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子足球在中产化吗？】

竞技运动，既要有天赋，也要有后天的培训。假如留洋和私营足球学校就是中国青少年球员能参加到最优秀的青训体制，而不论留洋还是私营足球学校都在排斥着穷人子弟。那么，拥有足球天赋的中国男生中，就必然会有很多人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成材。换言之，就算中国人口多，但由于选材机制本身就只会集中在经济条件较佳的子弟，中国男子足球之所以成为网络笑话，就不是纯粹是因为足协的乱政和球员不争气所致了。

假如我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全国上下的吃瓜球迷又有何可做呢？我们在网上留言评论、转发的权利，或者是我们的武器。

我当然不是呼吁大家只为穷人出身的球员喝采，对家境富裕的球员则要视他们作阶级敌人。但下次如果再见到那些父母为了儿子的足球事业牺牲了什么的相关报道时，在点赞前可以先看清楚那个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我不是要否定“牺牲”的存在，或者说那些“牺牲”不可敬。但那些“牺牲”，实在有可能是富人、小康之家的专利。如果报道中是这样的故事，读者就不应该只读到故事中的牺牲精神，也应要察觉到“牺牲”的本钱和资本。

真的值得我们转发、点赞、大书特书的，应该是那些克服贫穷艰难环境成才的足球故事。但我们也要谨记，那些故事绝非典型。为了中国足球、为了社会的公平性，我们要的是穷人可以出头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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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开四十年 | 如果996合法了，007还会远吗？】

中国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深圳这座改革实验之城，见证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资本越来越强，劳动者越来越弱。从劳动法规艰难地诞生到“特殊工时制度”的推广，政策在为“零工经济”保驾护航；工厂工人、平台劳工到高科技行业从业员，无一幸免都在被“零工化”，谁都逃脱不了注定为资本的再扩张与再生产所牺牲的命运。


“特殊工时制度”的实质是要为日趋普遍化的“零工经济”开道，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先锋地”，原本就是各大“996福报”公司的集中地，“特殊工时制度”将原本在这些公司已经广泛采用的“不（9）定（9）时（6）工作制度”进一步推广到其他行业，甚至将来还要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实际上成为“零工”，让资本可以予取予求，用完即弃。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描绘当时的工人如何在工厂里超时工作，从而导致健康状况极其糟糕，妇女虚弱、儿童早夭。“特殊工时制度”将今时的劳动者置于更加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下，无异于杀鸡取卵。近年，工厂工人、平台劳工和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中，都屡次发生“过劳死”的事件，“996、ICU”并不是一句笑谈，而是悬在每个劳动者头上的真实恐惧。所以，网友对996合法化的反抗声音，是实在的。我们的工时制度、乃至劳动法律法规应该往什么方向“探索”，人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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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的甩锅大戏：爱国是“人民富豪”的免死金牌？】
虚假的“爱国”企业的伪装其实不难戳穿，当我们站定了底层立场来看这些“大戏”，就会发现，这些表演者的演技何其拙劣，借用李诚儒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如坐针毡”。
回到快递罢工事件，韵达快递是不是爱国，是不是运送韩国偶像团体的周边跟它有没有侵害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什么关系？全国各地的快递员有没有罢工又跟各个快递公司是不是投资了几百万去购买自动化设备有什么关系？
回过头来说，韵达快递有底气为了“爱国”不接韩国偶像团体相关的订单，少挣一笔钱，那它怎么就没有底气与快递员签订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支付快递员符合他们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劳动报酬呢？各地的快递公司有雄厚的资金购买自动化设备，以机器替代工人之前，是不是得先把拖欠的工资给结清呢？两清之后，您愿怎么爱国怎么爱国，愿怎么买机器怎么买机器。
如今韵达为什么突然爱国，各地的快递公司为什么突然自动化，不过是拙劣的障眼法罢了。用低成本的几条微博将工人罢工和相关舆论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博得国民对其关注和信任，在背地里继续干着偷鸡摸狗、煽风点火和压榨雇员的勾当。它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不惜令整个社会处于二元的对立之中，让被损害者的正义难以伸张。这样的公司，不值得一点点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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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开四十年 | 《劳动合同法》被架空后，劳动者还能自救吗？】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圳借改革之机大开突破《劳动合同法》的方便之门，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扩散。对《劳动合同法》的变通可能将在各大都市圈和各省份出现新一轮的“逐底竞争”。届时，无偿加班很可能借助所谓“特殊工时制度”合法化，令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将进一步延长，一直被忽视的“过劳死”以及“过劳工伤”的问题也将日益严重并浮出水面。而随着“特殊工时制度”的推行，不稳定劳工的比例非常可能迎来一个极速上升的趋势，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这部分劳动者的维权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举步维艰，最低工资标准也可能面临被突破的风险。在这种消极趋势当中，女性劳动者可能是首当其冲的，她们极可能率先成为采用“特殊工时制度”的第一批劳动者，由于同工不同酬而与男性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差距进一步拉大。

