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左翼要支持小邪恶吗？】
地球人都关注美国大选——美帝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垄断地位，影响着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不论特朗普（川普）连任还是拜登挑战成功都牵一发动全身。在中国，或许更多人关心选举对中美贸易战造成的影响，但我们想追问：我们对美国大选的理解仅止于此？拜登赢了我们会好过（一点）？中国或美国「赢」了贸易战，普通民众的生活会明显改善？这终究是一场抽象的国家级胜利，赢的是垄断国家代表权的上层政经阶级，输的是无数的你和我。让我们抛开狭隘的国家框框，戴上进步的眼镜，看清楚资本帝国如何逼迫我们彼此对抗，我们从何认清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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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国家胜利：美国大选】贸易战争还是阶级战争？
编按：中美贸易战不仅早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美国层政治甚至是美国大选的重要话题之一。理解贸易失衡如何产生，贸易纠纷的实质又是什么，意义远远超过经济层面本身。迈克尔•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的新书《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揭示了贸易战争的核心是极富政治性的阶级战争。同时，这本书也帮助我们把视角从国际贸易转回到每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以下的深入访谈，很好地解析了书中核心的论点。

迈克尔•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的新书《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题词部分引用了约翰·霍布森的一段话：“关于争夺市场，生产者当然要比消费者急得多，而这也是经济分配错谬的最好证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错谬经济的结果。”佩蒂斯和克莱因修正了霍布森的观点，以适应21世纪。他们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贸易战的成因是守旧的领导层，或者民族国家都优先考虑本国的经济，而实际上，我们最好把贸易战理解为国内不平等导致的恶性症状，这种不平等危害着世界各地的劳工。

在对前几十年全球经济转折的全景式描绘中，佩蒂斯和克莱因详尽地说明了定义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经济弊病的发展过程。这是一本必读的、启发性的作品。对于国际政治、不平等研究、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它都具有广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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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两党的你死我活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变化的前奏？访问李民骐

地球人都关注美国大选，左翼可以提供怎样的批判视野？能否从更广阔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理解美国大选和中美贸易战？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进步力量有没有可以工作的空间？我们在十月初访问了一直关注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李民骐，他觉得这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共和党都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背后反映更深层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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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赵志勇：“边缘化”的艺术——中国新工人的社区剧场】
最近一篇关于外卖员的生存境况的文章引发舆论热议。当下，在大部分人成为不公正结构底下的弱势时候，部分群体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更加直接赤裸，比如进入城市打工的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工等。
社会学者从事社会学研究生成报告尝试改善他们的生活，记者在一线报道让他们的生活为人所知，那么艺术呢？艺术从来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站在大多数人的痛楚旁边袖手旁观的，它永远为社会的大多数而做功。创作者时刻思考自身艺术实践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在小圈子的概念中打转，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有贴近人心的变革力量。
在近几年我们乐见一些创作者站在鸡蛋的这一边，比如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被拆迁时艺术家坚果兄弟发起的“深圳娃娃”项目；再比如建筑设计师何志森老师对广州东山口菜市场菜贩的持续追踪。
多数派在10月24日的时候举办了一场题为“‘边缘化’的艺术：中国新工人的社区剧场”的线上讲座，邀请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赵志勇老师和读者分享他的社区剧场观察和实践。
十余年来，赵志勇老师一直在城中村流动人口社区、珠三角工业园区、打工子弟学校、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等场域中为弱势群体开展戏剧工作坊。他所研究、实践的艺术项目，已经超越了“为弱势发声”的代言性，尝试让受损害的人们展现自己的生活，自己说出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他曾经指导过两个打工女性组成的戏剧小组进行戏剧创作，协助她们用戏剧实现自我发声和社会赋权。
本期专题将带来三篇文章。第一篇中多数派将赵老师讲座内容整理如下，相信可以给“艺术何为”这个问题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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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访草台班剧社女工小平：演自己故事，台词不用背都在心里】
社区剧场有专业的戏剧从业者和素人（通常是较为弱势的群体）参与，通过两方的合作让社区民众获得“实质性收获”和一种赋权。本是关乎两方的协同合作，但在各大媒体报道中，关于专业导演的部分的声音总是更加响亮，参与者女工们的剧场经验，又总是被非虚构爱好者的报道添油加醋，呈现单一的励志向度。
在参与者那里，社区戏剧经验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一场话剧如何成型，工人的经验如何进入话剧？导演在这样一场话剧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好奇但在讲座中尚未涉及的问题。
很幸运多数派采访到一位草台班*剧社的参与者——小平。她丰富的人生经验、创作经验，给我们带来在理论化的“赋权”和励志故事之外的丰富。以下为访谈内容，应受访人要求，小平为访谈化名。
摘：
多数派：会存在演着演着然后大家一起哭的那种情况吗？
小平：会啊，反正一般就是几个工友坐在一起聊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哭。不过哭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的存在，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会找到答案，有时候找不到答案就把这个问题抛给观众，然后结束了以后观众会有一次讨论，然后再想各种办法怎么思考去解决这个事情，大概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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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满宇：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而不是工作室是我们的社会】

