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派》开篇词
20世纪冷战的终结，似乎标示着资本主义的王座将要千秋万代，永垂不朽。自此，我们被裹挟进了一个“历史终结”的“小时代”，在那里，犬儒是犬儒者的通行证。日复一日，我们被如此教导：别谈什么主义，别问什么正义，经济增长就是最大权利；别提什么远方的哭声、受损的底层，只要我幸福，人类就不痛苦。然而，当贫富分化愈发野蛮赤裸，当民粹领袖占据了各国政治舞台，当全球抗争者走上街头，“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喷涌而出。全球瘟疫的爆发，更穿透了不公社会的遮蔽之物，碾碎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中产梦境。大时代来了。

多数派是诞生于这个大时代的青年平台。我们是一群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父权制、反对一切压迫和宰制的青年。我们关注思想交锋、社会运动，关心工人、农民、女性、全球南方等等被损害者的真实处境。在反对和批判之外，我们也通过写作和实践去想象、去创造别样的社会。作为知识青年，我们明白自己是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更希望能用自己的这一点知识去和全世界受苦的人站在一起。同时，当下青年的普遍贫困化，也让我们了悟自身的“无产阶级命运”：这不是他人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斗争。

冷战之后，“少数政治”、“弱者政治”越发成为了进步运动的标签，似乎被压迫的大多数必须化妆成少数，才能获得其抗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各式各样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假借“多数”之名，制造全世界被压迫者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今天，不管是“人民”、“无产阶级”也好，“诸众”也罢，是时候夺回“多数”的旗帜了——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我们是99%。我们毫不讳言自己的意图：全体人类的解放。

历史再度开启，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去政治化“小时代”的黄昏，和一个再政治化大时代的来临。面对甚嚣尘上的小粉红、工业党、入关学，面对各地民粹主义的汹涌浪潮，面对大国之间变幻莫测的生死之战，面对弱肉强食的全球资本主义——在历史的分岔路口上，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新时代是何种面目。这时，罗莎卢森堡一百年前的警言便响在耳畔：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退回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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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派会做什么呢？我们会专注做专题文章，深入讨论一些值得中国年青人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在筹备三个专题，敬请关注。接下来每星期更新。

多数派还会邀请嘉宾与我们线上开讲，分享嘉宾在各自领域钻研的成果，深入讨论中国问题。

【青年就业专题】“后浪”还是“韭菜”：我们要把棋盘掀了

“五四”101周年纪念日，B站为它的青年朋友们献上了一份“大礼”——影片《后浪》。在影片中，年青的一代正处于一个“现代文明的成果可以尽情享用”的时代，一个拥有“选择的权利”的时代。

美好幻想背后，现实是教育产业的不断扩张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无法容纳每年迅猛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供需早已失衡。曾经矜贵的一纸文凭不断贬值，当初想凭着大学文凭步入社会中上层的美梦已经破灭，换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六个字在官媒上年年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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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专题】为了找工作而进大学？抱歉，此路不通

深受家庭结构破裂伤害的留守儿童，被大城市结构性排斥的流通儿童，早早就输在了所谓的起跑线上。尽管整个家庭费尽功夫助力教育，但在教育扩张的年代，他／她们进入的往往只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大学，他／她们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很低，对其后续就业晋升和收入提高并没有显著作用。当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时，那这书读来干什么？早早辍学去深圳工厂打工，不也一样是996，不也一样有5、6千的工资吗？

阶级的固化是常态而非个案。无论是高流动的社会还是低流动的种姓社会，教育都没有为社会底层带来更高的流动性。周教授提到：“我们必须意识到受教育权利的扩张和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工具之间的矛盾。大学的大众化让其作为社会流动的作用减弱了。如果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逼迫加码以求比别人更胜一筹。这意味着必然有更多的、更惨烈的竞争。”在这纯粹的军备竞赛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对教育扩张和教育加码的批评并不是对“教育无用论”的肯定，而是强调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单一路径的无用。阶级的固化，从来就不是通过教育这把刀可以劈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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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专题】可不可以不社畜——中国年轻人的工作困境

“周末本来好不容易你想休息，突然领导又找你说，你那个底稿做的有点问题，你再看看呗。然后你就看看呗。一看就开始加班，一加班就停不下来，停不下来，马上就要去所里了。去了所里晚上12点之前就回不来，就让我无偿加班，实在有点多，以至于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刚一开始交接会比较闲嘛，让你觉得好慌，我们就突然没事做了。

“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你不能停下。你停下就会很焦虑。但你在转动的同时，其实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只是在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但是似乎你的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重复的工作，并且已经把这种重复的工作变成一种舒适区了。一旦离开这个舒适区，就蛮焦虑，有的时候晚上会突然醒过来，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但是加班的时候吧，左边心脏跳的很快，又怕自己会猝死。生也不是死也不是的，这种感觉比较强烈。”

