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新媒体幻想破灭后——媒体人如何回应新时代？

我们抱着批判的心态探索新媒体。在认识新媒体上政治和资本互相勾结的趋势下，我们和几位苦苦挣扎，坚持探索新媒体的美好诺言和理想的有心人对话：媒体人张洁平创立的Matters社区想要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以往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层级制，实现去中心化，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是一个对“民主社区”的开拓尝试；方可成也反对精英的生产方式，他在对于自媒体的探索中，认为媒体有“服务业”转向，自己转向做更符合读者需求的媒体；某左翼媒体让一代中国青年「左转」，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证明左翼媒体这条道路仍然值得探索。

当下，摆在面前的媒体选择很有限。但只要社会矛盾一直存在，人们还是会迫切地寻找另类空间发声——正如人们一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新媒体上一样。关键是，我们怎样总结经验，突破屏障，真正放胆地讲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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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时代的网路公共社区——访张洁平

雨伞运动结束后，张洁平见到香港的创伤及因误解造成的中港仇恨。为了消除这些误解，她在2015年创办了端传媒（下简称：端），希望做一个好的跨区域的华语媒体，让内地人到端看香港和台湾的事；香港人到端了解内地和台湾，如此类推。几年下来，深度报道和数据新闻也的确成功确立了端在华语新闻界的地位，只是后来出现了财政问题，端试图拆解的两岸三地人民的仇恨亦愈演愈烈。

张洁平在2018年中离开端，创立了Matters。如果说端实行付费订阅后的模式是靠编辑向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几百个作者约稿，为几万的订阅者创作内容。那么张洁平创立的Matters则是希望突破这种有层级和中心的结构，让写作下放至最小的单位，构筑更广阔的公共讨论：让话语权留在每个人而非记者或编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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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到启发大众——方可成的自媒体尝试

中国的时代进程对方可成选择成为一名媒体人有很大影响。2003年中国孙志刚事件发生、SARS疫情爆发时，调查新闻层出不穷，这些报导在揭露真相、推动社会对于公众事件的讨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新闻理想的感召下，2004年，方可成在入大学时选择新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 。
2010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了《南方周末》做一名记者，参与过不少深度新闻报道。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事件发生，被不少人理解为中国言论自由收窄的标志。他认为当时《南方周末》这样的传统媒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己更愿意去寻找新平台做新的事情。
他选择同年年中到美国读传播学博士，一边运营自己的媒体平台。他观察，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媒体从以往的精英拣选读者可阅读的内容模式，转向至“服务业”模式——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信息。现在方可成为人熟知的“政见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两项自媒体项目，都有这一的特征，前者旨在将“社科学术研究进行通俗化传播”，后者既面向大众做传媒素养的普及，亦为媒体从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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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反思、建设——访左翼媒体

在年轻人被消费文化裹挟，《小时代》电影第三部获得近5.2亿票房的那一年，在无法谈论超越家庭和私人关系的爱的时代，这个左翼平台提供另一种对爱的想象：爱土地和人民，爱属于大多数的底层。他们将这份爱转为反思、批判和行动，旗帜鲜明地树立了反思市场经济、关注底层的立场。
作为一个左翼媒体，这个平台要和官媒、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自媒体争夺话语权，争夺对中国过去、当下和未来历史的解释权。它们在狭小的言论空间中如何寻得自己的读者群体？中国的社会矛盾尖锐：全中国前2%的人占有了80%的国家财富，每年有上千起工人集体行动发生，600万的尘肺病人等待呼吸机，但主流媒体报道和真相相去甚远、自媒体提供娱乐消费虚构真实，这个时候他们和其他左媒的存在和持续发声就团结了还未向黑暗附着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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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好转，但次生灾害未完

目前COVID-19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0万，美国成为其中感染数量最多、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中国确诊数目的停滞和他国防疫不力的新闻对比给予中国网民中国在复兴的道路上又一次克服难关的自豪感。

进入七月，新疆激增的确诊案例（最高峰的时候达到日增百个案例）得不到媒体的注目，关于西部疫情、人民生活的深度报道没有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疫情带来的失业、破产，“提桶跑路”[注释1]的失业产业工人的视频也只会出现在抖音、快手、b站。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在体会和见证奇高的失业率成为心照不宣的事实，但它们依然不会成为被主流媒体严肃讨论的公共事件。