艺术家这个身份不是从来就有的，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所谓的独立艺术家，有商人购买艺术品，他们才从皇家、宗教系统中独立出来。“艺术家”的诞生，和资产阶级艺术品消费习惯的建立有关。艺术和艺术家是这个社会资本和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不是“空白之地”，白色的展览空间，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盒子，“白盒子”只是一种假象，它同样是被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环绕着。

当一名艺术家说他应该做艺术家该做的事情时，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所谓的纯粹艺术，其实是美学宣传后的结果，在中国的语境下，甚至还有意识形态塑造的动机和意图。比如美协、画院的艺术家，或是在市场上出售“语言”获利的艺术家，一定会奋力捍卫他们的纯艺术地位。

艺术家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呆在工作室中，信奉“工作室就是我的社会”，守住自己的纯艺术和语言呢？既然艺术家的工作是在一个社会网络和社会权力的结构中被定义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可能始终守住自己的“纯艺术”，也不可能独自获得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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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访电子厂女工野菊花：演自己的故事，台词不用背都在心里】

社区剧场有专业的戏剧从业者和素人（通常是较为弱势的群体）参与，通过两方的合作让社区民众获得“实质性收获”和一种赋权。本是关乎两方的协同合作，但在各大媒体报道中，关于专业导演的部分的声音总是更加响亮，参与者女工们的剧场经验，又总是被非虚构爱好者的报道添油加醋，呈现单一的励志向度。
在参与者那里，社区戏剧经验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一场戏剧如何成型，工人的经验如何进入剧场？剧场工作坊主持者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好奇但在讲座中尚未涉及的问题。
很幸运多数派采访到一位演出过工人戏剧的女工野菊花。她丰富的人生经验、创作经验，给我们带来在理论化的“赋权”和励志故事之外的丰富。以下为访谈内容，应受访人要求，野菊花为访谈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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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狗，连双十一都被抢走】高流动、低收入的打工男人要结婚到底有多难？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30岁的阿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相亲。他在深圳的工厂打工，月薪不到五千，一年只能趁放假回家三四次，每次回家都被催婚。
在他的老家，一个人口只有几万人的潮州农村，男人到了30岁不结婚，是给整个家族丢脸的事。村里人人都会议论：“该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
一直排斥相亲的他，也想着自己能在深圳自由恋爱，步入婚姻，可是到深圳都快十年了，也没有遇上这样的人。眼看身边的工友都是在假期回乡相亲，这次，他终于听了爸妈的话，硬着头皮试一试。结果到了女方家里，他发现妈妈请了二伯、堂哥、媒婆和另外几个长辈亲戚，总共七八个人。“把我吓死了。”阿伟说，“坐下去之后就没有我的事。我们两个说话不超过五句，都是长辈和长辈在聊天。说双方家庭背景呀，风俗习惯呀。”在自己的相亲场合，他觉得自己是最多余的一个。“家人先同意了，我们再去谈。他们不同意我们就不用谈了。”这样呆坐了两三个小时，阿伟终于能回家了，他再也不想去相亲了。好在没过几天，他又要回到深圳的工厂上班，可以暂时躲一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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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狗，连双十一都被抢走】通过买买买，我就能变成大女主了吗？
网络上有关女性的话题存在着至少两种撕裂的矛盾：一方面是针对女性的恶性暴力新闻，如家暴、性骚扰和虐杀等；另一方面则是围绕着流行文化和社会时尚话题中女性主体性的表达，强调了女性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潜能，并认可这为女性地位提升的表现。在今天所谓“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下，我们关注后者，通过买买买，我们真的能变成大女主吗？自由和权利真的能通过“钱”买得到吗？下文是节选自米米曾在成都、北京和纽约举办过的沙龙活动“当消费主义遇见女权”的内容记录，通过对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关系的梳理，米米试图论述，女权终究是无法指望通过消费主义或资本主义来解放女性，因为女性终究无法购买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女性地位的全面改善。买买买，不能让你我变成大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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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剩女”到“胜女”，全都是输家

