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郑作彧认为，中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了欧美200多年的发展任务，这同时也导致不同世代的问题与观念叠加在一起。比如在上一辈眼里，25岁是一个适婚年龄。但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很多人走出校门时可能已超过25岁。但中国又是一个“家本位”的国家，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有极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这就导致年轻人既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时代问题，又要面对上一辈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冲突与束缚便如此诞生。

如果人生中早晚要遇到挫败，那还不如早点到来，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人的可塑性还比较强，意识到通往理想的道路很少会是笔直的，总有着起起伏伏的上坡下坡，以及无数分叉的小径；也只有经历了这些，才能学会忍受、进而享受这一路的曲折漫长。

在中国，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想要投身学术体制，就好像要和自己最中意的异性结婚，但却不得不和他/她那个严酷的家庭一起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连贯的人生故事，无论是什么样可怕的经历，只要转化为语言，那这样的自由书写就能改善几乎任何人的身心健康，因为在叙述中不仅可以让人发现问题，也能经过反思找到应对生活挑战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