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子 2017-2020

均由画师翎绘制

漠伦 2017-2020

均由画师翎绘制

你们反乌托邦界到底还有没有新东西
文/池骋

时至今日，“反乌托邦”（Dystopia）已经不再是个时髦的概念。通常意义上来说，反乌托邦指的并不是反对乌托邦，而是乌托邦的反面。反乌托邦作品几乎都是通过描绘反乌托邦所指代的某种恶劣的社会形态来达到警示他人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乌托邦。正如“反乌托邦”这个词的首创者约翰·密尔所说，“乌托邦是太过美好而不能成真，反乌托邦则是太过糟糕而不可实行”。

描绘一个糟糕的世界，以及描绘人类如何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中生存固然是有魅力的，但当这样的创意被讲述太多遍了之后，反乌托邦世界本身承载的复杂性就在层出不穷的类似主题中逐渐消弥了。为什么反乌托邦成为了游戏最常涉及的政治命题？可能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最容易。当你拿到一个号称是反乌托邦游戏的作品时，你能够期待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么几样：无所不能的极权政府、无处不在的宣传口号、一套规则严明的监控体系，以及无尽的道德抉择，而压迫和反抗则构成了永恒的主旋律。

https://www.chuapp.com/article/287120.html

不仅是游戏界，即使是“一般的大众批判语境”下人们对反乌托邦——或者说，极权社会——的描绘与运用也陷入了干涸。几乎所有的描述、想象都离不开《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的描述。

这其中自然有两部作品开创先河且鞭辟入里的描写的因素，但我们想象力的枯竭也同样难辞其咎。似乎再难有作品能够构建出“电幕”“唆麻”这种经典的意象，用以指代政府对个人的控制。当然，从今天来看，赫胥黎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了个中趋势，严格控制并不总是需要显形，而是可以与整个社会运行体系相融合的。

文章中提及的游戏一个出彩之处在于，它不是要求玩家做出某种关键抉择——某篇新闻的刊载与否，某个人的过境与否，而是要求玩家去参与到新闻生产的体系之中，通过现有体系的规训，理解并帮助引导或塑造社会的倾向性。问题是，在这套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帮助我们通向反乌托邦？

传统新闻业在漫长的专业性构建中总结出了一套确保其产品——新闻——中立、准确而尽可能为最广泛受众所接受的标准。个中逻辑不难理解，只有最大限度扩大接受面，才能最大限度获得收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注意到，这种标准无论多强调其客观，总还会受到其从业者的内在立场与受众的外显立场的限制。

因为在这套话语下，新闻，或说是信息要作为一种商品要为人选购，那自然市场会给出它们的意见与指示。媒体便要做出选择，是继续维护一套平衡的筛选标准，还是转身成为一套价值观念的扩音器。

崩溃就轻易发生在选择间，当商业经过精算发现讨好十万人取得的收益远比服务一百万人所取得收益来得快速且丰厚时，维持社会意见平衡的所谓社会责任就只能让出它的位置。

这套叙述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反乌托邦想象，“控制”并非来自政府的有意布局，而是来自人们在不加节制地倾向性选择之下共同到达的结果，人们共同用购买走向极端。

或许在现实中意见的极端多样并不能导致这一结局？但可能正好相反，意见的多样引发的对抗将更容易导致意见的集中与极端化，从而帮助大家更快地走向拉踩异己、放大己声的对抗。

事情并不复杂，给每个人搭一座茧房，他们就成了一颗石子，石子们从山崖滚落，那也是一道洪流。

阿甘本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从未想要介入科学界之间关于流行病的讨论。他感兴趣的是这场疾病所造成的伦理与政治上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他想要强调，所谓的“例外状态”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在已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危机的状态。而现行的紧急措施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敌人来自于外部”而不是“敌人来自于内部”，没有什么比这种观念更能破坏人类的团结。

阿甘本之所以是令人尊敬的哲学家，是因为他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印度哲学家沙吉·莫汉与迪维亚·德维迪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我们是否值得拯救？代价是什么？”

——王悦，《因为疫情，欧洲哲学家们吵翻了！》，南风窗新媒体
https://new.qq.com/omn/20200331/20200331A0MAZS00.html

这篇文章介绍了欧洲地区哲学家的一场论战，论战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以意大利为首的欧洲各国采取封城的严厉措施是否得当展开，作为论战导火索的阿甘本在论战的最后阶段表达了上述意见。

“人们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危机的状态”这一说法颇有意思，我将其擅自解读为对现代生活复杂性的一种承认。