阿兰今年29岁，在深圳各工业区辗转打工十几年。由于长期的过劳，今年年初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胃痛、肌肉酸痛无法长时间站立，于是便从富士康辞职出来。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从工厂出来有3个月了，靠着之前积攒下来不多的储蓄生活着。阿兰不是很想再进工厂了，她想着找一份物流仓管的工作，却屡屡碰壁。不是学历不符，就是工资算下来还没有进厂高。
“我妈前几天才打电话给我，催我回家相亲。她说，你看看我们村子里，还有几个跟我一样？叫我赶紧结婚，回去结婚。反正在这里也赚不到钱……我前任就比较大男子主义，他说生孩子一定要生好几个，一定要有儿子。我本身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我对此深恶痛绝。结婚有什么好，我又穷又没有本事。结婚有了孩子，还不是留守儿童……”
我第一次和阿兰见面，那时候的她告诉我，她正在慢慢突破“婚就是早晚都要结”的困局。她跟我说，现在的她，要慢慢养好身体，好好存钱。她还想象过，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都老了，都没有结婚，就几个女孩子找一个安静的乡下地方，租一栋有几层的楼，一起养老，相互扶持。
阿兰一词一句跟我描述着她那美好的愿景，想象着那依旧美好的单身集体生活。

然而，两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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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为什么做外卖骑手？：阶级与性别视角下的平台经济

一提到外卖骑手或快递员，我们脑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男性劳动者的形象。送快递或外卖的工作因常被认为不够“女性化”，不适合女性从事。许多有关女骑手的报道，要么强调女性从事这份工作因风里来雨里去、有损容貌，从而进一步加强女性是靠脸而不能靠体力吃饭的刻板印象；要么一味地歌颂骑手作为母亲的伟大，侧重报道她们如何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自己。这样的媒体叙述无益于我们了解女骑手的生存状态，以及基于算法的平台经济怎么进一步吸纳和压榨底层女性劳动力。

女性为什么选择做外卖骑手？本篇文章编译自美国社会学家Ruth Milkman和她的研究团队今年的研究成果，试图从性别和阶级的交叉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Ruth Milkman和她的团队研究发现，外卖平台所提供的工作，与传统流水线的工作相比，更自由和灵活，同时也包括帮助他人的照料层面，因而对需要同时兼顾照顾家庭和增加收入的底层白人女性来说，格外有吸引力，使得她们“自愿”进入外卖行业。

这篇文章补充了对从事平台经济工作的女性劳动者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来了解这种自由与灵活如何加强了对底层、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剥削。正如前段时间《人物》杂志有关外卖工作的文章中所指出，外卖骑手其实时时刻刻都处在算法系统的严密监控之中，这种自由和灵活的代价是什么？这仍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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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驿站“永久免费”的背后：从派送最后一公里到榨取最后一分钱

存放在驿站的举措，并非解决了“派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反而又催生出一个快递行业的最基本问题：送货上门的消失。7-8年前，行业初期，快递员不仅需要独自掌握派送范围内的道路和门牌，还需要背快递的力气，算一门体力技术兼需的工作。如今在价格战的挤压之下，哪怕面临被投诉罚款的风险，不少快递品牌的派送员都已经难有余力逐门派送。这也令很多不良于行的消费者倍感困扰。

菜鸟和快递公司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违规风险，早在2018年便推出了“快递员终身成长体系”的投诉机制，据称这套服务标准涵盖300万快递员。快递员如果未经同意而不送货上门，一旦接到投诉便会有上百元的罚款，有关“态度问题”的罚款则更多。一系列严苛的投诉机制，让快递员和基层网点承受了巨大压力，每个快递员每月都会接到两到三个投诉，平均下来，每个人的罚款都在千元左右。更有从业员称这是菜鸟和公司在“借投诉割韭菜”。

