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的拿自己的数据来计算，你会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少的可怜，干瘪的数字就像鸡肋。就算你算上省平工资的上涨，算上普涨，新的数字也会遭遇通货膨胀的暴力一击。所以在如何对待社保这件事上，不同的人会有很大的分歧。由于每年的社保基数上涨，这块的硬性开支对于打工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看到有人决定不缴社保，也不要觉得奇怪。

对于不很穷的人来说，社保的未来意义稍弱，当下意义更大一点，比如很多城市的落户政策和缴纳社保的时长有关系，比如杭州的新房摇号需要按照社保缴纳时长排序，比如车牌摇号、小孩入学等等都可能需要社保数据。对于我个人来说，我选择按照最低基数维持我的社保记录，每个月的固定成本大概在1500+，还能承受。最后一个考虑的是，社保里包含医保，说实话这个是最有用的，我平常买药的时候医保余额可以覆盖掉，我做手术的时候，医保可以覆盖掉一大部分。

女儿是家里的小女儿，15岁，读初二，成绩中等，却越来越不愿意上学了，哭着闹着，总有新借口。一开始，李春秀只是担忧、焦虑，后来这种心情发展成焦急。她试着劝女儿去上学，讲了各种道理，都没什么效果。于是劝说变成了吵架，然后变成动手——“就打她，死打。”

为什么不愿意上学？李春秀想，问题可能出在“手机”上，更准确一点来说，出在网络上。女儿还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只有一个小平板。不去学校肯定是想着看平板，因为上瘾了才不想去学校。

女儿又说，不去学校，是因为在班里没几个朋友，班里的男同学欺负她，朝她头上吐口水，几个老师也对她不好。女儿开始哭，对她重复那句话：“不想去学校。”

李春秀没面对过这样的事情。她和丈夫束手无策。她有点后悔，更多的是心疼。李春秀问女儿，想不想休学，女儿说，不想再读一次八年级九年级了。她只好答应下来，就这样一直请假。给女儿请的假越来越长，最后一年多都在请假。2022年10月以后，女儿基本再没去过学校。只有一次，需要拍学籍照，女儿去了一趟，拍完照后立刻离开了。

李春秀知道女儿的意思。女儿想换手机，但她不想这样做，怕的还是那一件事——“沉迷”。不久前，她从银行退休，有更多时间在家里，李春秀感觉女儿好像有点太着迷于网络上的世界了，休学后，她经常半夜不睡觉，和朋友聊天、打电话。有时候李春秀起夜，还能隐隐约约听到说话声。熬夜对身体不好，她担心换了手机后，女儿会一晚上不睡觉。

她只好考虑向其他人求助。李春秀知道小红书，觉得上面好像有很多年轻人。她第一次下载了这个软件，发了一篇帖子，标题写道：“15岁的女儿想要手机，我应该怎么办？”

可能是小时候被打坏了，李春秀意识到一件事：她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相处，更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她只好动手打人，就像当年自己父母做的那样。大女儿也是被她从小打过来的，她还砸过大女儿的手机。有时候，李春秀也会觉得，孩子都是这样被打过来的。

但李春秀一直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年纪渐长，她开始像同辈人一样，变得平和了一些。她动手的次数变少了，虽然偶尔还是控制不住，但总之比以前少得多。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代沟”，小女儿年纪太小，她总是搞不清她在想些什么。她们经常吵架，吵到后面，李春秀开始崩
溃。

“那个时候是我想得不够，现在确实不是以前了。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肯定和现在不一样的吧，我自己想不明白，所以才想着发帖问同龄的孩子。”李春秀说，“幸好我问了。”

她最后回复道：谢谢评论区的孩子们，我知道了，这个手机确实不方便，孩子大了也要重视她的需求，是我想得不够，她姐姐愿意出一部分钱，让她自己也出一点，这个新手机就当是全家人送给她的礼物了。

李春秀能明显感觉到，休学在家、养了这个小东西以后，女儿的状态变好了，她看起来开心了很多，整个人也舒展了起来，像一棵重新焕发活力的幼苗。她和女儿一起商量着复学计划，优先要保证的是“开心”，女儿的态度也没有那么抗拒了。李春秀想起来了，自己生她的时候，最开始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的闺女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

在传统男性向二游中，这个问题并不明显。但到了一般向二游，主流市场的许多厂商本就不太能与传统男性向二游玩家群体达成共情，同时，国内市场又普遍迷信成功论，一般向二游能赚大钱，泛用户才是金主，去讨好泛用户就可以了。但问题在于，开发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有多少本事，能不能从头部二游厂商手中抢到市场份额。