这种复杂性有一部分来自于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无论是行业性的还是地域性的。以当下现状举例而言便是防疫物资或是呼吸机的匮乏，既来源于本国工业在此方面的空白，也来源于产品生产的全球产业链的交错。撇开工业体系完整性之利弊或是全球化的种种争议不谈，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当下独自生存并非易事。

我们依此生活在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中，外交风波、贸易战、战争、大流行病……很多种因素都可能打破这一平衡，而引发生活的“例外”状态。在这种叙述下，个人的生活存续与国家休戚相关，因此也就给了国家行使强制权力的余地。这正是论战中一派哲学家的担忧，当这种意外状态赋予政府对日常生活的“例外”侵入，那么当意外状态结束之后，这种侵入又该如何收回，是否能够被收回。如果不能收回，它将会带来什么变化，什么后果。

论战中有哲学家将这种困境总结为两个问题“我们是否值得拯救？代价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和《冰汽时代》结局的那个诘问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越界了。秩序遭到滥用，城市没有消亡。但这一切值得吗？”

游戏因为擅加构建道德体系直接将玩家推上审判席而被大加批判，一如阿甘本因为批评意大利政府采取强硬防疫措施而大受指责。二者面对的困境大同小异：不合时宜地反思与叩问。一种反对的理由朴素明了，文明建立于生命之上，生命的消散便意味着文明的崩塌。对文明的修复与重建应建立在稳定存续的生命之上，而不该在行将消亡时空吼世事野蛮。

“有些人说得好而写不好。那是由于场合和人群炙暖了他们，从他们的精神里引出了缺乏这种温暖时他们所不会具有的东西。”

——帕斯卡尔《思想录》，47 节，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2013 年重印）

我大概是在高三那年读了《思想录》，没有读完，停在了第九编 600 节左右。书的后半部分帕斯卡尔开始集中讨论宗教议题，内容逐渐艰深，实在是难以继续。

不过，全书的前七编约四百多节的篇幅，有许多不仅囿于宗教论战，还兼顾考察了人性、社会、学习等诸多方面。在蔚以成章的篇幅之外，还有不少残垣断片，因为缺少论述而停留于核心论点而颇具韵味。对于彼时十八岁的少年来说，既满足他急切寻求成熟与与众不同的中二心，也切实在诸多方面予他警醒。

上面这句话算是在创作领域对我影响颇大的一段。它警醒了我某些时候看似光鲜如珠的妙语，其实不过是在当时场合气氛的影响下为形象而生的表演，而非某种笃定而完整、能够切实为人所理解并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论述。

在这背后所潜藏的，还是我对文字的“有用性”近乎莫名的追求，以至于我时常因为觉得无法完整表述好某个观点而放弃参与到谈话之中。而我所写的那些文字，究竟能体现出多少“有用性”——无论是于实践上的还是于精神或情感上的——还未能可知。

这时常在我内心中引发“才不配志”的无能痛苦，哀叹于自己写作的缓慢，思想上的原地踏步，又愤恨于自己总是无所改变。精神看着肉体沉沦，接受平庸成了与自己和解的最后一道难关。

然而改变还是没有发生，我也只能在二十三岁的末尾，在这一特殊时刻伴随着特殊的焦虑的炙烤，从自己的精神中引出了平时所不会袒露的心迹。

又及：后来查阅购买记录，发现和《思想录》同时期读过的还有《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我们》《动物农场》《娱乐至死》《狂热分子》。个中倾向显而易见，现在看来，真该庆幸在无暇表达时读了这些书，从而有了沉淀和思考的时间再去平和地谈论，而不会急切地去运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拷问还没摸清全貌的世界。

So where could we go?
寻求再次出发却不见方向的 24 岁。生日快乐。

贺图由吉岡よしこ绘制，感谢她精妙的创作与伟大的互联网。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几年我都会去和画师约稿头像。后来在群友们的撺掇支持下，我和画师设计出了性转版的伦子，此后每张头像都会搭一个伦子的版本。
到这里还不是什么问题。

后来群友们玩 High 了，就开始设想猫耳版、萝莉版的伦子，甚至是色图版的伦子。
都是开玩笑，我也就说敢约敢换。
到这里也还行……

直到有一天，群友们又开始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一位群友突然问我：要是色图版的约出来了你换多久头像？
我当时依旧是敢约敢换的态度，就想了想说，换半年。
到这里就开始有点不对了。

接着他真的开始联系画师，并列举了一些色图大手子的档期和稿费开价，甚至已经开始考虑约以 18g 作品闻名的绘师了。
我：………？？？！！！
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究竟会约到什么色图画师，但我知道距离我赛博社会性死亡的未来已经不远了。

另外我对谁来画、画什么、什么时候画一无所知，所以不要来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只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突然换上一个瑟瑟的头像提前埋好伏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