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以211票对148票在技术层面上赢得了保守党下议院党团内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然而，实际情况没有看上去这么乐观，他是在身为在任首相、拥有压倒性的资源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失去了41%的保守党议员的信任。 对于约翰逊，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按照约翰逊团队和党鞭系统的估计，他需要将反对派控制在100票以内才比较有生存的希望。 如今约翰逊的成绩比2019年的特蕾莎·梅在另一次不信任案中拿到的票数还要差，梅当时虽然也获得了理论上的一年保护期，但实际上却只撑了几个月就下台了。 另一个参考…

在那一代的人人网用户里，童哲算是来得比较晚的，他火的时候是2013年，彼时我已经摆脱对人人网的使用依赖，和他并没有太多交集。我隐约记得他一开始和李硕走得很近，后来万门大学上线了中国内地的中学历史课程，被李硕批为“喂毒草”，两人因此闹翻。李硕大约对童哲是有偏爱的，以他那样蛮横的性格，居然在第一轮的对阵中不敌，要他的万年好基友“推倒柏林墙”出马解围。当时童哲的“巴黎高师硕士”身份已经遭到质疑，许铁在为童哲辩护时曾对李硕喊话道，别来找童哲的茬，这不是你能达到的层次。然而综观各种证据，童哲未从高师毕业基本是板上…

搬运一下自己在端发表的文章 美国时间5月24日，位于德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的罗伯小学发生了一起连续枪击事件，闯入学校的凶手无差别射击，造成了包括19名儿童和2名成人在内的21人死亡，17人重伤。这场极其恶劣血腥的惨案，不仅是德州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校园枪击事件，也是继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来、又一次在小学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十年前无辜小学生惨死的悲剧再度在美国上演，对美国社会上下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然而和十年前事件发生后、出现铺天盖要求控枪的声音和诉求相比，这一次，美国社会整体对悲剧的回应要平淡…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年启蒙者没有出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和变革者？为什么《北斗》没有办成《新民丛报》或者《新青年》？为什么万门大学没有变成互联网时代的工人夜校，而是最后变成一家卷款跑路的吸血公司？ 想必有些人看到这些问题会觉得好笑，要么觉得我高看了他们，要么觉得我自作多情。但他们刚隆重登场的时候，何尝没有这样的宏愿？北斗当年打出的口号是，“中国大学生的自我启蒙”，这也是个宏图大业，四五年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志存高远的年轻人。作为一份网络刊物，北斗呼应社…

2017年，意大利南部一个城镇以1欧元出售无人居住的荒宅的消息曾经登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这个西西里小镇把不再有人居住的房屋以1欧元的价格对全球买家出售，唯一的附带要求仅仅是在三年内对其进行翻新，而且整体投入必须超过1万5千欧元(约合人民币11万)。

伊万是一名高级软件工程师，他和太太是现居奥马哈的摩尔多瓦移民，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儿。疫情期间，他找到了一家加州尔湾的医疗科技企业的远程工作。他很享受远程办公带来的时间上的灵活。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并且得到合理的报酬，不必受限于居住地的工作机会。如果我去到加州，那里的生活成本可能又吃不消。所以我是希望能长期做远程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并没有让他的收入显著提高，但是“我们家生活开支下降了。因为不用通勤，我们卖掉了一辆车，只留一辆，既省下了时间精力，又省下了一份养车钱和油钱，以及在外面吃垃圾午…

——2019年抗争的教训 撰文：Zi-yuet 原文见流伞 2019年，我还是一名中学生。错过2014年雨伞运动的遗憾，令我更渴望为在电视上和街头看到的抗争作出贡献。7月21日晚，当黑衣人袭击返回元朗地铁站的示威者和乘客时，我在上环，而勇武派正准备涂鸦中联办总部的国徽。当警察开始向干诺道推进时，大部分的和理非（注1）后勤和我一样，在一群前线的带领下，向中环和金钟撤退。他们宣称，一旦武斗起来，我们就会成为累赘。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累赘，而是尽可能为运动做出贡献。 肯定有成千上万的香港人都有同样的渴…

