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Do Great Work
http://paulgraham.com/greatwork.html

@路遥：Paul Graham 的新文章，讲如何做伟大的作品。非常长，我还没读完，但读完的部分非常有趣。跟行业无关，是一篇普适的文章。

我觉得所有大学新生入学、或是学生毕业，都应该给每个学生发一篇这个。

缅甸诈骗手册：中科院博士揭露诈骗真实细节

9月14日，我们联系到张原，他向我们讲述了在缅甸诈骗园区的生活和诈骗实施的细节。我们还得到了两份诈骗公司内部的培训资料，一份是一万多字的中英双语《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份是由诈骗聊天截图组成的《聊天范例》。

此前模糊的缅甸诈骗集团内部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具体——

集团内诈骗链条分工明确：寻找客户的人，被叫做“引流手”，和客户详细聊天的人，被叫做“详聊手”，跟客户打电话和视频的人，叫做“话务员”，引导客户投资的人，叫做“经纪人”。

在《业务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聊天范例》里，诈骗的每个步骤和流程都被覆盖，为诈骗者提供详尽的培训和指导。从怎么包装人设，打招呼说第一句话，聊天聊什么话题，怎么在恰当的时刻从情感聊到投资，资料包都会提供模板和例句。

奖惩体制也同样完善：骗到大单的人有敲鼓的资格，会被公司奖励现金或者嫖娼，管理也相对宽松。完不成下发任务的人会被强制要求加班，体罚，限制每天睡觉和上厕所的时间。更为严格的惩罚是对那些“坏了规矩”的人，他们会被关进“兵站”——类似私人监狱的地方，根据“破坏规矩”的程度来设置关押的时间。

整个集团有类似社会金字塔型的结构，公司经理——团长——组长——组员。领导一层一层下发任务，人的层级和权力由KPI决定，完不成KPI的人会坠入下一个层级。一套价值观也在园区内被强化：只有完成KPI才有价值，只有发财才有尊严。管理者们用“被骗的人活该被骗”，“劫富济贫”等话术给予诈骗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让诈骗者一次又一次突破道德底线。

被骗去缅甸之前，张原任职于中科院庐山植物园，博士研究方向为古植物。2022年，张原因经济困难在网络上找中介求职，因为英语很好，他原本希望去新加坡做英语客服，却落入诈骗园区招聘人员的陷阱。2022年8月，他先到达泰国的湄索，然后又来到缅甸东南部的妙瓦底地区某诈骗园区。在园区内，他被收走手机和证件，无法与外界联系。

张原因为外债，家人生病，迫切期待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而陷入深渊。可被形势所迫，渴望突破阶层改变人生的，又怎会是张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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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习惯了学生自杀

一名小学生，被老师生生用暴力打进了ICU，生死不知。小朋友的病历很快就传遍了医疗圈，儿科的同行们表示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伤害，除非坠楼乃至遭遇车祸。

我在群里插了一句嘴，有谁敢公开替这名小学生打抱不平，大家都沉默了。我知道他们为何沉默，因为怕遭到权力报复。

当家长去学校调取监控时，学校答复监控坏了，事发还不到24小时监控就坏了。监控又坏了。当地教育局从始至终保持沉默。

南京某985高校，短短一年时间高达6名硕士博士自杀，他们生前或控诉被导师压榨或控诉不像个人。可我们的媒体被集体下达了封口令。他们的死没引起任何关注。

六名高材生，又不仅仅是六名高材生，他们代表的是一个被压榨到绝望的群体。可死了就死了，没人在乎。他们的死甚至没带来一点点改变。

一名武汉的大学生，自杀前留下遗言，“就让我的死来推动学校改变”。可他死亡的消息很快被掩盖，曝光他跳楼视频的学生也被学校迅速约谈处分。

就在一年前，这所大学的学生还集体在网上控诉学校暴力压迫。现在他们中的一员希望用死来逼迫学校改变，他们却集体选择了沉默。当记者采访时没有一人敢出头，没一人敢出头。

放任何国家，大学生自杀都是很严重的事件，何况接二连三的自杀。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大学生自杀，习惯了院长教授们强奸学生，习惯了院士教授们科研造假用几千万经费养后宫。

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

饶毅教授被捧为英雄，可他改变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常常想我能改变些什么，可我能改变什么呢？连我也习惯了学生自杀。因为我也是一名教授，还是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教授。

现在的学生真的很厉害，我们批评权力批评黑暗都会被他们视为敌人，被他们口诛笔伐，他们真的很凶。

可他们自己遭遇压迫时他们却不敢反抗，他们不敢反抗权力，他们畏惧校方。甚至他们身边的同学选择自杀时，他们都不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他们高呼爱国，我愿意相信他们的话是真诚的，可身边最亲近的同学自杀死了，他们没一人敢出头。

我敢实名举报副省级大员，我不怕大盖帽上门威胁，我敢带着我的学生去给那些绝望的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可我害怕今天的大学生。

