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联盟”会成为骑手互助的新希望吗——五月魔都骑手采访实录

据统计，目前全国活跃骑手数量达到300万人，他们是构成中国每年将近3000亿的外卖市场的基石。如何在骑手们的追梦路上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劳动关系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平台不允许骑手们成立工会的情况下，骑手们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自发动员的行动令人赞叹。而龙哥与永强就分别来自这样两个不同的骑手互助群体。
龙哥受杭州骑士传媒创始人江一龙委托，创建了上海陆家嘴骑士传媒。为什么骑士传媒能这么迅速发展壮大，从杭州扩展到上海浦东再扩展到上海宝山？这是因为骑士传媒的创建者在帮助骑手方面做了许多实事。
例如江一龙就是杭州地区“骑手楼号排序图”的制作者，他将方圆5-10公里的住宅小区都做成平面图并绘上序号，大大方便了新入行的骑手。除此之外，江一龙和龙哥的骑士传媒还帮骑手们联系到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电瓶车出租、锂电池出租、电瓶车紧急维修、充电等服务。这种便利甚至也扩展到骑手的衣食住行，例如价格低廉的公寓、介绍兼职副业等，以及让龙哥颇为自豪的“骑手餐”：在浦东陆家嘴的“海天一角”美食城往常14、15元的套餐被龙哥谈到10、12元，日积月累就帮骑手们省下了一笔钱，也帮商家解决了疫情期间客流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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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人主义：技术，平台和工人挣扎的循环
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年间，一些寻找能帮助理解当下劳工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起源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工人主义（Workerism）重新产生了兴趣。同时，工人调查（Workers’ Inquiry）这一被工人主义用来理解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再次进入左翼的视线。多数派曾在工人和学生联盟主题下，详细介绍过意大利工人主义。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刊物《自下而上的笔记》（Notes from Below），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去理解工作场所，再通过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理论来解释调查后的结果，即：
“首先是将劳动力组织成工人阶级（技术构成）；其次是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阶级社会（社会构成）；再者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成为阶级斗争的力量（政治构成）。”
文章作者主张建立一种“数字工人主义” （digital workerism），将工人的观点和行动放在首位，从而对工作场所如何成为数字社会主义的斗争场所形成批判性的理解。只有在理解和支持工人的斗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赢得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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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常理出牌”的五条人无疑是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今夏最具有话题性的乐队。不同乐队在节目中的亮相也给观众审视地下音乐圈审美趣味、意识形态的机会。观众可以从重塑雕像的权利和五条人乐队的对比中感受到强调“技术”、“日常经验”的乐队之区隔。这种区隔恰是两种音乐想象的体现：追求国际化确立自身以及把握当下的现实。哪种音乐想象更贴近摇滚、民谣最本真的含义？观众心中自有答案。

只能说，摇滚和民谣曾经有过反抗的底色。美国60年代，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对于越战的质问的答案“在风中飘扬”，而今日，反抗在不同的土壤呈现各异的样貌。对于活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乐队来说，80年代“一无所有”的愤怒年代已经过去，五条人以自己的能量再诠释了抗议民谣在当下的形态：以幽默的方式，用方言的自然流动讲述中国小镇的日常经验，这本身已经充满政治能量的一件事。

除了五条人之外，当下片面追求”技术”、使用英文演唱体现的政治是什么？中国的民谣、摇滚还有别的反抗形态吗？在世界其他边陲角落如拉美、印尼，发生过哪些反抗之声？除了作者主导的音乐外，这些音乐是否还有连结工人阶级？多数派本期专题《反抗之声：摇滚与民谣》尝试给予一些不同的观察。

