易便抛弃了自己，但被我抛弃的自己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她在等着我，希望得到我的而不是其他人的关心；期望得到我的而不是别人的安慰。我常常闭上眼睛，寻找年幼的姐姐和自己。有时我会牵起她们的手，有时会坐在日落的游乐场的长椅上和她们聊天。我走近在空荡荡的家里准备独自上学的十岁的我、吊在单杠上忍住眼泪的上中学时的我、和伤害自己身体的冲动做斗争的二十岁的我、原谅了随意对待我的配偶的我，以及无法原谅这样的自己而忍不住自我攻击的我，倾听着她们的声音。是我，我在听。把你长久以来想说的话都告诉我吧。

《明亮的夜晚》崔恩荣
叶蕾/译

2019年十一回家时，母亲给我看了她在街上请裁缝师傅给自己量身定做的衣服。绿底上起的福禄寿图案，很好看，也很特别，这是母亲为自己准备的寿衣。之前的三月，在我堂妹家的二宝的满月酒席上，母亲让我给她点钱做衣服。我很惊讶，她从来不主动向我要钱且我每次给她买衣服都会被她说一顿，她说自己不缺衣服，责怪我太浪费。我问她，做什么衣服？
做老人的衣服。母亲悄声说。
现在，我就懂了。
看着手中的衣服，我问母亲，怎么不做红色的
？
母亲说，不能做红色的，说是怕占了儿女的鸿运。
那为什么不做蓝色的呢？
也不能做蓝色的，说是怕给儿女为难。

绿茶《叶落归根》
出自《读库2201》

作者的父母应该跟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高龄，那一代人的生老病死已经跟现在几乎只有老年人的农村的存续紧紧连在一起了。

下午看红猪

晚上读到徐志摩飞机失事

妈妈更频繁地给裕贞打电话了。裕贞听着妈妈的抱怨，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排斥感：“行了，别说了！”脱口而出。“别打电话了，别给我打电话了，跟我哥说不出口的话，也别跟我说！别再折磨我了！”这些话一直在裕贞脑子里盘旋，但裕贞也没想到自己真会说出口。妈妈委屈地哭泣着说她明白了，说她再也不打电话了，说女儿太可怕，她连话都不敢说了。妈妈把自己想说的话全说完后，猛地挂掉了电话。

窗外，夕阳的余晖染红了漫天的白云，云朵之间闪现出碧蓝的天空，清风拂过，火焰般的云彩飞逝而去，天空又被染成青紫色。只有在晴天才能看见的南山塔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现在，大厦、老楼房的绿色屋顶、像铺了遮蔽胶带一样平整的道路以及路上行驶的车辆、不断亮起红灯的路灯、窗户、汽车的前灯……都在裕贞脚下。看着32层楼落地窗外的风景，裕贞积郁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但随后便泪如泉涌。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赵南柱
李冬梅/译

忽略时代的利好觉得全靠自己努力的人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赵南柱
李冬梅/译

「雅暎最近每天从凌晨到白天，在便利店打工，下午每周有四天在精准英语数学辅导班工作，有一天在爱猫酒店工作，周末则在近郊的博物馆自助餐厅工作。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但却不知不觉已经30多岁了。雅暎并非没有努力生活，但奇怪的是，生活却越来越捉襟见肘。收入没有减少，也没有过度消费，但存折里的余额却越越来越少，用同样的保证金和租金可以租到的房子越来越差。」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赵南柱
李冬梅/译

也不清楚，知道大家都一样这件事，是会减轻焦虑还是加重绝望。

完全为了谋生而工作，就和坐牢一样可悲，所以很少人声称自己是完全为谋生而工作的。惯常的说法有：我对我的工作内容感兴趣，我喜欢我的工作伙伴，工作使我感到生活充实，等等。这些说法就算真实，也很片面——不工作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以及过得充实。老一代的人更坦诚，他们会反问不工作怎么养活自己。他们不觉得用工作囚禁自己、限制自己的自由是可悲的。相反，他们以盲目的劳动为光荣。确实，那时候我们没有艺术家和哲学家，所以只有懒人才不工作。就如毛姆所说，并不是每个人在不用为温饱奔忙后，依然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是曾经艰难甚至残酷的年代迫使我们变得可悲地单调和狭隘，但如今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消费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囚禁却始终存在，我们只是看似更自由了而已。而且，相比于限制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向你灌输你需要些什么并给你途径去实现，无疑是更牢固和持久的促成社会稳定的手段。但这其实仍然是奴役人的方式。而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所以我们不仅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很关心别人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老同学老朋友久别重逢，首先要问的是对方现时的工作。在火车上邂逅的陌生人，往往在交流到彼此的志趣爱好之前，都已经打听了对方的工作。确实有人天生适合在社会规则下通过工作——我指的是大众认可的有物质回报的工作——取得成就和享受快乐。但并非人人如此。工作本是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只是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至于像我们远古的祖先一样，即使卖命工作仍免不了冻死和饿死。今天我们不用花上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在自己彻底累垮之前扳倒猎物，然后拖着血淋淋的肉块步行几十公里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寒冷的洞穴，喂饱自己浑身长满毛的妻儿。是的，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处身那种境况，大概会选择自杀了之。幸好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我们的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仍然是一回事。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

刚开始时，我住在主编工厂的员工宿舍里，八人的房间只住了两人。有时他的工厂忙不过来，我们也上生产线帮忙。主编这时着迷于一个做创业内容的播客，主持人叫罗振宇，节目名称是“罗辑思维”，当时很受欢迎。他热情地向我大力推荐这个人和节目。我听了一下，不但没觉得好，反而有些反感。主编说罗振宇是做文化的，我既然要写作，就应该多关注他。我说罗振宇是在做营销，不是做文化，他是个商人。但主编说罗振宇也卖书，是个文化英雄。他告诉我罗振宇是这样卖书的：事前不告诉买家是一本什么书，然后向买家收取全款，买家要收到书后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卖出两三万本冷门的历史书，而且还不打折。我觉得很震惊，但并不佩服。我猜那些买书的人，大多并不会真读。他们买书的动机，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主编很崇拜罗振宇。而且他和我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像罗振宇了。之前我在云南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没能洞察到主编的这些变化，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好机会，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热切和自信。
他还让我读一些他买的经营创业方面的畅销书。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国外作者写的稍微好一点儿，国内作者写的则都很恶心。但主编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写作也有帮助，因为万事万物皆有相通的道理。他说我写作好多年，至今还没成功，也该反思一下了——话这么说是没错，但我知道他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我真正要反思的不是他认为的那些方面。有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主编随口说了句我太感性。我马上纠正他，说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起码比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理性。主编听了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看着我，表示他认为我在胡说。我瞬间就明白，他把理性和功利（无贬义）混为一谈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按功利法则行事，就是不理性。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和他都还是二十几岁，彼此间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和分歧。不过他对我确实很友善和慷慨。他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但对我仍关照很多。我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信得过的老同事、老朋友；无论我和他的价值观差异有多大，他都觉得可以信任我，不必提防我。实际上他要提防的人，是那些价值观和他相近的人。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

文学的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