从政治逻辑的角度考量，“一切都在好起来”的复兴叙事是维护稳定的必需品，这次大国对疫情的克服和非典、汶川地震等天灾（亦是人祸）一道，为政权合法性又记上一功。对比他国数据时不断膨胀的感恩、爱国的大国情绪，支援“热干面”（武汉）的自我感动，对忘恩负义的“叉烧包”（香港）疫情加剧严重的幸灾乐祸，都说明疫情时来不及实现的对体制隐患的反思在疫情稳定后依旧不能实现，而很快被“大国崛起”话语洗劫。

但数字不是检验成败的唯一标准，数字背后具体的个人，尤其是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中的人有否受到合理的对待与尊重更应该纳入考量。疫情之后（疫情也尚未结束）一系列的次生灾害暴露的是中国在疫情治理模式、公共政策、福利层面的缺失，这些缺失或许值得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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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调研手记： 抗疫神话之外，看见底层困境

新冠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已逾半年，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已被其彻底改变。作为新冠病毒最早爆发的国家，中国目前虽仍有零星爆发，但大体上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疫情防控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巨大冲击在方方面面都有显现。在盘点中国抗疫经验的时候，疫情带来的这些次生灾害无疑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尽管中国感染病毒的人数相比其他国家要少得多，但经济的大规模停摆让许多底层打工者及其家庭处于停手停口的窘境。令人遗憾的是，在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的中国抗疫叙事中，底层的艰难处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四月份以来，本文作者先后在北京、广州两地的流动人口社区和工业园区进行了调研，与打工者们进行了采访和交流。期间所了解的故事虽然支离破碎，但也足以折射中国的三亿新工人在疫情中的遭遇。本文草草记录了调研过程中的见闻感受，希望能唤起读者对打工者困境的共情，并带着这份共情去思考危机的应对和化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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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危机：底层负债，女性深受性别暴力之害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贫民窟，感染者呈指数增长，成了病毒爆发的中心；同时，正是在这些地方，住房危机一直是社区内首要政治议题。这并非巧合。在毗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主要交通枢纽的Villa 31 and 31 Bis[注释2]，多年以来，社会组织都在抗议，当地市政府并没有为他们的社区实施真正的城市发展规划。

更确切地说，Villa 31 and 31 Bis的女权主义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以债务推动秘密驱逐的机制已被纳入城市再发展规划中。此项被赞誉为社区现代化模版的发展规划，乃是建立在强迫再迁离，产权贷款（titling through loans）及以劣质建材建房的基础上。上周，该女权主义组织发布的一系列海报清楚说明了很多事。例如，在Villa 31 and 31 Bis，有超过4万人居住在过度拥挤（overcrowding）的住宿条件下，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再比如，在一个超过一周都没有流动水的社区，告诉居民勤洗手也并不实际。

有一些伙伴（compañeras）很犹豫是否要去医院就医，因为他们担心在医院的时候，会被驱逐出自己的住所。有些人则心里很清楚，任何怀疑他们健康状态的谣言的散播，都让他们更有可能被敲诈、被要求付更高的房租，因为理论上他们更“危险”。

从隔离政策实施以来，随着与性别暴力（gendered-based violence）相关的报道的增加，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房地产市场里，也都出现了房东把租客劫持为抵押品的性别暴力。因为瘟疫带来的危机，许多人生活在绝望和极度痛苦中；但这些房东却继续投机，使得一些人的生活更加不稳定，甚至到了无以为继的边缘。在今天，做一名租客意味着要负债。而负债又意味着被迫从事更加不稳定的工作；此外，除了家庭暴力，租客还要面对由房产持有者实施和滥用的性别暴力。

对很多人来说，欠债即是被驱逐的前奏，同时也是延缓驱逐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失去住所意味着不得不立即流浪街头，或回到他们试图逃离的充满暴力的家庭。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成员要承受过重的负担，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拥挤的居住情况和更加不稳定的生活状况。

这周，租客组织Inquilinos Agrupados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表明，愈来越多女租客控诉在租房时所遭受的虐待、不当对待和暴力驱逐。该组织与“一个都不能少”（NiUnaMenos）共同发声，主张住房不应成为性别歧视暴力或房地产投机的领域。他们要求，住房必须是一项权利，而非生意，因为如今的情况更清晰地说明，不是对所有人来说家都是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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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派 | 斯派克·李落在黑人激进运动的后面了吗 ？