撰文：陈怡 原文刊登于日本期刊 现代中国研究第46号（2021.3.12） 英文翻译见流伞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是香港史上最浩大的社会运动[1]，而且政治目标强烈，更使香港成为了中美冷战的竞技场之一。各国民主运动阵营开始对「香港抗争故事」趋之若鹜，尤其对其动员能力深感兴趣。 有幸在这历史性时刻见证这样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当中充满着激情、梦想、积极、勇敢、坚持、包容；又有着沮丧、愤怒、仇恨、恐惧。作为运动的参与者之一，我曾与百万人一起热血激昂，也曾与年轻人一起面对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催泪弹；更重要的是，…

格拉斯哥的大街上可能自圣诞节起便没多少人戴口罩了，四月一号取消口罩限制的官方公告不过重申了一下现实而已。毕竟，不管有没有新冠，日子照样过。即使在医学院里也是如此，戴着口罩考试的我才更像是个异类——不过也并不是因为新冠，而是因为最近爆痘。 于是英国全面解封，入境管控解除，日子似乎确实照旧。 “新冠存在么？” “没说就是不存在。” 但新冠浪潮渐退的同时，猴痘又进入了视野。 走出非洲的猴痘 6月4日至8日，全球新增猴痘确诊505例，28个非猴痘流行国家总计报告确诊病例1285例和1例疑似病例，无死亡病例，其中…

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一门「显学」，音量与可见度均超过了哲学的其他分支，在各个人文学科之间也显得格外热闹。当前一些受到瞩目的学者、思想潮流，一些观念的正面冲突，均可以归到广义的政治哲学领域。为什么政治哲学如此动见观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在马 ─列 ─毛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中国 ──乃至于全世界 ──的现实断裂之后，中国要走哪一条道路，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政治价值的选择与体制正当性的重建，原本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课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近三十年来中国…

2017年十月，数十名好莱坞女星指控知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曾对她们实行性侵，随后，同样受到过韦恩斯坦性侵的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呼吁受过性骚扰的女性用＃MeToo标签，讲出自己的遭遇。这就是全球＃MeToo运动的由来。2017年底，南昌大学前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学生提出涉嫌性侵的刑事指控，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起＃MeToo案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数的中国女性在＃MeToo的旗帜下站出来，讲述自己遭到性骚扰的经历。 ＃MeToo从一出…

韩乾发表在9月18号端传媒上面的《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后面简称《政治信念》），其核心观点曾经出现在对我七月一篇文章的回应里。《老朱——中产阶级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是一篇基于个案的政治现象学观察，可以视作对我五月写的那篇《从任正非的访谈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的一个补充。通过这两篇文章，我尝试勾勒出中国中产阶级核心的价值观念，在《任正非》里，我将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做了对比，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鸿沟，在《老朱》里，我更多地想展现官方意识形态在近几年是如何对这种价值观念再次…

可能是为了增加说服力，ta又进一步说，ta一位媒体人朋友，在北京一个饭局上听我说过自己被喝茶的经历，觉得我“非常兴奋”，好像自己终于得到公权力的关注一样。我七月初在北京只在两三个饭局上谈到自己被喝茶的事，其中的媒体人屈指可数，那位媒体人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谁，此前我们基本没有打过任何交道，聊到喝茶也是因为在场有另一位老师有过比喝茶更严重的遭遇，我们算是交流一下经验。我不解的是，就算你不喜欢我吧，私下跟别人吐槽我也觉得正常，但是将这种敏感信息四处传播（有另外的朋友也对我说过这件事），在道德上似乎略显卑劣：如果…

派出所只是一个被借用的地方，来“慰问”我的那些人平时都不在这个所里工作。在里面十几个小时，我基本没有感到什么恐惧，这除了因为我没有犯下网上所指控的那个罪名，还因为这些人对待我的态度和我以往听闻的有所差别。从有司第一次找到我，我就感受到这种差别，也私下和朋友探讨过。有的朋友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深圳的执法比较“文明”，这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在文中写到的那样：他们一直强调我享有的合法权利，也对办案过程中合乎法律程序的一面颇为得意。从宏观层面，这说明体制暴力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理性化”了（至少在深圳），在微观层面…