【作为“问题”的五条人 ——看《乐队的夏天》后草写五条人】

《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第二季，在继去年第一季爆红之后，再一次持续吸引着包括音乐爱好者在内的众多观众的关注。“乐夏”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映照出新冠疫情暂缓后，举国渴望“复原”的急切心情。而或许连在录制和播出过程中不断铺排、调整、造势，以此把握整体走向的节目组都未曾料到，这季“乐夏”到目前最受关注的乐队，是来自广东的五条人。第九期中，在节目“精心”安排下，五条人再一次被网络投票给捞回来。之后，成员仁科借自身作品《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调侃道：“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又回来了，这就是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位“从不打架的知识分子”天才般地为自己和同伴锚定了一个位置——在这个凉意渐浓，却亟待复苏的夏秋之交，五条人在今天中国流行音乐的现场、甚至历史中，真正的重要意义不是制造流量、吸引热钱，而是成为质问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规则、审美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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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村庄：新工人乐团为谁歌唱？】
歌者为谁歌唱？对于最早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后更名为“新工人乐团”）的孙恒、许多来说，他们是为打工者歌唱的。当《乐队的夏天》的观众为五条人市井与知识精英集于一身的气质所迷倒之时，真正的底层声音却早已被主流媒体屏蔽在外。2019年，《乐队的夏天》的一个番外栏目找到新工人乐团，想让他们上台演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新工人”这个名字不妥，应该换掉。考虑再三后，他们还是把这次机会拒绝掉了。乐团的吉他手许多说：“这是资本家的傲慢。”
本文作者郭佳在此文中即讲述孙恒、许多等乐队成员如何用音乐接触民众和接触打工者。对于他们来说，“读了哪本书，听了哪一盘磁带，似乎没有把他抛进工地要来得重要，因为他见识到的不只是笑声、眼泪，还有在工地上五百多工友跟着他们的歌一起大喊‘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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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主义藏在那个坑里】

狂欢与烂醉——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从苏格兰幽静的乡间到东鲁尔工业区，各行各业的人们宣布战争可以结束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无聊和无产阶级生存的艰辛。可是，这枚硬币的反面，是无尽的死亡与虚无的静寂。国际关系学家用种种理论阐释国家间的冲突，但却没有人为国家本身作传。人们心甘情愿地依附在新世纪自己创造的巨灵预言上，妄想着宗教式的延续与不朽。在这现代性互动的复杂工程中，本专题希望能够探讨这个带着我们走向毁灭的结构与左翼事业的纠缠。或许在更新的论述和不断的揭示下，我们能够掀起这个幽灵肮脏的外皮。

我们看到民族主义几乎主导了公共讨论的空间，医生呼吁民众在疫情期间提高抵抗力，用牛奶鸡蛋替代清粥稀饭，都能被成千上万人口诛笔伐，民族主义的情绪汹涌，已经令越来越多的人不知如何开口说话。然而，对于这网络时代无孔不入的民族主义幽灵，现有的分析却往往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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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高铁与民族主义】

胡温末期万亿的高铁投资与建设在2012-2015年间开始大规模竣工。高铁的大规模竣工首先是城市运输点空间景观的革命性变化。现代化的巨型车站取代了原有拥挤不堪的90年代建筑。新的车站普遍采用整洁的钢结构和中空式穹顶，这样的安排旨在以广阔的面积将大量人流置于免受雨淋的室内，同时玻璃穹顶保证了阳光洒向室内，巨大的车站可以节约能源。商店被整齐划一地安置在边缘两侧，人，在这钢铁巨兽的脚下显得异常渺小。

需要省级旅行、拉客甚至扒手等各色人等在新式车站内外堪称“拱廊”似的道路上行走。人们在正中央的座位周围消磨数小时的候车时间，互相打量、张望赞叹。对大部分来说，这样的现代化巨型建筑带来了一种工业民族的集体梦想，它在大地上无差别地笼罩需要远行的人，颇有中古世纪杜甫所梦想的“广厦”情结感。与此同时，城市窄小街道中弥漫的商品崇拜在这里被转化为对集体权力的扣仰。人们意识到这些车站不属于某个私人公司，个人匍匐于源于国家的资本的钢铁苍穹下，享用这里的现代化设施与舒适。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创造的物化、内向性，欺诈偷窃与堕落滥交。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点滴一直被浓缩在长期霸占城市中心的老旧火车站里，而新兴的城郊高铁站则在这个浓缩之上添加了一层预示梦想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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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打工子弟好像特别爱国？我们在职校里找到了答案】

2017年10月，我们到达西安的一所职业学校，观察一堂叫“职业伦理教育”的必修课。学生们在课上观看CCTV的《厉害了，我的国》，一部专门用来加强民族主义情感的纪录片。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被要求看这部片子，而学生们对这部片的热情观后感，让我们十分惊讶。不少学生，包括19岁的小方，强调他们看片子都看哭了。小方说，电影的旁白和音乐都很感人，“我们意识到我们国家在历史上遇到过那么多困难……结果最后，我们现在是多么强大！”这部电影塑造了一种充满苦难与歌颂的历史叙事，主题是赞颂中国的崛起。战争、革命和改革，都是充满情感力量的英雄道路，激发了建立强大国家的政治欲望。当影片叙事转向市场化改革时期，电影歌颂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力量，还有习近平领导下的脱贫成就。不过，小方的一些同学，特别是女学生，并没有那么感动。女学生小婷就说：“男生喜欢战争、枪和机械，所以他们喜欢这种歌颂国家的故事。我们女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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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何反抗家暴？“先下手为强”不是答案】