长时间的高强度加班也让知知在那段时间待人变得“缺乏基本的耐心”，尤其是对亲近的人，比如父母，就希望他们最好不要打电话过来，一打电话就感到心烦。“做这个工作也是要分手的。”知知说。没有人可以在这种密集的工作节奏中还留出私人空间去谈情说爱。

仅仅在一年前，当用“社畜”一词来形容中国当下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困境时，我还需要做一番详细的解释，以防对方以为我是在有意贬低。

但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今天在主要的消息平台搜索关键词，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10万+文章，一些标题令人分不清，它们究竟是为了制造耸动效果，还是恰如其分地描绘“社畜”生活——《被迫成为社畜前，一定要想明白的事》《都市社畜浪费人生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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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专题】社畜们的故事：逃离、互助、反抗与救赎

“你们觉得现在的工作有尊严吗？”

“没有，对不起。”

豆瓣上有网友分享了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里的一句话：“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乍读来振奋人心，可想来不过是利用修辞揭示了一个新教伦理式的浅薄鸡汤——努力就会有回报。在这里，学习工作的努力意味着从求生的物质欲望中解放，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最终在创造力的充盈中实现人的生命自由与价值。

然而，美好的叙述掩盖不了现实的苍白：你的努力并不会有相应的回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一离开学校就成了“社畜”。社畜，会社的牲畜，为资本家们做牛做马而失去了生活意义和尊严的人。左翼知识分子会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是奴役，是“劳动者的异化”、是劳动工具占有人的过程，但这都不及“社畜”一词来得直观生动。

“社畜”缘起于90年代的日本，近年在中国也流行起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工作时傲视全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20年第二季度，我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长达46.8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7.8小时，而OECD国家工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3.2小时。在中国，996工作制的不只是程序员，而是大批年轻劳动者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社畜”一词的流行不仅体现了当下年轻人对生存状态的自嘲或抱怨，这也意味着一种觉醒：做公司的“牲畜”如此荒谬，年轻人为什么要甘心被压榨？牺牲时间、意义、生命为本就富可敌国的权贵创造他们的家族财富，这样下去社会的出路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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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联盟】学生·工人·运动

一场工人和学生联盟的运动在这个八月迎来了两周年。对这场运动的功过是非，在左翼和劳工社群内产生过激烈的讨论，也早已有众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去支持、商榷或批判。但在对一个具体事件的评价之外，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更普遍也更深层的问题：对于关心社会议题和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他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参与到运动中？有什么参与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又有哪些反思和探索，是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去做的？

工人和学生的联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罕有的以共产主义为想象的社会运动。它超越了公民社会框架下劳工的“依法抗争”，甚至直接挑战了地方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尝试，必然受到来自政权和资本巨大的双重压力。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反抗运动因此遭受的严酷打压。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学生-工人联盟自身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学生组织工人的经验不足、动员社会力量过度乐观、在运动策略上未必做出最好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派推出“学生与工厂”专题。我们并不直接探讨两年前的这场运动，而是希望呈现工学联盟的历史与当下，从而就未来的探索提出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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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联盟】意大利六十年代：“工人主义”兴衰史（上）

编按：遥远的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工人抗争，与当代中国社会有怎样的联系？历史当然不会机械地重复自身，但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确实不断重复地形成着新的工人阶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抗争。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和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同样经历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口构成了一个新工人阶级主体。虽然意大利存在独立的左翼政党和工会，但它们选择了议会政治道路，反而对自发兴起的工人运动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这一保守取向与当下的中国总工会类似。在此情形下，当年在意大利出现了“工人主义”的思潮和工学联盟的实践，过程中有着众多的问题与辩论，其遗产到今日仍需我们辨认、清理、传承。

“多数派”对意大利经验的介绍分为两篇。第一篇概述回顾了意大利“漫长的六十年代”历史中，工人运动以及左翼学生运动的出现、勃兴和落潮。第二篇访谈则从运动中人的视角回顾了“工人主义”运动中的种种路线之争，也谈到了意大利经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启示。

在对全球1960年代抗争运动的书写中，最惹人注意的往往是法国和美国，而意大利的经验则常遭到忽略。但实际上，就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来说，意大利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异类。在其他地区如法国，60年代在1968年已基本终结，而意大利60年代的社会运动则持续到1970年代末，无论是波及范围、力量强度、持续时间还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都绝无仅有。因此我们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十年左右的时段。