并非客户不理解快递员的艰辛，快递员也并非因为懒散而使用驿站，然而似乎矛盾总是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被轻易转嫁到了消费者和快递员那里。快递行业为了获得市场，通过全方位的压榨利润抢占市场份额，九块九包邮的价格战仍然在燃烧，导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层出不穷，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正当措施往往会被描述成对快递员的不道德行为，而企业却小心翼翼躲在了快递员的背后编织着美好的消费神话。快递业的最后一公里，也许会越来越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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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干越没钱：快递员小南的生存困境

快递员曾被认为是“月入上万”的高薪职业，但这样的神话正逐渐消失。随着快递行业的蓬勃发展，快递员的生存状况却越来越遭。近年来，有关快递员低薪、过劳的报道频频见报，快递员的罢工行动更有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快递公司、加盟站点和快递柜磨刀霍霍，都想分得更多蛋糕。三面夹击之下，快递员如何谋生？他们在争取权益的时候又会越到什么困难？本文的主人公小南，受“高薪”吸引，进入快递行业，成为一名快递员，却发现自己不仅不能“多劳多得”、反而遇到了不工作就要被罚款、越干越没钱的困境。小南试图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发现法律的游戏也令他越发疲惫。尽管如此，小南仍然想要在这夹缝之间，寻找新的可能。

有什么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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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女工、作母亲：做不做“全职太太”从来都不是选择

做“全职太太”是不是个好的选择？这个问题预设了所有女人都可以无差别地“自由选择”，而完全忽视了“选择”其实是一种特权（privilege）。

对绝大多数的女性——我说的不是《三十而已》当中顾佳那样的中产阶级精英女性，而是数量更为广大的女性，女工、女职员——做不做“全职太太”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将“全职太太”描述为一种“选择”本身，是将女性原本共同面对的问题“个体化”：因为是一个“选择”，所以成为或没有成为全职太太的每一个女性都要为这些“选择”的后果负责，她们或是要为自己没有“成长”、中年失婚负责，或是要为自己在职场打拼，“忽视”了孩子的成长负责。这个看起来没有对错的“选择题”，暗藏的是必然错误的玄机。

在阿梅和筱萍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基层女性在面对这个所谓的“选择”时，能够调动的资源更少，能够扭转这些“必然错误”的机会也更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种种两难困境中，像阿梅和筱萍这样的女性，仍然以令人敬佩的韧性面对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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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却无用：制造业女工程师的隐形天花板

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个典型以男性主导的制造行业里做女工程师又意味着什么？小俞在魔都一家企业做工程师，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也不错，这在如今的就业市场并不常见。尽管如此，小俞却始终无法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满足。挣扎三年后，她毅然地选择离开。在职场中，小俞不断遭遇作为“女性”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她希望能参与有价值的项目，突破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寻找工作意义；另一方面，因为性别为女，她在职场中不断被安排至边缘的位置，因而也越发难以突破和证明自己，这又反过来更加剧了她的边缘位置。不管她怎么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这道隐形的玻璃天花板，无法找到工作的意义所在 。离开还是固守，成了每一位女性在职场中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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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妈妈安心搞好生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托儿所与妇女解放

为解决“生育意愿低迷”的问题，全国政协在今年9月组织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配套措施”的专题调研。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地区展开调查，希望保障“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养得好”。

以托幼服务为代表的“生育支持政策”在我国并非新鲜事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曾试图建立全面的公共托幼服务。只是当时的政策愿景并非刺激生育，缓冲人口老龄化，获得所谓“二次人口红利”，而是支持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推动女性解放事业。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这场“妇女大跃进”运动也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其一方面忽视了实际存在的性别差异，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它也并没有彻底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使得女性不得不承担家庭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然而，在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当下、在女性的“生育意愿”不断被讨论、被“刺激”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仍有必要重提这段家务劳动公共化的实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生产、生育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更能让我们看清市场在这些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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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专题｜听说8亿中国人脱贫了，那我呢？

