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乾发表在9月18号端传媒上面的《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后面简称《政治信念》），其核心观点曾经出现在对我七月一篇文章的回应里。《老朱——中产阶级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是一篇基于个案的政治现象学观察，可以视作对我五月写的那篇《从任正非的访谈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的一个补充。通过这两篇文章，我尝试勾勒出中国中产阶级核心的价值观念，在《任正非》里，我将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做了对比，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在《老朱》里，我更多地想展现官方意识形态在近几年是如何对这种价值观念再次…

可能是为了增加说服力，ta又进一步说，ta一位媒体人朋友，在北京一个饭局上听我说过自己被喝茶的经历，觉得我“非常兴奋”，好像自己终于得到公权力的关注一样。我七月初在北京只在两三个饭局上谈到自己被喝茶的事，其中的媒体人屈指可数，那位媒体人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谁，此前我们基本没有打过任何交道，聊到喝茶也是因为在场有另一位老师有过比喝茶更严重的遭遇，我们算是交流一下经验。我不解的是，就算你不喜欢我吧，私下跟别人吐槽我也觉得正常，但是将这种敏感信息四处传播（有另外的朋友也对我说过这件事），在道德上似乎略显卑劣：如果…

派出所只是一个被借用的地方，来“慰问”我的那些人平时都不在这个所里工作。在里面十几个小时，我基本没有感到什么恐惧，这除了因为我没有犯下网上所指控的那个罪名，还因为这些人对待我的态度和我以往听闻的有所差别。从有司第一次找到我，我就感受到这种差别，也私下和朋友探讨过。有的朋友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深圳的执法比较“文明”，这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在文中写到的那样：他们一直强调我享有的合法权利，也对办案过程中合乎法律程序的一面颇为得意。从宏观层面，这说明体制暴力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理性化”了（至少在深圳），在微观层面…

我在《从任正非的访谈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一文中写到，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但这种“去政治化”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说明：他们并非没有政治立场，他们在政治上大部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希望“政治”尽量不要“出场”。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都可以归结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就用经济手段解决，实在不行，用行政手段解决也可以，但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意识形态化，不要“整那些虚的”。邓说的“韬光养晦”、江说的“闷声发大财”，还有胡说的“不折腾”，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2011年的暑假，第二次是2012年的春天，后面2015、2016、2018每一年都会来一次，除了2018年见了陈冠中老师和几位左翼青年，其他年份我记忆十分模糊，如果现在让我讲对北京的印象，我依然停留在最初的那两年。201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从鼓楼外大街站出来，逡巡良久，直到没有公交车可以回去。我就照着不知在哪拿到的一张北京地图往安华西里的方向走，北京黑漆漆的夜路让人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那时大猫还没去世，两次我都住在他家里，第一次刘宇翔也住在他家。那是我们最落魄的年代：大猫在一家公司…

五四前有编辑跟我约稿，让我谈谈去年写过的那群青年。我试过拿起笔，但始终觉得无从下手：如今任何的赞美在现实面前都变成嘲讽，局外人的反思对他们来说也无非是难听的风凉话而已。 五四那天我看到一篇朱学勤老师在端上发的文章，读完之后十分感慨。我不仅感慨朱老师的观点二十年没有变化，也感慨他所坚持的观点，放在当下有一种特别奇特的“错位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朱老师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就开始借助西方现当代思想资源来“反思”五四，比如将哈耶克所批判的“欧陆启蒙运动”和“建构理性”，用来对应五四的“新文化”和“科学”…

我从2015年开始关注“组织性”的问题，因为感到这是上一代自由派失败的原因之一。自由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组织”是压抑个性的，所以自由主义者里面，不管是学者、记者、作家，还是维权律师、公益从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基本都是独立的，或只属于一些不具备团结性的“机构”。但这里面还有大环境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任何体制外的“组织性”都是十分警惕的，所以一方面，那些稍微具有“组织性”特征的非政府机构，基本都被当局以各种借口消灭掉了；另一方面，为了尽量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活动，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地考虑“组织性”的问题。…

最近我在游历的途中，和各个领域各个立场的朋友有一些交流。这些朋友基本都读过我今年写的两篇文章，《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和《五月风暴的中国继承人》，他们对其中的思路很感兴趣：自由派的朋友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我所说的左翼青年，而左翼的朋友希望听听我对“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具体构想。基于这个情况，我想把我从2015年来的一系列想法整理一下，让所有朋友知道我的问题意识，也方便各方进行准确的评论。 几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标准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我现在认识的一些朋友来说，“学院派”、“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这…