另一方面，一些基于《劳动合同法》展开的劳权运动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例如程序员发起的“996icu”运动，如果“特殊工时制度”合法化，程序员们的维权将面临维权不再有法可依的严重局面。这将意味着程序员的行动要么进一步激进化，跨越法律的局限；要么彻底偃旗息鼓。

当然，某种程度上，对地方赋予更多自治权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当地方政府完全受GDP指标驱动，立场鲜明地代表资方利益时，放开对劳动法体系的立法权无异于取消对劳动者仅有的保护。同时，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在关乎劳动的立法上，广大劳动者如何能够参与到这种自治的探索中来，亲身参与立法的过程，并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在立法当中，只有在这样的民主参与当中，劳动者才能真正锻炼出当家作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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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开四十周年 | 关于基建资本主义的反思】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迫在眉睫，在劳资关系飞速变化的情境下，我们认为，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得到新发展的高科技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得到日益增长的民粹权力（或威权国家权力）的支持。在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国家权力都致力于建设基础设施，开辟工程项目和经济特区，以实现资本主义扩张的再生产，这也导致了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帝国之争。在南方的改革实验之城，正体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通过分析，我们提出“基建资本主义”(infrastructural capitalism)的概念，我们力求理解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它是全球资本主义深化过程的一部分）的特征。

我们提出的“基建资本主义”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它本质上建立在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生产之上，国家主导或大力支持这些设施的生产。这一概念，既包括道路、城市、高铁、物流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它们与国内外的攫取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济这些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两种基础设施之间的交叉。

虽然经常有人指责基础设施滥用国家支出，妨碍市场经济的运作，可是，它对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基建资本主义是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包括攫取资本主义(extractive 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 (digital capitalism)。我们的基建资本主义日益呈现出国际面向。“一带一路”，这一巨大的项目，让私有和国家资本出口它们过剩的生产力，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来确保资源的攫取，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这些经济体，以及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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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左翼要支持小邪恶吗？】
地球人都关注美国大选——美帝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垄断地位，影响着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不论特朗普（川普）连任还是拜登挑战成功都牵一发动全身。在中国，或许更多人关心选举对中美贸易战造成的影响，但我们想追问：我们对美国大选的理解仅止于此？拜登赢了我们会好过（一点）？中国或美国「赢」了贸易战，普通民众的生活会明显改善？这终究是一场抽象的国家级胜利，赢的是垄断国家代表权的上层政经阶级，输的是无数的你和我。让我们抛开狭隘的国家框框，戴上进步的眼镜，看清楚资本帝国如何逼迫我们彼此对抗，我们从何认清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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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国家胜利：美国大选】贸易战争还是阶级战争？
编按：中美贸易战不仅早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美国层政治甚至是美国大选的重要话题之一。理解贸易失衡如何产生，贸易纠纷的实质又是什么，意义远远超过经济层面本身。迈克尔•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的新书《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揭示了贸易战争的核心是极富政治性的阶级战争。同时，这本书也帮助我们把视角从国际贸易转回到每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以下的深入访谈，很好地解析了书中核心的论点。

迈克尔•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的新书《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题词部分引用了约翰·霍布森的一段话：“关于争夺市场，生产者当然要比消费者急得多，而这也是经济分配错谬的最好证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错谬经济的结果。”佩蒂斯和克莱因修正了霍布森的观点，以适应21世纪。他们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贸易战的成因是守旧的领导层，或者民族国家都优先考虑本国的经济，而实际上，我们最好把贸易战理解为国内不平等导致的恶性症状，这种不平等危害着世界各地的劳工。

在对前几十年全球经济转折的全景式描绘中，佩蒂斯和克莱因详尽地说明了定义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经济弊病的发展过程。这是一本必读的、启发性的作品。对于国际政治、不平等研究、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它都具有广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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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两党的你死我活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变化的前奏？访问李民骐