在美国黑人激进运动风起云涌的当下观看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新作《誓血五人组》（Da 5 Bloods）也许非常应景，但它似乎并非对当下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fe matters:以下简称“#blm”）的一个完美注解。从《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对黑人在体制内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一厢情愿，到《誓血五人组》对黑人士兵参与越南战争立场摇摆，斯派克李落在黑人激进运动后面了吗？

文 | 恰东风

《誓血五人组》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四位曾经参与美国对越战争的黑人士兵在几十年后重返越南丛林，寻找他们战死的班长的遗骸，以及他们在战时秘密留藏的黄金。导演试图在对真实历史影像与主人公主观回忆的交叉处理中展现越战给黑人参战者带来的长久伤痛，并用生动的故事提供一个针对黑人进行历史赔偿的解决方案。从这一点来说，影片弥补了好莱坞越战电影制作中黑人士兵的缺席，并且响应了#blm运动的重要诉求。

但在许多关键细节上，影片的处理显得缺乏耐心，时而对敏感点欲言又止，甚至避重就轻。由于故事发生在两个非常不同的越南，影片又不得不同时处理法国殖民者、发动战争的美国政府、黑人士兵以及越南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使得影片具备广泛的问题意识，却在许多地方没能给出足够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些问题都有损影片本身的完整性和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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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种种——教育入坑笔记
（“精神分裂”的）教师节快乐！一如既往，我们不吝惜任何优美的词藻去赞美老师：他们是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蜡烛”，是勤勤恳恳、辛苦耕耘的“园丁”，每一个教师节都变成“感谢师恩”的一个“秀场”；另一方面，我们对种种不符合我们对“蜡烛”和“园丁”想象的老师口诛笔伐，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少有反思是什么样的世道造就了这样的人心，是“蜡烛”和“园丁”堕落了，还是一个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同时圈禁了老师和学生？ 这篇来自一位年轻教师的反思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校、看教育，让我们不是把“教师”看作承载着过多意义却反而陷入空虚的符号，而是更贴近地看到一位年轻人认真从事教育工作却陷入种种无奈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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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稳定时代重思劳动光荣 · 9月26日多数派讲座@Matters】
讲座主题：在不稳定时代重新思劳动光荣——勤劳和懒惰的社会史
嘉宾：王行坤（青年学者、“后工作”理论研究者）
主持：多数派
时间：9月26日（周六） 19:00
Zoom会议室ID：88337089486

劳动让猿变成人，可以让人成为人，也可以让人变为非人。

“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你不能停下。你停下就会很焦虑。但你在转动的同时，其实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只是在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但是似乎你的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重复的工作，并且已经把这种重复的工作变成一种舒适区了。一旦离开这个舒适区，就蛮焦虑。” ——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
社畜对工作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工作提供了收入——基本生活保障；一方面，意义感的缺失，过长的工时让工作中的劳动变得压抑、消耗。更甚的是，同事们都跟打鸡血一般奋斗努力。迫于同侪压力，社畜只好做一个一周六天连轴转的“陀螺”，被“不努力”的指责绑架，进退失据。

但当我们在说“劳动光荣”、“勤劳”、“努力”的时候，说的是一味地工作吗？忙碌等于勤劳，拥有闲暇等于懒惰吗？

社会主义阶段所说的“劳动光荣”有其具体语境，它批判的是革命之前地主与资本家不劳而获的行为。而今天人们的劳动大多收入不高，却又让我们感到压抑，这样的劳动要说是光荣，明显与我们的常识不相符合。付出多少劳动为勤劳，多少为懒惰，答案因社会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王行坤教授从他多年的研究出发，在本次讲座中考察人们对于劳动态度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去追问怎样的劳动态度是健康的，理想的劳动体制何为？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后工作”理论的青年学者，他关注当代左翼批判理论，翻译有哈特（ Michael Hardt ）、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政治社会的世系》（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等数部专著。媒体文章有：《如何拒绝“社畜”的命运，成为真正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忙？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

王行坤个人网站：http://wxy.tjnu.edu.cn/info/1150/4262.htm

讲座时间：9月26日（周六）晚19:00

参与方式：进入Zoom会议室：88337089486

【（“精神分裂”的）教师节】谁来守望乡村？——访谈韩嘉玲

9月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有媒体称《意见》是给乡村教师的“政策大礼包”，为乡村教师增加编制、提升待遇，甚至提出建设教育系统的“鹊桥工程”解决乡村教师的婚恋问题。从2015年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简称《计划》）到如今，政策不断加码却并没有扭转乡村教师流失的趋势，我国乡村教师的数量从2015年的330万到2019年初剩下290万。乡村教师为什么“下不来，留不住”？在举国热烈庆祝第36个教师节的同时，我们采访了拥有三十年农村一线调研经验的韩嘉玲老师，希望能够更切实地了解乡村教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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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所谓何事——旧酒新瓶还是推陈出新？访实验学校毕业生Joann