七夕当天，大陆的长租公寓公司——南京乐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破产，所有与房东租客的合约解除，请大家自行调解。短暂地在热搜榜上停留了一会，很快就不见踪影。 因为在去年年底，我已经看过某个私人公众号写了“苏州乐栈公寓暴雷”的消息，作者一己之力的调查没有办法给出太多详细资料，但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样的项目背后水有多深，半年过去没有下文，似乎结果是不了了之，所以没有过多关注此事。 没想到第二天事情发展出了新的走向。很多微博ID后面跟着小红旗的账户(因为之前国旗被扯下掉海里，官媒发起“护旗手”网路活动，…

这两个阵营像两个毫无交集的圆，圈在各自的世界里，难以对话，甚至不屑对话。但这两个圆圈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论他们愿意承认与否，我们都要共同面对未来。如果不想办法找到分歧的根源，并弥合分歧，我们只会在各自的逻辑下越走越远。 上一篇文章，我发现对立的一部分来自对“经济发展”的看法不同以及个人经历不同，这种不同让我没办法要求人人必须与我共情。但文章引发的更深远的讨论，使我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种割裂，并不断加深这个割裂。 一开始，我简单地想把它划定为大陆长期以来的“文理分科”造成一部分人（尤其是…

周日，香港发生了令人心痛的激烈冲突。@周保松 老师只能隐晦地在微博表达，希望大家能多看多想。没想到评论区一片狼藉，很多人留言讽刺。我也留了一句话，说“评论区恶意满满，太难受了。愿意看到的人总有办法看到，不愿意看到的人，看到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而后我翻墙出来看新闻，看到了这里@abcd 写的两篇文章，我觉得是很值得分享的声音，于是我截了长图放在自己的微博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连着图片，我写的鼓励大家点开图看的文字大意：如果愿意了解并且有心了解，就请放下成见和习惯的逻辑，看到两边的不同，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他们的行为和诉求。…

不久之后，刘晓波先生离世，墙外和墙内截然不同的舆论场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加上身边有几个早于我翻墙的朋友的指引，我主动地去了解了更多关于六四，关于维权律师的消息。18年夏天，那群奔赴深圳的大学生们的事情，让我彻底对官方叙事失去信任。我开始觉得，我有责任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不同的消息。我以为，这已经足够了，大家会去思考的。 没想到后来，欧阳娜娜的事情，香港的事情，我凑巧有机会和两位在海外留学的学姐有了深入的交谈，也在不同情况看到一些能够翻墙的朋友对某些事情的态度，以及有很多所谓的五毛党可以翻墙继续维护着当下…

這週新聞主要聚焦於：1.奥斯卡2.赵婷&无依之地3.特斯拉

這週新聞主要聚焦於：1.肖美丽 2.文理科 3.温家宝

這週新聞主要聚焦於：1.貨車司機死亡 2.粉紅女權被炸 3.美國的亞裔抗議浪潮4.核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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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称，广岛和长崎的“可怕教训”正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曾经不可想象的核冲突前景正在回到可能范围，“在一个充斥着地缘政治紧张和不信任的世界里，这是毁灭的秘诀。”他说，“我们必须停止敲世界末日的大门。” 1945年，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遭受了来自美国的核武器袭击，日本因此成为第一个被核打击的国家。两次轰炸中，约有129,000–226,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此后的数十年中，幸存者及…

约翰尼·德普和安柏·赫德今年这场长达47天的诽谤官司好比一集屎尿涕泗横流、眼界共尺度大开的好莱坞版《爱情保卫战》。海水般的流量向两位主演倾泻，甚至女律师都红得足够出道。 可他们身旁的一位老干部、民权界的百年老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却星光黯淡。 这场官司里，ACLU不光是落在了巨星扯皮的暴风眼里，它自身就是那股引发强对流的热空气：法庭证据显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职员和律师们为赫德代笔了那篇被判诽谤罪成、导致后者被罚赔偿1035万美元的《华盛顿邮报》特稿。…

——2019年抗争的教训 撰文：Zi-yuet 原文见流伞 第一篇烈火燃烧后：花落 无大台的陷阱：缺乏问责制的横向发展 在这篇文章中，陈怡讨论了民主运动内部缺乏问责制、不容质疑的仇外心理，以及本土右翼对泛民阵营不同意见的恶毒攻击。这在网络论坛连登上最为明显。 虽然连登是起义期间信息共享、战术讨论和动员号召的主要平台，但其用户群也非常倾向沙文主义、厌女、仇视中国人言论。有少数人能够成立连登帐户，但是连登仍占领起义的主要网络平台此地位。这导致网络论坛上的匿名用户们（注1）能够不成比例地影响运动中的舆论，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