11月23日，当贵州省最后9个贫困县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时，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消息一出，以“8亿人脱贫，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为题的文章刷爆了各大主流媒体的版面，纷纷为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歌功颂德。

但是脱了“绝对贫困”的贫，只是跳出了按照年人均收入低于现价4000人民币这一绝对贫困线罢了。仅仅解决糊口之事，何谈不愁吃、不愁穿了呢？庆祝早了点；路，还远着。

甚之，即使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们亦不会就此告别贫困，因相对贫困将依旧存在、多维贫困亦仍苦苦纠缠，特别是伴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贫困还随着流动人口在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而不绝转移。我们已清楚看到，2.91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贫困正不断被制造出来；我们却还没看到，谁来为他/她们兜底，给他/她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权利和机会。“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可有市场体制就必然有贫困，到头来，可还是一个人的富，万户人的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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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专题｜脱贫奇迹的阴影之下

自2013年习近平到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指示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一场自上而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精准扶贫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覆盖22个省823个贫困县，共计12.8万个贫困村。所谓精准扶贫倡导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

可大亿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当前在这种“产业化扶贫”的政策思路下的诸多结构性的困境。首先，在国家主导的扶贫资源的分配层面，对像大亿一样千千万万的普通贫困户而言，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扶贫资源和项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资源和项目往往被当地的政治或经济精英所攫取。其次，当产业扶贫是以牺牲贫困者（小农或城市贫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前提的市场化手段进行时，永久脱贫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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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血不是蓝色的

如果从10月14日“姐妹战役安心行动公益项目发起人”梁钰转发的一条关于月经互助盒的内容、10月21日华东政法大学女大生许璐鸣自发在教学楼的四个卫生间安装上“卫生巾互助盒”算起，到今天，这场“卫生巾互助盒行动”不过在短短一个多月，四十几天里这场互助行动遍地开花，足迹遍布全国三百多个高校。而行动，依旧在进一步扩散中。

据微博用户@予她同行_Standbyher统计，截止到11月15日，一共有378所高校安装了“卫生巾互助盒”。从一个小小的互助盒、一包小小的卫生巾开始，一场以“互助”为名、以“反对月经羞耻”为口号的行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凝聚了万千女性铿锵有力的声音、展示了万千女性拔山超海的力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卫生巾互助盒是一个小小支点，借助这一支点，我们寄望撬开这一个对女性不友好社会的盲视。在“月经安心版图”上的不仅是一个个散落的光点，它们可以被串起来，可以被凝聚起来形成巨大的能量。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对所谓的启蒙、对所谓的权利、不公有深刻的认知，但“卫生巾互助盒行动”让我真实地看到，女性月经特殊而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有了联结的基础，我不是为你，或者为她站出来，我是为我自己站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无数个“自己”，无数个相似的过去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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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派锐评｜蛋壳公寓“暴雷”：一场事先张扬的骗局

最近，全国第二大长租公寓品牌蛋壳公寓“暴雷”，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事件。12月3日，广州蛋壳公寓一位租户在放火烧房间子后跳坠楼身亡，导火索是房东因两个月没收到房租，勒令所有房客一周内搬离公寓。据室友介绍，这位租户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借了一年的租金贷后租住蛋壳公寓。一旦被退租，这位年轻人不仅无家可归，还要继续还贷。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经过广大租客的争取，微众银行“松口”，称蛋壳租金贷用户退租后，蛋壳公寓将退租后所欠客户的预付租金，用于抵偿客户在微众银行的贷款，然后银行结清这笔贷款。但是，那些被蛋壳的租金贷、黑心销售、昂贵的商水商电、偷偷换廉价wifi坑过的年轻人，大冬天直接被抄家的年轻人——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要这样被割韭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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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数据与监控：迈向科技威权主义的巴西

当新冠疫情蔓延至全球，各个国家都把科技作为控制病毒的唯一手段，希望通过生产越来越多高科技产品来控制病毒，如各类追踪病毒的apps和居家隔离的apps。其结果是，疫情仍在四处蔓延，科技却越来越集中在国家和资本手中，它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公民数据；普通人不仅无法对国家和资本的数据搜集行为说不，更无从知晓自己的数据会被如何使用。本文中，巴西政府不断索取公民数据用以监控的案例，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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