1969-1970年的“热秋”罢工是这十年运动中的高潮。根据 ISTAT 提供的数据，在 1969 年，七百五十万名工人参与冲突，导致三点零二亿工时损失。就工作日的损失来说，“热秋”罢工成为仅次于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第三大罢工运动；但就学生与工人的结合程度来说，法国的总罢工就逊色多了。正因为时间之长、学生与工人的结合之深，意大利的这段历史也更值得我们去回访、去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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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联盟】意大利六十年代：“工人主义”兴衰史（下）
“多数派”对意大利经验的介绍分为两篇。今天发送的第二篇访谈从运动中人的视角回顾了“工人主义”运动中的种种路线之争，也谈到了意大利经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启示。
翻译自访谈：工人说了算，而非那些外人（https://www.gongchao.org/2018/09/15/the-workers-may-have-the-last-word/），拉尔夫·鲁库斯（Ralf Ruckus）采访费鲁乔·甘比诺（Ferruccio Gamb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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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联盟】工厂日记：一名进厂学生的踌躇与行动
编按：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的同一年，一些高校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学生开始进入工厂, 期望能动员、组织工人，推动劳工运动的发展。当满怀激情与理想、怀有革命理念的左翼学生走进工厂，他们不仅承受了艰苦的劳动，更时时面对着如何组织工人的困惑与迷茫。在这篇工厂日记中，作者诚实地记下了自己的无力感。
他反复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让工人从“自在”走向“自为”？工人流动度极高，很难培养起稳定的人际关系；工人对血汗工厂的反抗往往是“消极抵抗”：离开此地，另寻别家，而非诉诸法律或罢工等斗争方式。作者也不断地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缺点：看起来像学生不像工人、性格不够开朗、社交面太窄、难以取得工人的信任...... 直面这种种真实而琐碎的问题，仍是当下的工学联盟无可回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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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联盟】青年行动者访谈：“我们能做什么呢？”
当大学生思考社会对底层的压迫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是与底层站在一起去倡导社会的改革，还是安慰自己这是不可避免或者无法改变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下，有不少大学生通过高校组织和公民社会，介入到了一系列的社会议题中，其中包括声援和支持打工者夺取他们的合法权利。但面临着公民社会遭遇打压，以及附带个人风险的增加，大学生和青年人参与社会议题的空间和机会减少。《多数派》采访到了一位从大学期间开始介入劳工议题的行动者，我们询问了他是如何介入社会议题，在他的经验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其他年轻人，以及在劳工运动受到重大冲击后，我们又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反思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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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新媒体幻想破灭后——媒体人如何回应新时代？

我们抱着批判的心态探索新媒体。在认识新媒体上政治和资本互相勾结的趋势下，我们和几位苦苦挣扎，坚持探索新媒体的美好诺言和理想的有心人对话：媒体人张洁平创立的Matters社区想要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以往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层级制，实现去中心化，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是一个对“民主社区”的开拓尝试；方可成也反对精英的生产方式，他在对于自媒体的探索中，认为媒体有“服务业”转向，自己转向做更符合读者需求的媒体；某左翼媒体让一代中国青年「左转」，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证明左翼媒体这条道路仍然值得探索。

当下，摆在面前的媒体选择很有限。但只要社会矛盾一直存在，人们还是会迫切地寻找另类空间发声——正如人们一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新媒体上一样。关键是，我们怎样总结经验，突破屏障，真正放胆地讲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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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时代的网路公共社区——访张洁平

雨伞运动结束后，张洁平见到香港的创伤及因误解造成的中港仇恨。为了消除这些误解，她在2015年创办了端传媒（下简称：端），希望做一个好的跨区域的华语媒体，让内地人到端看香港和台湾的事；香港人到端了解内地和台湾，如此类推。几年下来，深度报道和数据新闻也的确成功确立了端在华语新闻界的地位，只是后来出现了财政问题，端试图拆解的两岸三地人民的仇恨亦愈演愈烈。

张洁平在2018年中离开端，创立了Matters。如果说端实行付费订阅后的模式是靠编辑向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几百个作者约稿，为几万的订阅者创作内容。那么张洁平创立的Matters则是希望突破这种有层级和中心的结构，让写作下放至最小的单位，构筑更广阔的公共讨论：让话语权留在每个人而非记者或编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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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到启发大众——方可成的自媒体尝试

中国的时代进程对方可成选择成为一名媒体人有很大影响。2003年中国孙志刚事件发生、SARS疫情爆发时，调查新闻层出不穷，这些报导在揭露真相、推动社会对于公众事件的讨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新闻理想的感召下，2004年，方可成在入大学时选择新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 。
2010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了《南方周末》做一名记者，参与过不少深度新闻报道。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事件发生，被不少人理解为中国言论自由收窄的标志。他认为当时《南方周末》这样的传统媒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己更愿意去寻找新平台做新的事情。
他选择同年年中到美国读传播学博士，一边运营自己的媒体平台。他观察，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媒体从以往的精英拣选读者可阅读的内容模式，转向至“服务业”模式——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信息。现在方可成为人熟知的“政见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两项自媒体项目，都有这一的特征，前者旨在将“社科学术研究进行通俗化传播”，后者既面向大众做传媒素养的普及，亦为媒体从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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