地球人都关注美国大选，左翼可以提供怎样的批判视野？能否从更广阔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理解美国大选和中美贸易战？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进步力量有没有可以工作的空间？我们在十月初访问了一直关注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李民骐，他觉得这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共和党都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背后反映更深层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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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赵志勇：“边缘化”的艺术——中国新工人的社区剧场】
最近一篇关于外卖员的生存境况的文章引发舆论热议。当下，在大部分人成为不公正结构底下的弱势时候，部分群体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更加直接赤裸，比如进入城市打工的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工等。
社会学者从事社会学研究生成报告尝试改善他们的生活，记者在一线报道让他们的生活为人所知，那么艺术呢？艺术从来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站在大多数人的痛楚旁边袖手旁观的，它永远为社会的大多数而做功。创作者时刻思考自身艺术实践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在小圈子的概念中打转，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有贴近人心的变革力量。
在近几年我们乐见一些创作者站在鸡蛋的这一边，比如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被拆迁时艺术家坚果兄弟发起的“深圳娃娃”项目；再比如建筑设计师何志森老师对广州东山口菜市场菜贩的持续追踪。
多数派在10月24日的时候举办了一场题为“‘边缘化’的艺术：中国新工人的社区剧场”的线上讲座，邀请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赵志勇老师和读者分享他的社区剧场观察和实践。
十余年来，赵志勇老师一直在城中村流动人口社区、珠三角工业园区、打工子弟学校、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等场域中为弱势群体开展戏剧工作坊。他所研究、实践的艺术项目，已经超越了“为弱势发声”的代言性，尝试让受损害的人们展现自己的生活，自己说出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他曾经指导过两个打工女性组成的戏剧小组进行戏剧创作，协助她们用戏剧实现自我发声和社会赋权。
本期专题将带来三篇文章。第一篇中多数派将赵老师讲座内容整理如下，相信可以给“艺术何为”这个问题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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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访草台班剧社女工小平：演自己故事，台词不用背都在心里】
社区剧场有专业的戏剧从业者和素人（通常是较为弱势的群体）参与，通过两方的合作让社区民众获得“实质性收获”和一种赋权。本是关乎两方的协同合作，但在各大媒体报道中，关于专业导演的部分的声音总是更加响亮，参与者女工们的剧场经验，又总是被非虚构爱好者的报道添油加醋，呈现单一的励志向度。
在参与者那里，社区戏剧经验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一场话剧如何成型，工人的经验如何进入话剧？导演在这样一场话剧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好奇但在讲座中尚未涉及的问题。
很幸运多数派采访到一位草台班*剧社的参与者——小平。她丰富的人生经验、创作经验，给我们带来在理论化的“赋权”和励志故事之外的丰富。以下为访谈内容，应受访人要求，小平为访谈化名。
摘：
多数派：会存在演着演着然后大家一起哭的那种情况吗？
小平：会啊，反正一般就是几个工友坐在一起聊到伤心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哭。不过哭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的存在，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会找到答案，有时候找不到答案就把这个问题抛给观众，然后结束了以后观众会有一次讨论，然后再想各种办法怎么思考去解决这个事情，大概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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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满宇：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而不是工作室是我们的社会】

艺术家这个身份不是从来就有的，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所谓的独立艺术家，有商人购买艺术品，他们才从皇家、宗教系统中独立出来。“艺术家”的诞生，和资产阶级艺术品消费习惯的建立有关。艺术和艺术家是这个社会资本和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不是“空白之地”，白色的展览空间，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盒子，“白盒子”只是一种假象，它同样是被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环绕着。

当一名艺术家说他应该做艺术家该做的事情时，我们可以讨论的是他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所谓的纯粹艺术，其实是美学宣传后的结果，在中国的语境下，甚至还有意识形态塑造的动机和意图。比如美协、画院的艺术家，或是在市场上出售“语言”获利的艺术家，一定会奋力捍卫他们的纯艺术地位。

艺术家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呆在工作室中，信奉“工作室就是我的社会”，守住自己的纯艺术和语言呢？既然艺术家的工作是在一个社会网络和社会权力的结构中被定义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可能始终守住自己的“纯艺术”，也不可能独自获得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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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何为 | 访电子厂女工野菊花：演自己的故事，台词不用背都在心里】