9月14日晚，四川女性拉姆因被前夫泼汽油焚烧，导致全身90%以上的重度烧伤。在经历了十多天的抢救后，9月30日晚，她不幸离世。在一片迎接中秋国庆“双节”的庆祝声中，夹杂着无数网友们对她的悼念，同时也充斥着对家庭暴力的谴责和追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颁布了5年的今天，为什么家庭暴力还是一而再再二三地发生？为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依旧成为有关执法、司法部门的不二法则？为什么那一个个本应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支持的系统总在极端不幸发生前后都不见踪影？到底，我们要问多少个为什么才能解决那十万个“为什么”？

在频繁地“看见家暴”“看见性别暴力”之后，我们似乎难以看见进一步的希望。“不要反家暴法，要刑法”、“杀人还是被杀”可悲地再次沦为我们在讨论家暴受害者在绝望中的选择与反抗。靠家暴受害者个人“拿起刀”真的就能砍断这一暴力的恶性循环吗？我们的希望真的就止步在这一场“以命换命”的血腥中吗？还是说，有那么一朵希望之花，依旧在某处坚强盛放着，我们仍需向着那该抵达的地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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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制暴？论港台反家暴机制及其启示】

文 | 西斯特

除了拉姆，如果我们要写下中国因亲密关系暴力而失去生命的女性的名字，那名单可能会有无限长。哪怕我们只是把时间限制在《反家暴法》发布和实施之后的这五年，这些名字也会占满这篇文章的所有篇幅。

每一个逝去者的名字都是对社会的质问：为什么一次次的悲剧后仍没带来改变？为什么《反家暴法》不能制止暴力的持续？有无数的网友在呼吁“拉姆法案”，但早在2016年我们就拥有了《反家暴法》。所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多一个“法”，我们需要的是不会以“家务事”搪塞受害者的执法者；我们需要的是不会对家庭暴力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社区；我们需要给每一个勇敢走出暴力的人一个“安全岛”，让她/他可以休整后再重新出发。我们需要那么一整套的机制，要求每一个目击者都参与到反家暴的工作中……

一衣带水，香港和台湾与大陆一样，都深受传统儒（父）家（权）影响。然而在近几十年，港台两地都陆续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反家暴机制。通过对两地反家暴机制建立的过程和介入流程的梳理，我们希望能对当下大陆关于“拉姆法案”和反家暴工作的讨论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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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女性”:新冠肺炎阴影下的另一场瘟疫】

全球正在经历新冠肺炎和女性杀害的双重瘟疫的肆虐。新冠肺炎的蔓延，使得全球流动停摆，各国实行封锁和更加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与此同时，隔离政策的也使得许多女性不得不与潜在的施虐者长时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针对女性的暴力。在我国，最近频发的暴力，几乎全部是男性针对女性，且是以谋杀为表现的最为极端的暴力形式。

针对女性的杀害一直存在，只不过最近的瘟疫让女性的慘況急剧恶化。面对这场持续的针对杀害女性的“战争”，这篇文章第一部分先指出现有官方和媒体对家庭暴力报道的主要问题，指出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语言；第二部分以拉丁美洲的经验为参考，用“杀害女性”一词来重新定义和理解最近针对女性的最为极端的暴力。通过使用“杀害女性”这一概念，我希望把性别暴力与经济和社会暴力交叉起来理解。最后，以在拉美崛起的女性主义反抗运动为例，本文试图指出女性并不是绝望无力的受害者。除了恐惧或寻求个体的解决方式之外，文章最后以墨西哥的妇女罢工为例，试探讨寻求政治和经济领域反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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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赚钱和竞争：体育和进步政治的历史】

体育与政治社会议题应该掺和在一起吗？几个月前，当一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主播让NBA球星詹姆斯不要在社会议题上发言，只要“乖乖闭嘴去运球”就好了时，她大概无法预料到詹姆斯和其他职业球员不但没有闭嘴，而且还组织了野猫式的罢工来声援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事实上，与其问体育和政治社会议题是否应该掺和在一起，不如说它们的关系从来都非常紧密。本期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探讨我们能否跳出商业化和竞争体育的模式，通过历史和当下的一些经验，尝试想象一种进步的体育；第二篇批判了中国足球高度市场化后带来的足球产业链的商品化，以及在靠高薪吸引外援打造出来的几家拥有光辉战绩的俱乐部外，中国足球基础的薄弱；第三篇看到中国男足薄弱的背后，隐现着男足培育系统中产化的现象。