我在《从任正非的访谈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一文中写到，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但这种“去政治化”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说明：他们并非没有政治立场，他们在政治上大部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希望“政治”尽量不要“出场”。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都可以归结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就用经济手段解决，实在不行，用行政手段解决也可以，但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意识形态化，不要“整那些虚的”。邓说的“韬光养晦”、江说的“闷声发大财”，还有胡说的“不折腾”，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2011年的暑假，第二次是2012年的春天，后面2015、2016、2018每一年都会来一次，除了2018年见了陈冠中老师和几位左翼青年，其他年份我记忆十分模糊，如果现在让我讲对北京的印象，我依然停留在最初的那两年。201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从鼓楼外大街站出来，逡巡良久，直到没有公交车可以回去。我就照着不知在哪拿到的一张北京地图往安华西里的方向走，北京黑漆漆的夜路让人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那时大猫还没去世，两次我都住在他家里，第一次刘宇翔也住在他家。那是我们最落魄的年代：大猫在一家公司…

五四前有编辑跟我约稿，让我谈谈去年写过的那群青年。我试过拿起笔，但始终觉得无从下手：如今任何的赞美在现实面前都变成嘲讽，局外人的反思对他们来说也无非是难听的风凉话而已。 五四那天我看到一篇朱学勤老师在端上发的文章，读完之后十分感慨。我不仅感慨朱老师的观点二十年没有变化，也感慨他所坚持的观点，放在当下有一种特别奇特的“错位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朱老师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就开始借助西方现当代思想资源来“反思”五四，比如将哈耶克所批判的“欧陆启蒙运动”和“建构理性”，用来对应五四的“新文化”和“科学”…

我从2015年开始关注“组织性”的问题，因为感到这是上一代自由派失败的原因之一。自由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组织”是压抑个性的，所以自由主义者里面，不管是学者、记者、作家，还是维权律师、公益从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基本都是独立的，或只属于一些不具备团结性的“机构”。但这里面还有大环境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任何体制外的“组织性”都是十分警惕的，所以一方面，那些稍微具有“组织性”特征的非政府机构，基本都被当局以各种借口消灭掉了；另一方面，为了尽量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活动，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地考虑“组织性”的问题。…

最近我在游历的途中，和各个领域各个立场的朋友有一些交流。这些朋友基本都读过我今年写的两篇文章，《已经打响的精神内战》和《五月风暴的中国继承人》，他们对其中的思路很感兴趣：自由派的朋友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我所说的左翼青年，而左翼的朋友希望听听我对“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具体构想。基于这个情况，我想把我从2015年来的一系列想法整理一下，让所有朋友知道我的问题意识，也方便各方进行准确的评论。 几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标准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我现在认识的一些朋友来说，“学院派”、“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这…

七夕当天，大陆的长租公寓公司——南京乐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破产，所有与房东租客的合约解除，请大家自行调解。短暂地在热搜榜上停留了一会，很快就不见踪影。 因为在去年年底，我已经看过某个私人公众号写了“苏州乐栈公寓暴雷”的消息，作者一己之力的调查没有办法给出太多详细资料，但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样的项目背后水有多深，半年过去没有下文，似乎结果是不了了之，所以没有过多关注此事。 没想到第二天事情发展出了新的走向。很多微博ID后面跟着小红旗的账户(因为之前国旗被扯下掉海里，官媒发起“护旗手”网路活动，…

这两个阵营像两个毫无交集的圆，圈在各自的世界里，难以对话，甚至不屑对话。但这两个圆圈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论他们愿意承认与否，我们都要共同面对未来。如果不想办法找到分歧的根源，并弥合分歧，我们只会在各自的逻辑下越走越远。 上一篇文章，我发现对立的一部分来自对“经济发展”的看法不同以及个人经历不同，这种不同让我没办法要求人人必须与我共情。但文章引发的更深远的讨论，使我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种割裂，并不断加深这个割裂。 一开始，我简单地想把它划定为大陆长期以来的“文理分科”造成一部分人（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