社区剧场有专业的戏剧从业者和素人（通常是较为弱势的群体）参与，通过两方的合作让社区民众获得“实质性收获”和一种赋权。本是关乎两方的协同合作，但在各大媒体报道中，关于专业导演的部分的声音总是更加响亮，参与者女工们的剧场经验，又总是被非虚构爱好者的报道添油加醋，呈现单一的励志向度。
在参与者那里，社区戏剧经验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一场戏剧如何成型，工人的经验如何进入剧场？剧场工作坊主持者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好奇但在讲座中尚未涉及的问题。
很幸运多数派采访到一位演出过工人戏剧的女工野菊花。她丰富的人生经验、创作经验，给我们带来在理论化的“赋权”和励志故事之外的丰富。以下为访谈内容，应受访人要求，野菊花为访谈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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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狗，连双十一都被抢走】高流动、低收入的打工男人要结婚到底有多难？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30岁的阿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相亲。他在深圳的工厂打工，月薪不到五千，一年只能趁放假回家三四次，每次回家都被催婚。
在他的老家，一个人口只有几万人的潮州农村，男人到了30岁不结婚，是给整个家族丢脸的事。村里人人都会议论：“该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
一直排斥相亲的他，也想着自己能在深圳自由恋爱，步入婚姻，可是到深圳都快十年了，也没有遇上这样的人。眼看身边的工友都是在假期回乡相亲，这次，他终于听了爸妈的话，硬着头皮试一试。结果到了女方家里，他发现妈妈请了二伯、堂哥、媒婆和另外几个长辈亲戚，总共七八个人。“把我吓死了。”阿伟说，“坐下去之后就没有我的事。我们两个说话不超过五句，都是长辈和长辈在聊天。说双方家庭背景呀，风俗习惯呀。”在自己的相亲场合，他觉得自己是最多余的一个。“家人先同意了，我们再去谈。他们不同意我们就不用谈了。”这样呆坐了两三个小时，阿伟终于能回家了，他再也不想去相亲了。好在没过几天，他又要回到深圳的工厂上班，可以暂时躲一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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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狗，连双十一都被抢走】通过买买买，我就能变成大女主了吗？
网络上有关女性的话题存在着至少两种撕裂的矛盾：一方面是针对女性的恶性暴力新闻，如家暴、性骚扰和虐杀等；另一方面则是围绕着流行文化和社会时尚话题中女性主体性的表达，强调了女性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潜能，并认可这为女性地位提升的表现。在今天所谓“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下，我们关注后者，通过买买买，我们真的能变成大女主吗？自由和权利真的能通过“钱”买得到吗？下文是节选自米米曾在成都、北京和纽约举办过的沙龙活动“当消费主义遇见女权”的内容记录，通过对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关系的梳理，米米试图论述，女权终究是无法指望通过消费主义或资本主义来解放女性，因为女性终究无法购买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女性地位的全面改善。买买买，不能让你我变成大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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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剩女”到“胜女”，全都是输家

阿兰今年29岁，在深圳各工业区辗转打工十几年。由于长期的过劳，今年年初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胃痛、肌肉酸痛无法长时间站立，于是便从富士康辞职出来。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从工厂出来有3个月了，靠着之前积攒下来不多的储蓄生活着。阿兰不是很想再进工厂了，她想着找一份物流仓管的工作，却屡屡碰壁。不是学历不符，就是工资算下来还没有进厂高。
“我妈前几天才打电话给我，催我回家相亲。她说，你看看我们村子里，还有几个跟我一样？叫我赶紧结婚，回去结婚。反正在这里也赚不到钱……我前任就比较大男子主义，他说生孩子一定要生好几个，一定要有儿子。我本身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我对此深恶痛绝。结婚有什么好，我又穷又没有本事。结婚有了孩子，还不是留守儿童……”
我第一次和阿兰见面，那时候的她告诉我，她正在慢慢突破“婚就是早晚都要结”的困局。她跟我说，现在的她，要慢慢养好身体，好好存钱。她还想象过，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都老了，都没有结婚，就几个女孩子找一个安静的乡下地方，租一栋有几层的楼，一起养老，相互扶持。
阿兰一词一句跟我描述着她那美好的愿景，想象着那依旧美好的单身集体生活。

然而，两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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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为什么做外卖骑手？：阶级与性别视角下的平台经济

一提到外卖骑手或快递员，我们脑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男性劳动者的形象。送快递或外卖的工作因常被认为不够“女性化”，不适合女性从事。许多有关女骑手的报道，要么强调女性从事这份工作因风里来雨里去、有损容貌，从而进一步加强女性是靠脸而不能靠体力吃饭的刻板印象；要么一味地歌颂骑手作为母亲的伟大，侧重报道她们如何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自己。这样的媒体叙述无益于我们了解女骑手的生存状态，以及基于算法的平台经济怎么进一步吸纳和压榨底层女性劳动力。