他们像头狼，又随时温顺的像只小白羊。我是一名教授，会叫的野兽。我的责任是传业授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今天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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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双减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双减后，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

也就是说，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著；反而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

【网评】论文可以在这里看到： https://nsd.pku.edu.cn/docs/20230719145943514162.pdf source

消散、偶然与新的想象：在莱比锡下围棋 | 原文

成为教师中的5% | 原文

菜市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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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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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郷🌸 source

分享卢昌海博客的两则内容：

聊聊这些年批评中国时政时， 遇到的两类典型回应：

一类是以亲历者的身份， 指出对中国社会的种种，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换做是在信息自由的社会里， 亲历者的身份确实能加分， 但在信息管制外加系统洗脑的社会里， 则未必——因为得看那亲历者能否摆脱视角和思维的双重局限。 事实上， 当一个亲历者说出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之类的话时， 他对地产陷阱里的挣扎之人知道多少， 对深度内卷的外卖骑手知道多少， 对缺乏保障的失业人员知道多少， 对上海 “万梗节” 的 “梗” 理解多少…… 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看社会只凭眼睛是不够的。

另一类是以翻墙者的身份， 显示自己并非井底之蛙， 指出海外也有假新闻。 “海外也有假新闻” 是一点也没说错， 但它是 “一锅粥里有老鼠屎” 还是如极权官宣那样的 “一锅老鼠屎里有粥”， 则大有讲究。 而说这种话的人——如我旧微博所言——大都是意在混淆这两者。 假新闻哪儿都有， 真正致命的是不容纠错的假新闻， 这才是区分 “一锅粥里有老鼠屎” 和 “一锅老鼠屎里有粥” 的根本判据。 此外， 亮出翻墙者的身份主要为了指出 “海外也有假新闻” 的人， 他们的翻墙往往不是为了看世界， 而只是把井底之蛙的 “井” 搬到墙外。 最终还是那句话： 看社会只凭眼睛是不够的。

关于前一条微博所述的第一类回应， 还有些延伸话题值得一叙。 从很多言论被禁之前的快速传播来看， 跟官宣背道而驰的百姓数量并未少到可用一句 “百姓是基本认可的” 来抹去； 但另一方面， 对一个系统洗脑已逾七十年的社会来说， 认为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则并非夸张。 从这点可延伸出两个话题：

一是批评或讽刺那样的社会是否已失去意义？ 我认为不是的， 因为哪怕整个社会已如下面画作那样整齐划一甚至 “快乐” 地皈依了官宣， 它作为一种现象， 依然可被批评或讽刺， 这跟那个社会是否有人与之共鸣毫无关系， 也不依赖于共鸣。

二是既然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 则鲁迅的话可谓先见之明： “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 倘一知道， 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这种情况下， 批评和讽刺作为现象评议虽不失意义， 作为替民请命则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多情——因为后者是依赖于共鸣的， 没有共鸣或共鸣少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自作多情。 事实上， 在官宣代表了主流民意的社会里， 因言获罪的人大都是被民众揭发， 自以为维护民权的人只需官宣稍稍定调就会反遭民众撕咬。 这就引出了我多年前表述过的一种看法——也是对我时政言论的定位， 即我欣赏费曼等人的 “社会无责任感”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我有发表见解的兴趣， 但只是意在自娱和分享， 而非教化， 更不是为任何人请命。 跟常被人以为的情形恰好相反， 我对改变中国的政治状况其实一点兴趣也没有。 不仅如此， 我还主张洗脑形成的民意也是民意， 对那样的民意可以批评和讽刺， 但否认那样的民意而强行推销社会理念， 则是盲目而不明智的。 比如中美人权对话照说是为中国人谋人权， 却反而让中国人——是大比例的民众而非只是政府——更敌视西方民主， 从而不仅自作多情， 且还成了反教育。

原文可见：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miscellaneous/blog/202311.php#d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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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富有 1% 人口的碳排放量与最穷的三分之二人口相当

2023-11-23 18:02 by 星空暗流

乐施会(Oxfam)公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最富有的 1% 人口（约 7700 万人）产生的碳排放量与全世界最穷的三分之二人口（约 51.1 亿人）的碳排放量相当。1% 富人的排放量占到了全世界总排放量的 16%，与全世界收入最低的 66% 人口的排放比例相同。这项研究根据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报告显示，在法国，最富有的 1% 人口的年排放量相当于最穷困的 50% 人口在 10 年内的排放量。法国首富、路易威登创始人 Bernard Arnault 的排放量是普通法国人的 1270 倍。报告还发现，超级富豪也比普通人更可能投资污染行业。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resources/climate-equality-a-planet-for-the-99-621551/

#地球

一个人改造了老家的房子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吧！！ source

抑郁大学生，有校难回

室友发现了于丽丽的不对劲，建议于丽丽去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看，“也不是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去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出口”。

