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李木子，是在一个跟拍采访她的视频里，标题叫《富士康里的深圳女孩：下班之后只想搞钱，再苦再累也不怕》。视频里，她留着齐肩的黑色短发，身材清瘦，穿着一件蓝紫色的刺绣旗袍，到快递点去取自己进的货——辣条。

这批货有三四个大箱，她把比自己大好几倍的快递箱搬运上电动车，再走楼梯搬进自己的住所。她住在五层楼，搬运的时候箱子跌落过几回，但坚持不要人帮忙。

后来我在一个播客节目里听到了她更完整的故事。你当然可以很轻易地想象她的画像：来自农村的流动女工，年轻妈妈，干过很多份工，不辞辛苦地上夜班，因为熬夜免疫力下降患了白癜风，她去卖辣条、送外卖、拍视频，尝试每一条可能赚钱的路，在焦虑的工作之外也有一些自己的爱好，这些就是她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人”的日常。

但我为什么要写她的故事？这是了解和接触她时，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问题。因为她是流动女工吗？因为她有与众不同的故事脚本吗？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
埃里克·霍弗（EricHoffer, 1902-1983）的一生十分传奇，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

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神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

社会大气候是否已成熟得让群众运动萌芽，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是否有一股浓厚的烦闷气氛弥漫。几乎所有有关群众运动发生前一段时期的叙述，都会提到普遍的厌烦情绪。

恨意总是潜藏着钦佩。这一点，部分反映在我们喜欢模仿我们所恨的对象。每一个群众运动都会按照它选定的魔鬼的形象来塑造自己。

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忠实信徒」——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纳粹党员、法西斯分子、日本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异口同声指责西方民主国家的颓废堕落。他们论点的核心是说民主制度会让人变得太过软弱、太爱享乐、太自私，不愿意为国家、上帝或任何神圣伟业赴死。他们说，缺乏赴死精神正是民主国家已经腐烂到核心的表征。民主国家业已老朽、腐败和衰败，断不是行将分土封王、信仰弥坚、雄风凛凛的忠实信徒集团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