女性为什么选择做外卖骑手？本篇文章编译自美国社会学家Ruth Milkman和她的研究团队今年的研究成果，试图从性别和阶级的交叉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Ruth Milkman和她的团队研究发现，外卖平台所提供的工作，与传统流水线的工作相比，更自由和灵活，同时也包括帮助他人的照料层面，因而对需要同时兼顾照顾家庭和增加收入的底层白人女性来说，格外有吸引力，使得她们“自愿”进入外卖行业。

这篇文章补充了对从事平台经济工作的女性劳动者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来了解这种自由与灵活如何加强了对底层、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剥削。正如前段时间《人物》杂志有关外卖工作的文章中所指出，外卖骑手其实时时刻刻都处在算法系统的严密监控之中，这种自由和灵活的代价是什么？这仍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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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驿站“永久免费”的背后：从派送最后一公里到榨取最后一分钱

存放在驿站的举措，并非解决了“派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反而又催生出一个快递行业的最基本问题：送货上门的消失。7-8年前，行业初期，快递员不仅需要独自掌握派送范围内的道路和门牌，还需要背快递的力气，算一门体力技术兼需的工作。如今在价格战的挤压之下，哪怕面临被投诉罚款的风险，不少快递品牌的派送员都已经难有余力逐门派送。这也令很多不良于行的消费者倍感困扰。

菜鸟和快递公司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违规风险，早在2018年便推出了“快递员终身成长体系”的投诉机制，据称这套服务标准涵盖300万快递员。快递员如果未经同意而不送货上门，一旦接到投诉便会有上百元的罚款，有关“态度问题”的罚款则更多。一系列严苛的投诉机制，让快递员和基层网点承受了巨大压力，每个快递员每月都会接到两到三个投诉，平均下来，每个人的罚款都在千元左右。更有从业员称这是菜鸟和公司在“借投诉割韭菜”。

并非客户不理解快递员的艰辛，快递员也并非因为懒散而使用驿站，然而似乎矛盾总是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被轻易转嫁到了消费者和快递员那里。快递行业为了获得市场，通过全方位的压榨利润抢占市场份额，九块九包邮的价格战仍然在燃烧，导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层出不穷，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正当措施往往会被描述成对快递员的不道德行为，而企业却小心翼翼躲在了快递员的背后编织着美好的消费神话。快递业的最后一公里，也许会越来越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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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干越没钱：快递员小南的生存困境

快递员曾被认为是“月入上万”的高薪职业，但这样的神话正逐渐消失。随着快递行业的蓬勃发展，快递员的生存状况却越来越遭。近年来，有关快递员低薪、过劳的报道频频见报，快递员的罢工行动更有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快递公司、加盟站点和快递柜磨刀霍霍，都想分得更多蛋糕。三面夹击之下，快递员如何谋生？他们在争取权益的时候又会越到什么困难？本文的主人公小南，受“高薪”吸引，进入快递行业，成为一名快递员，却发现自己不仅不能“多劳多得”、反而遇到了不工作就要被罚款、越干越没钱的困境。小南试图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发现法律的游戏也令他越发疲惫。尽管如此，小南仍然想要在这夹缝之间，寻找新的可能。

有什么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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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女工、作母亲：做不做“全职太太”从来都不是选择

做“全职太太”是不是个好的选择？这个问题预设了所有女人都可以无差别地“自由选择”，而完全忽视了“选择”其实是一种特权（privilege）。

对绝大多数的女性——我说的不是《三十而已》当中顾佳那样的中产阶级精英女性，而是数量更为广大的女性，女工、女职员——做不做“全职太太”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将“全职太太”描述为一种“选择”本身，是将女性原本共同面对的问题“个体化”：因为是一个“选择”，所以成为或没有成为全职太太的每一个女性都要为这些“选择”的后果负责，她们或是要为自己没有“成长”、中年失婚负责，或是要为自己在职场打拼，“忽视”了孩子的成长负责。这个看起来没有对错的“选择题”，暗藏的是必然错误的玄机。

在阿梅和筱萍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基层女性在面对这个所谓的“选择”时，能够调动的资源更少，能够扭转这些“必然错误”的机会也更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种种两难困境中，像阿梅和筱萍这样的女性，仍然以令人敬佩的韧性面对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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