或者我们都听过教育创新、另类教育，毕竟主流教育的弊病路人皆知。但打着创新、另类旗号但内核仍然是保守的教育生意我们也见过不少。到底真正的创新指纯粹是教材上、师生关系上、学校里的改革？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的重新定义？有一班在教育创新前沿的工作者的确是这样想，包括年轻的Jo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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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所谓何事——旧酒新瓶还是推陈出新？访实验学校毕业生Joann

或者我们都听过教育创新、另类教育，毕竟主流教育的弊病路人皆知。但打着创新、另类旗号但内核仍然是保守的教育生意我们也见过不少。到底真正的创新指纯粹是教材上、师生关系上、学校里的改革？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的重新定义？有一班在教育创新前沿的工作者的确是这样想，包括年轻的Jo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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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平台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

9月8日，《人物》杂志发表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燃起了新一轮围绕骑手的热论。

有这样大的反响，不难理解。《外卖骑手》一文中详尽地描述了工人们如何被算法裹挟，用生命在送单；他们24小时不间断提供运力却没有加班费；他们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们为了赶“快”，出了交通事故却得不到工伤赔偿。反之，没有主动承担作为平台方的责任，“饿了么”将矛盾引向顾客与骑手，自己却躲在背后。

这10年间，各种平台的出现，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去单纯地分析这个或那个平台，而是需要系统性并且将其放在资本主义发展框架下理解，去理解“平台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华文世界整体性的论著不多。笔者这里以两本近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为出发点: 第一本是Nick Srnieck的《平台资本主义》，多从经济史，平台的本质及运作特色出发；另一本，Jamie Woodcock和Mark Graham的《零工经济：批判导论》则是整体地考察不同平台对其劳工的影响。我会从两本书中抽取一些平台资本主义和零工经济的历史源起及其特征，对比当下中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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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打游戏赚钱：中国游戏劳工是躺赢还是无望地挣扎？

文 | 夕岸

在以网游、手游、页游为主导的游戏产业格局和发展多年游戏公会制度下，4G、5G通讯的普及，催生了中国电竞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和商业化，也变相推动了直播、代练、陪玩/陪练、租号等二级市场中游戏零工的崛起。仅游戏直播一块，就有三百万以上的从业者；同时，一系列经济和职业教育政策也在推动游戏零工职业的正规化。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和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游戏市场收入高达2308.8亿元；原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游戏陪练也开始被认为是新兴职业，被期望着开启乘风破浪之路。
过去两年，我开始参与式观察中国的游戏零工经济，特别是零工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和职业流动。与快递员等内部差异更小的零工类型不同，很难寥寥数句勾勒出一个典型中国游戏零工的画像，或者说“典型”这个词本就潜藏着太多的预设。它预设了游戏零工有统一的面孔，经历着类似的劳动控制。事实上，游戏零工与纯开发端外庞杂的游戏内容流通与再生产过程有关，根据不同平台和工种而存在分化。不同阶级和性别出身的劳工，与游戏平台、顾客的互动也大相径庭。有男陪练使用变声器装成女陪玩，希望因此能获得更高的时薪，却又面临更多隐性情感劳动和网络性骚扰。
但除了少量在金字塔顶端的幸运儿，绝大部分游戏零工在经历迥异的劳动过程后又往往殊途同归，他/她们不仅无法通过自由灵活接单实现经济自由，反而被更深地嵌入进平台的剥削逻辑里，这与媒体上常见的通过打游戏躺赢的宣传有极大出入。在资本的涌入、传统服务业的危机和疫情所催生的失业潮前，游戏零工的出现成为一种扭曲的中下层生涯出口。并没有多少从业者真正相信其所许愿的赢家人生，但他/她们还是留了下来，希冀在更大的社会衰退之前捡拾到一些风刮下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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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联盟”会成为骑手互助的新希望吗——五月魔都骑手采访实录