于是我们看到，有一批试图取悦泛用户的二次元游戏扎堆上线。平庸，撞车，然后死掉。

一些二游从业者格外关注现在的“有男不玩”发展趋势。过去的项目可能没法改变了，但今年立项的项目很大可能会受“有男不玩”的影响——厂商不一定会做男性向游戏，也可能做女性向，还可以做满足其他类型、专门的癖好的。但总体来说，去圈定更加细分与忠诚的非泛用户，大概率会成为之后二游市场的一种自然选择。

研究韩国文化产业（游戏产业方向）的学者Kaba尝试以更加成熟的标准来评判国产二游：“如果把做二游分为符号、叙事和认同的3层结构，现在国内的大部分二游厂商可能连第1层可能都没有做到（指设计出能精准符合受众喜好、引起长久记忆的角色），更不用说围绕这些角色做叙事工作，以及建立相对广泛的认同。由此可见，二游产品想做好，在IP上下工夫是不可避免的，IP产品从内部到外部的氛围构建才是情绪价值的完整链路。而国内现在的许多二游，天天舆论不断，做不到讨好大部分受众，只能被架在火上烤。”

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们秉持批评玩家前先批评厂商、批评厂商前先批评环境的态度来分析——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明晰了国内二游市场的畸形是厂商贪婪的“我全都要”所导致的，但相比之下，韩国是一个性别对立更严重的国家，却从来没诞生过类似“有男不玩”的思潮，或者说，“有男不玩”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在韩国游戏市场“圈地”的发展中，已经成为玩家和厂商之间的一种日常了。

所以，性别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有男不玩”的催化剂，却难以称之为本质。

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仍是“玩家的真正需求”——例如老生常谈的分级制度。不管是情感还是性，韩国的二游（无论男、女性向）能做到的尺度都更大，而国内厂商很多时候难以把控设计的尺度，玩家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

举报也是游戏厂商面临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算是“民不举官不究”，并没有某个确切的标准，面对许多为了满足玩家需求、选择“在灰色地带跳舞”的二游，这无疑是一柄悬在厂商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玩家如果买了厂商推出的内容商品，但没过几天就被“和谐”了，很难不会生出负面情绪。

而在韩国，政府和各类社会机构更多地会采取“看热闹”的态度，主流凝视是主流凝视，但不会产生实际性的干涉。


有男不玩”的“地域特征”也颇为有趣，支持者的声音大多在NGA手综区。很多人认为“有男不玩”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只有一小批人在表明态度，他们凭什么代表广大的玩家群体？

在互联网上，音量大不等于需求大。例如，2021年，腾讯互娱自研业务用研组组长劳姗姗，在腾讯开发者大会上用乙女游戏用户数据举例表示：只占18%的“本土新生代”玩家在微博上声量最大，呼吁平等和尊重；在填问卷调查时，这群人的婚恋观又最传统。

二游市场也许会因此进入进一步细分的局面：如果厂商要服务好传统男性向二游用户，游戏便不可避免地小众化，在运营妥当的情况下，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盈利；如果厂商要继续追逐主流做一般向二游，在质量不是完全过硬、或是公司本身有固定“粉丝”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失去一部分玩家。

与此同时，传统男性向二游玩家也成了一部分群体的代表：来自市场的漠视，“ZNG”（宅男哥）的贬称、一连串的二游舆论事件，成为压垮这些玩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需要爱，但这份爱不只是以前标准下的、和游戏角色的情感寄托，还需要来自项目组的理解，来自游戏中的节日福利……喊着“有男不玩”的玩家们，希望有更多游戏能够提供一份空间，让他们做到“圈地自萌”。他们选择了NGA手综区作为阵地，向大部分一般向二游和玩家表明拒绝与抵抗的态度。

在大部分非二游玩家看来，这种态度无疑是极端、莫名其妙的，但它也反映出当今国内游戏市场的诸多矛盾：一般向二游和传统男性向二游玩家的矛盾，传统男性向二游玩家需求和厂商能够提供的内容的矛盾，大众群体和小众亚文化群体的矛盾。

去年年底，在英国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马斯克曾表示，“人工智能将使人类达到‘不需要工作’的地步，但这句话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理解。”

We tend to think that the person we are today is the person we will always be.
Most people, when asked if they are the same person they were 10 years ago, will say no — but we have a much harder time seeing potential for change in the future. Gilbert and others refer to this as the “end of history illusion.” Despite awareness that our past self is clearly different than our present self, we tend to think that who we are right now is the “real” and “finished” version of ourselves, and our future self will be basically the same as who we are today.Gilbert puts it simply: “Human beings are works in progress that mistakenly think they’re finished.”

For example, when I decided I wanted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writer, the idea alone wasn’t enough. I had to turn my idea into a measurable outcome — getting a six-figure book deal with one of the Big Five publishers in New York — and then I could reverse-engineer a process for reaching that goal. Having a clear goal enabled me to ask useful questions to the right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