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85%的恋爱关系会以分手告终，当代的大多数成年人，都拥有至少一次分手的经历，而且往往是不明不白的分手，人们习惯性地不回电话，该见面的时候不出现，不说明白就开始不回消息，约会中途突然离去，什么解释都没有就给关系画上了句号。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并没有义务为退出关系做出解释，退出也不会给退出的人带来任何符号层面的代价或污名。做出解释就是在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脆弱和对对方的依赖，而“退出是一种对自我肯定的操演性表达，是选择结束一段危及自我安全感的关系。由于害怕对方退出，人们在进入关系时难免会感到困惑和矛盾，这就对逐步增加彼此的信任造成了极大阻碍，人们就会采取自我防卫和自我保护的策略”。

易洛思说，现代人的“不爱”就是只接受消极纽带和短暂的情侣关系，这样的关系通常缺乏情感，包含一种自我享乐主义，“在当下，人们不断行使自由，靠的是有权利不参与某些关系，或从某些关系中脱离，在关系的任何阶段选择抽身而退”。消极纽带等于社会纽带的瓦解，造成了出生率下降、离婚率增加、孤独成为流行病。

对个人来说，选择消极纽带、不做出长期的承诺，是由于选择的面扩大了，带着相互矛盾的需求，从而造成很多不确定性。“在传统的婚姻中，男性和女性（基本上都）是横向配对的（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内部），而婚配的目的是让资产和财富最大化。在性市场中，男性和女性的配对依据是性资本，配对的目的多种多样（经济的、享乐的、情感的……），并且双方常常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背景（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社会的……），而且常常交换的是不对等的属性（例如美貌和社会地位的不对等）。”

在人际互动中，人们要管理各种相互冲突的欲望和要求，“不想让自己显得太渴望拥有一段关系，但又确实渴望它；在关系中，不表现出缺爱（“黏人”）已经成了一个关键主题，在关系的初始阶段尤其如此。这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建立情感契约的意志，或者很难去做必要的象征性工作以显示自己在意或者对关系很投入”。

现在很多声音认为，还是要经济增长压倒一切。如果经济不增长，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在目前的结构下，如果不创造出一些“底层”的工作，靠这些工作把民众拖住的话，确实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要看全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总体，将它进行再分配，完全足够大家吃穿用度，完全足够形成温饱社会。如果进行再分配，可能每个人工作五天就足够，也许大家也可以花很多时间休闲娱乐、搞艺术创作，人与人之间的再变为好朋友。

但现在几乎所有人，不管是低收入的务工人员，每天为了温饱工作8到12个小时，还是已经腰缠万贵的富翁，也得工作8到12个小时，因为他们生怕被别人超过，也更怕资产会缩水。即使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些，从身体和心智都不需要这样的财富。

这就是“增长主义”，甚至不叫“发展主义”。因为“发展”还意味着从一种模式可能进化到另外一种模式，里面有创新的含义。“增长”的唯一，就是靠数据变大，比如许多富豪认为，这才够维持下来，一旦哪天停滞，好像一切都会崩溃，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人为什么要发明钞票？是为了给人服务，但今天钞票成为了一个让我们这么焦虑的事实。一个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工具，现在成为我们的主宰， 这就是“异化”，所谓的“拜物教”也是这个意思。

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人的生产服务的，但现在倒过来，完全成了主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物质生产的逻辑也贯彻到教育、医疗这些领域里面来。

把一切都标准化，进行评比，引入激励的机制，这就是一种生产性逻辑，而且是物质生产性逻辑。这导致了异化的精细化，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逻辑统治了我们的生产活动，而且是物质生产逻辑直接形塑了我们如何组织人的活动。从逻辑角度来看，现象的根源都是一贯的。

自从人类学会书写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记录自己有多么独特、我们与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想象力、道德和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特质。

另一个看似只有人类才有的特质就是对忙碌的需求。大多数动物如果基本需求（食物、居所、休息）得到满足就会感到满足。相反，我们人类不喜欢闲着，即使这意味着陷入了生产力的幻觉中。