这个专题将说明，叫球星们闭嘴不过掩耳盗铃；我们虽不是球星，但作为广大体育迷的一份子，却有潜力组织起来，让体育产业超越纯粹的赚钱，让体育和球队真正复归运动员和粉丝，公平地竞技，无畏无惧地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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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悲哀，就是市场经济的悲哀】

中国足球市场化带来了资本的投入。不可否认，金元砸出了像广州恒大这种豪门的瞩目成绩，使得中超近年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一跃成为亚洲第一联赛。然而，这是以中超中下游球队和大量中甲中乙等低级别联赛俱乐部的举步维艰为代价的。显然，大杀四方的豪门和顶尖运动员只是少数，那些无缘登上头条、大众“看不见”的普通俱乐部和草根球员才是多数。更可悲的是，如果国脚们为俱乐部踢球可以轻松地有钱、有名、有利，国家队的比赛反而像个无关紧要的加分项。当爱国和赚钱不冲突时，爱国没有任何问题；当爱国和赚钱冲突时，球员和俱乐部就名副其实地用脚投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男足的 FIFA 国际排名总体呈下降趋势，证明国家队的竞技水平确实在不断下滑。

当足球变成生意经，一切魑魅魍魉也会接踵而至。当资本长期无利可图，它就会跑路，留下讨薪和转行的球员们，宏运和辽足便是如此；当资本只是拿足球当跳板，天价阴阳合同、洗钱和资产转移的问题甚至会引起央行的重视。早年的赌球和黑哨，也是无数球迷不堪回首的往事。即使在我们14亿人中，出现了许多像张玉宁这样的好苗子，但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他们将一一泯然众人。这样的土壤，自然很难说服青少年以足球为业，也对全民参与足球运动没有太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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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足球在中产化吗？】

竞技运动，既要有天赋，也要有后天的培训。假如留洋和私营足球学校就是中国青少年球员能参加到最优秀的青训体制，而不论留洋还是私营足球学校都在排斥着穷人子弟。那么，拥有足球天赋的中国男生中，就必然会有很多人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成材。换言之，就算中国人口多，但由于选材机制本身就只会集中在经济条件较佳的子弟，中国男子足球之所以成为网络笑话，就不是纯粹是因为足协的乱政和球员不争气所致了。

假如我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全国上下的吃瓜球迷又有何可做呢？我们在网上留言评论、转发的权利，或者是我们的武器。

我当然不是呼吁大家只为穷人出身的球员喝采，对家境富裕的球员则要视他们作阶级敌人。但下次如果再见到那些父母为了儿子的足球事业牺牲了什么的相关报道时，在点赞前可以先看清楚那个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我不是要否定“牺牲”的存在，或者说那些“牺牲”不可敬。但那些“牺牲”，实在有可能是富人、小康之家的专利。如果报道中是这样的故事，读者就不应该只读到故事中的牺牲精神，也应要察觉到“牺牲”的本钱和资本。

真的值得我们转发、点赞、大书特书的，应该是那些克服贫穷艰难环境成才的足球故事。但我们也要谨记，那些故事绝非典型。为了中国足球、为了社会的公平性，我们要的是穷人可以出头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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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开四十年 | 如果996合法了，007还会远吗？】

中国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深圳这座改革实验之城，见证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资本越来越强，劳动者越来越弱。从劳动法规艰难地诞生到“特殊工时制度”的推广，政策在为“零工经济”保驾护航；工厂工人、平台劳工到高科技行业从业员，无一幸免都在被“零工化”，谁都逃脱不了注定为资本的再扩张与再生产所牺牲的命运。