那是2020年10月，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于丽丽几乎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心理老师，老师温柔的回应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当时没那么焦虑了”。听从老师的建议，于丽丽去一家医院做了专业的心理检测，结果显示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没有任何犹豫，她将结果转告给心理老师。她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两三天后，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到办公室，向她了解生病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关心过后，辅导员转变了谈话的重点，开始强调她的抑郁症给学校领导和他自己造成了很大困扰，建议她退学。于丽丽“吓坏了”，她愣在原地，“本来是向学校寻求帮助的，怎么就这样了？”

于丽丽的室友被学院主任挨个叫去谈话，询问于丽丽是否有过自杀或其他过激行为。母亲和姨妈也被叫来学校，她们在混乱的情绪中与学校争取，“咬定无论如何不同意退学”。

辅导员提出让她主动休学，康复后再考虑复学的方案。于丽丽还想为自己争取，她相信自己的自愈能力，想要请假，被拒绝。她又想到20天之后就是教资考试了，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一年也仅有这一次机会，她希望至少考完教资再回家。辅导员再次拒绝了。于丽丽回忆，那天与辅导员、家人一起在酒店，她颤抖着按下手印，在休学申请表上签了字。

大学校园生活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回想起“被休学”的经历，于丽丽反复强调自己当年“太幼稚太单纯”，她向心理老师和辅导员“全盘托出”，才迅速被盯上，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

这也是一些大学生的共同感受。知乎上，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面，点赞最多的几条回复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王雨透露，学校内部有一个红头文件，注明了对学生的心理预警机制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学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抑郁的严重程度，“只有做出了危险行为，通过专业医生、辅导员、心理老师和家长共同评估，确认这些行为会危及生命，或对他人带来伤害，才会进一步沟通，是先休学，还是家长过来陪读”。

桃子曾在湖南某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她说，很多学生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希望咨询师替他们保密，但按照行业要求，保密原则里有一条保密例外，“如果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或是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是一定要上报的。如果学生状况严重需要就医，超出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外，也要征求其同意，让辅导员或其他信任的人陪同去医院看病”。在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师需要和学生讲清楚这些例外情况，只有双方同意，咨询才会继续进行。

但这些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

休学容易复学难，这是很多因抑郁症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时隔一年再次联系辅导员，对方却一直难以给出明确的复学方案和复学时间。从2021年8月拖到快10月，校方一直不同意复学。于丽丽猜测，此前另一名学生在宿舍自杀的事情让学校更加“浑身带刺”。

眼看着休学的时间即将超过一年，连续休学两年再不返校就要强制退学了，于丽丽和姨妈无奈来到了学校。无论怎样自证，校方依然谨慎。最终，于丽丽签订了一份“禁止返校”的协议，只能通过上网课修满学分，学校颁发毕业证。

阿肆曾找过辅导员倾诉，对方对她的康复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学校找来做心理评估的专家，“评估的侧重点是规避责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问她以前的吃药治疗，却没怎么关心阿肆现在的状态。

晓诗在休学一年后，开具了复学证明，想争取复学，却被对方说“公主病”，这种情况上学会影响其他同学，让她退学。后来另一位辅导员上任，也催着晓诗尽快办理退学手续。

接连两位辅导员的冷漠让晓诗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023年8月，晓诗从学校退学，她愤怒地给辅导员发消息：“你们就是歧视抑郁症患者。”8个小时后，她收到了辅导员满是抱拳表情的回复“老师只是希望你更好”。

如今，晓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学校刺激的幻听幻视至今“没缓过来”，一想到大学校园灰色的建筑便感到压抑。她仍然计划着未来，但更多时候，她觉得毫无希望，只能靠画彩色的画尝试治愈自己。

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对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恐惧，是很多学校让抑郁症大学生最不舒服的地方。不信任感在学生群体里蔓延，曾有人提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如果没有学生的信任，学校的心理筛查很难真正触及到抑郁症较为严重的学生。根据桃子的经验，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大多有强烈的病耻感，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生病的事实。“如果患抑郁症的学生不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王雨也发现，最终出现危险行为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重点监管名单上”。

低薪资并没有带来更轻松的工作任务，桃子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时间花在处理学校的行政任务、其他心理工作上，每天非常忙碌、精神紧张，“她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因为随时可能要跑去做危机干预”。

此外，目前高校的心理岗位通过行测等考试即可上任，应用测试也很好应付，通过体制内考核上岗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而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不负责任的校内老师，更增加了抑郁症学生被歧视、被劝退的可能性。

公众号“偶尔治愈”曾对北京、华中、西南地区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显示学生进入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王雨发现，“不少学生为了尽量排上号，故意夸大情况，谎称自己要自杀，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挤到了后面”。

https://mp.weixin.qq.com/s/E5hhNKyhchqRCRJptmcu1Q

职场浪人回忆录 - Shawn (@shawn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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