乍一看，这似乎并不那么具有开创性，但其含义却是深远的：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并利用任何理由来保持忙碌，即使这项任务毫无意义。正如这项研究背后的科学家所说：「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追求的许多所谓目标可能只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忙碌的借口。」

打破对忙碌的沉迷并不难，但确实需要有意识地转变心态。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是我们口口声声说想要的，但这却与我们根深蒂固的恐惧背道而驰，我们害怕独自面对自己的想法，害怕面对生活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解放我们，但也相当可怕。以下是您可以实施的一些简单改变：

改变观念。首先，不要再说「我没有时间」。而是说「这不是优先事项」。提醒自己，每天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你关心的事情。
少做事，多成事。不要以完成的任务数量来衡量生产力，而应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整理你的待办事项清单。将注意力从任务转移到结果上。
开始学会说不。不要仅仅因为别人的请求就接受任务。质疑这个新任务是否会带来有意义的结果。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你可以说「现在不行」而不是「不」，如果这样更容易接受的话），但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管理时间。
与无为和解。为了帮助你适应无所事事，安排一些专门的休息时间与自己相处：反思或者散会儿步。

重拾你的时间，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会对你一年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为了避免与自己独处而花费在无关紧要且毫无意义的任务上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从事令人兴奋的工作，或者与所爱的人共度时光。这些时间很快就会累积起来，因此，摆脱生产力幻觉的价值，足以抵消最初面对自己思维的不适。

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精准投放的广告会影响消费者行为。

假新闻和外国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仍有可能影响投票行为。但研究表明，即使是在 2016 年大选中用来说服选民的最复杂的针对性宣传活动，也可能收效甚微或根本没有影响——甚至可能对被错误当作目标受众的选民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意外看到目标受众为其他选民的广告的人，比那些没有被当作目标受众的人更不可能投票给广告中的候选人。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精准投放的广告会影响消费者行为。虽然被一个与个人兴趣惊人接近的在线广告活动盯上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研究表明此类活动对我们购买行为影响甚微。

硅谷的公司因政治极化而受到指责的另一个原因是回声室。但是，如果脸书和推特让人们接触持反对意见的人——正如上面描述的许多硅谷叛逆者所要求的那样——我在本书中提供的分析又表明这种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然而，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回声室现象的盛行程度被严重夸大了。纽约大学社交媒体和政治中心 2019 年的一项研究的结论表明，40% 的推特用户不关注任何政治相关账号（即民选官员、政论家或媒体机构的账号）。研究人员发现，在其余调查对象中，大多数人会订阅查看与自由派和保守派相关的信息。他们总结说，只有少数人深陷回声室当中，他们处于自由-保守这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端。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另一项对超过 5 万名互联网用户的浏览历史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 论是，与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相比，那些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会遇到更多的反对意见。

我还担心我们高估了社交媒体公司打击政治部落主义的能力。近几十年来，新的技术促成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产生和其他我之前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的重大突破。但这些成就也造成了极端的狂妄自大——或者至少是虚假的信心，让人们认为学习汽车驾驶规则的技术也可以抵抗政治极化。事实上，现有的最佳证据表明，机器学习在能预测复杂的人类行为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改变人类行为了。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社会学家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向数百名机器学习专家提出挑战，要求他们预测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儿童的未来。他的团队向专家们提供了关于这些贫困家庭孩子人生前半段的数据集，其中包含来自不同地区数千人在不同时间点的数百个变量。每个团队都使用最好的机器学习技术来建立模型，以预测哪些人会摆脱贫困。令人惊讶的是，最好的模型并不比几十年前的统计技术高明，并且只解释了研究中儿童生活结果变化的大约 10%-20%。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争辩说，童年贫困和政治极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对我来说，萨尔加尼克的研究表明，在机器学习领域的工程师能够通过简单地调整脸书的源代码来减轻政治极化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