“特殊工时制度”的实质是要为日趋普遍化的“零工经济”开道，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先锋地”，原本就是各大“996福报”公司的集中地，“特殊工时制度”将原本在这些公司已经广泛采用的“不（9）定（9）时（6）工作制度”进一步推广到其他行业，甚至将来还要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实际上成为“零工”，让资本可以予取予求，用完即弃。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描绘当时的工人如何在工厂里超时工作，从而导致健康状况极其糟糕，妇女虚弱、儿童早夭。“特殊工时制度”将今时的劳动者置于更加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下，无异于杀鸡取卵。近年，工厂工人、平台劳工和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中，都屡次发生“过劳死”的事件，“996、ICU”并不是一句笑谈，而是悬在每个劳动者头上的真实恐惧。所以，网友对996合法化的反抗声音，是实在的。我们的工时制度、乃至劳动法律法规应该往什么方向“探索”，人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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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的甩锅大戏：爱国是“人民富豪”的免死金牌？】
虚假的“爱国”企业的伪装其实不难戳穿，当我们站定了底层立场来看这些“大戏”，就会发现，这些表演者的演技何其拙劣，借用李诚儒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如坐针毡”。
回到快递罢工事件，韵达快递是不是爱国，是不是运送韩国偶像团体的周边跟它有没有侵害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什么关系？全国各地的快递员有没有罢工又跟各个快递公司是不是投资了几百万去购买自动化设备有什么关系？
回过头来说，韵达快递有底气为了“爱国”不接韩国偶像团体相关的订单，少挣一笔钱，那它怎么就没有底气与快递员签订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支付快递员符合他们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劳动报酬呢？各地的快递公司有雄厚的资金购买自动化设备，以机器替代工人之前，是不是得先把拖欠的工资给结清呢？两清之后，您愿怎么爱国怎么爱国，愿怎么买机器怎么买机器。
如今韵达为什么突然爱国，各地的快递公司为什么突然自动化，不过是拙劣的障眼法罢了。用低成本的几条微博将工人罢工和相关舆论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博得国民对其关注和信任，在背地里继续干着偷鸡摸狗、煽风点火和压榨雇员的勾当。它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不惜令整个社会处于二元的对立之中，让被损害者的正义难以伸张。这样的公司，不值得一点点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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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开四十年 | 《劳动合同法》被架空后，劳动者还能自救吗？】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圳借改革之机大开突破《劳动合同法》的方便之门，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扩散。对《劳动合同法》的变通可能将在各大都市圈和各省份出现新一轮的“逐底竞争”。届时，无偿加班很可能借助所谓“特殊工时制度”合法化，令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将进一步延长，一直被忽视的“过劳死”以及“过劳工伤”的问题也将日益严重并浮出水面。而随着“特殊工时制度”的推行，不稳定劳工的比例非常可能迎来一个极速上升的趋势，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这部分劳动者的维权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举步维艰，最低工资标准也可能面临被突破的风险。在这种消极趋势当中，女性劳动者可能是首当其冲的，她们极可能率先成为采用“特殊工时制度”的第一批劳动者，由于同工不同酬而与男性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差距进一步拉大。

另一方面，一些基于《劳动合同法》展开的劳权运动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例如程序员发起的“996icu”运动，如果“特殊工时制度”合法化，程序员们的维权将面临维权不再有法可依的严重局面。这将意味着程序员的行动要么进一步激进化，跨越法律的局限；要么彻底偃旗息鼓。

当然，某种程度上，对地方赋予更多自治权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当地方政府完全受GDP指标驱动，立场鲜明地代表资方利益时，放开对劳动法体系的立法权无异于取消对劳动者仅有的保护。同时，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在关乎劳动的立法上，广大劳动者如何能够参与到这种自治的探索中来，亲身参与立法的过程，并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在立法当中，只有在这样的民主参与当中，劳动者才能真正锻炼出当家作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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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开四十周年 | 关于基建资本主义的反思】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迫在眉睫，在劳资关系飞速变化的情境下，我们认为，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得到新发展的高科技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得到日益增长的民粹权力（或威权国家权力）的支持。在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国家权力都致力于建设基础设施，开辟工程项目和经济特区，以实现资本主义扩张的再生产，这也导致了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帝国之争。在南方的改革实验之城，正体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通过分析，我们提出“基建资本主义”(infrastructural capitalism)的概念，我们力求理解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它是全球资本主义深化过程的一部分）的特征。

我们提出的“基建资本主义”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它本质上建立在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生产之上，国家主导或大力支持这些设施的生产。这一概念，既包括道路、城市、高铁、物流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它们与国内外的攫取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济这些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两种基础设施之间的交叉。

虽然经常有人指责基础设施滥用国家支出，妨碍市场经济的运作，可是，它对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基建资本主义是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包括攫取资本主义(extractive 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 (digital capitalism)。我们的基建资本主义日益呈现出国际面向。“一带一路”，这一巨大的项目，让私有和国家资本出口它们过剩的生产力，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来确保资源的攫取，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这些经济体，以及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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