据统计，目前全国活跃骑手数量达到300万人，他们是构成中国每年将近3000亿的外卖市场的基石。如何在骑手们的追梦路上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劳动关系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平台不允许骑手们成立工会的情况下，骑手们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自发动员的行动令人赞叹。而龙哥与永强就分别来自这样两个不同的骑手互助群体。
龙哥受杭州骑士传媒创始人江一龙委托，创建了上海陆家嘴骑士传媒。为什么骑士传媒能这么迅速发展壮大，从杭州扩展到上海浦东再扩展到上海宝山？这是因为骑士传媒的创建者在帮助骑手方面做了许多实事。
例如江一龙就是杭州地区“骑手楼号排序图”的制作者，他将方圆5-10公里的住宅小区都做成平面图并绘上序号，大大方便了新入行的骑手。除此之外，江一龙和龙哥的骑士传媒还帮骑手们联系到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电瓶车出租、锂电池出租、电瓶车紧急维修、充电等服务。这种便利甚至也扩展到骑手的衣食住行，例如价格低廉的公寓、介绍兼职副业等，以及让龙哥颇为自豪的“骑手餐”：在浦东陆家嘴的“海天一角”美食城往常14、15元的套餐被龙哥谈到10、12元，日积月累就帮骑手们省下了一笔钱，也帮商家解决了疫情期间客流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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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人主义：技术，平台和工人挣扎的循环
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年间，一些寻找能帮助理解当下劳工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起源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工人主义（Workerism）重新产生了兴趣。同时，工人调查（Workers’ Inquiry）这一被工人主义用来理解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再次进入左翼的视线。多数派曾在工人和学生联盟主题下，详细介绍过意大利工人主义。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刊物《自下而上的笔记》（Notes from Below），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去理解工作场所，再通过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理论来解释调查后的结果，即：
“首先是将劳动力组织成工人阶级（技术构成）；其次是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阶级社会（社会构成）；再者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成为阶级斗争的力量（政治构成）。”
文章作者主张建立一种“数字工人主义” （digital workerism），将工人的观点和行动放在首位，从而对工作场所如何成为数字社会主义的斗争场所形成批判性的理解。只有在理解和支持工人的斗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赢得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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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常理出牌”的五条人无疑是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今夏最具有话题性的乐队。不同乐队在节目中的亮相也给观众审视地下音乐圈审美趣味、意识形态的机会。观众可以从重塑雕像的权利和五条人乐队的对比中感受到强调“技术”、“日常经验”的乐队之区隔。这种区隔恰是两种音乐想象的体现：追求国际化确立自身以及把握当下的现实。哪种音乐想象更贴近摇滚、民谣最本真的含义？观众心中自有答案。

只能说，摇滚和民谣曾经有过反抗的底色。美国60年代，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对于越战的质问的答案“在风中飘扬”，而今日，反抗在不同的土壤呈现各异的样貌。对于活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乐队来说，80年代“一无所有”的愤怒年代已经过去，五条人以自己的能量再诠释了抗议民谣在当下的形态：以幽默的方式，用方言的自然流动讲述中国小镇的日常经验，这本身已经充满政治能量的一件事。

除了五条人之外，当下片面追求”技术”、使用英文演唱体现的政治是什么？中国的民谣、摇滚还有别的反抗形态吗？在世界其他边陲角落如拉美、印尼，发生过哪些反抗之声？除了作者主导的音乐外，这些音乐是否还有连结工人阶级？多数派本期专题《反抗之声：摇滚与民谣》尝试给予一些不同的观察。

【作为“问题”的五条人 ——看《乐队的夏天》后草写五条人】

《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第二季，在继去年第一季爆红之后，再一次持续吸引着包括音乐爱好者在内的众多观众的关注。“乐夏”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映照出新冠疫情暂缓后，举国渴望“复原”的急切心情。而或许连在录制和播出过程中不断铺排、调整、造势，以此把握整体走向的节目组都未曾料到，这季“乐夏”到目前最受关注的乐队，是来自广东的五条人。第九期中，在节目“精心”安排下，五条人再一次被网络投票给捞回来。之后，成员仁科借自身作品《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调侃道：“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又回来了，这就是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位“从不打架的知识分子”天才般地为自己和同伴锚定了一个位置——在这个凉意渐浓，却亟待复苏的夏秋之交，五条人在今天中国流行音乐的现场、甚至历史中，真正的重要意义不是制造流量、吸引热钱，而是成为质问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规则、审美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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