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寄。每个人在生命开始之初，都像是被抛弃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宿命论的味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生活的基本事实。就像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与凯·欧文斯这两位天才少年的人生。她们都有中国面孔，一个代表中国出征，一个代表美国参赛，她们的命运与时运完全不同。

人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但很难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最近，我们的白岩松老师，又又又又又被吐槽没有人味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什么：“何不食肉糜？”怎么一回事呢？前两天，全网都被谷姑娘刷屏，很多家长都很好奇，这种天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他们挑别人眼中刺的时候，却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

有一个系统监测你在线的时长，规定一天必须在线11个小时以上，也就是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当时大概20多个人一组，80%都是应届生，我们没有时间聊天。办公室很安静，几百人坐在一个大厅里面，掉一支笔到地上都能听见的感觉。如果在线时长不够，就得用下班时间补。比如说你差两个小时，下班之后补了，不算在加班范畴，也不会给钱。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只改其中一部分，因为可能会带来未预效应。如果只强调「关锁」的非法，而不给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那么一些家庭会担心涉嫌犯罪处于两难境地，「可能偷偷把人送走，也可能把患者遗弃」。

我们进入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聪明的赢者不但占有天生的优势，家境优渥、长相出众，还可以占有成功和荣誉，甚至可以占有所有的美好的品德——这多可怕。人们必然且有权利以一种焦虑、不安、质疑的方式来回应，只不过这些情绪被投射在了谷爱凌个人身上。

2月7日徐州警方发布信息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以下简称八孩母)是云南怒江福贡县人，我立即把消息转给了怒江的朋友H，并请他帮忙核实。然后马萨留言说，这事儿值得咱们去一趟。我立即赞同。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

几位记者的报道为新闻理想挽回了一分荣光，也让悲观的事件结局走向另一个方向。这也说明，真正的新闻，依然能够影响今天。只要火苗不灭，一夜便可燎原。

许多网友嘲笑这是“对我们英语能力的侮辱”。一位微博用户说：“它不仅忽视了女性的性欲和性享受，还强化了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这条评论获得了超过 81,000 个赞。

这两天，一篇名为《寻找小花梅》的文章，刷遍了整个朋友圈。在这篇文章中，两个调查记者深入云南亚古村，走访了很多当地人，深入调查了很多与小花梅相关的信息。在这篇调查报道中，很多信息与之前的当地官方通报，都并不太一致。

2月11日，严歌苓在做客周孝正《文明客厅》节目，就“徐州八孩母亲”一事展开对话，在谈及中国政府收取高额涉外领养费时，严歌苓附和了周孝正所说的“习近平就是人贩子”这句话，还爆出粗口。这段视频内容开始在墙外平台热转，人们很快发现微博将“严歌苓”列入了禁搜词，尝试搜索会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此外，话题“#严歌苓”也被禁搜，超话已不存在。

我希望徐州方面能够直面公众的质疑，而不是一味掩盖。今天我看到老蛮的微博账号炸掉了，他应该是本次事件参与最深，反应最快，鞭策最狠的大V之一。当然，还有无数网友因为转发相关信息遭遇封号。时寒冰那篇温和平稳的评论，也仅仅存活了半个小时。

谷爱凌还是被那层“奥运气泡”很好地保护着，舆论场追问身份的暗线不时与她的魅力明线交锋，间或浮上来进入大众视野。精英家庭布局的个人冒险，挫伤人心的阶级分析法，如影随形。热闹中，各阶层应该都会获得某种人间清醒吧。

近日，一个可以提前获知员工跳槽念头的“监控系统”，被媒体曝光，引起一片争议。网上流传的一张系统后台图片显示，某公司可查看有离职倾向员工的详细情况，一名员工访问求职网站23次，投递简历9次，含关键词的聊天记录254条。

既然对第四次通报的社会讨论，已然产生了需要第五份通报的普遍需求，那这份预测已在官方计划中的文件，仍需要提供最基本的事实，解决最基本的质疑，以弥补最基础的公信力损毁。假如沉迷于打舆论战，也意味着再也不能摆脱舆论的诅咒。

我们梳理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日记。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她经历了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检查、不可预期的疫情。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们是谁？都在做什么？生活是否有意义？

在我的印象中，以互联网为社会信息传播主流方式以来对公众情绪的刺激和集合程度，这一事件超过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江西宜黄拆迁案、浙江乐清钱云会死亡案，必将在中国传播史乃至社会学史上写下一笔。

能时刻被人记得那已经模糊了的出身，这对于被拐女孩来说，这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

乍看起来，李亚玲所披露的说法是相当颠覆性的：公众在视频上看到的铁链锁颈，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关注的摆拍，是一场弄巧成拙的恶作剧。这一叙事似乎消解了“女性遭受的苦难”，倒是契合了当下许多人痛恨的“流量游戏”。

除了“穷”，女性自幼在家乡所遭遇的性别剥削也让她们不堪重负，她们要从事繁重的农业和家庭照料劳动，要面对重男轻女文化下不良的家庭关系，甚至遭受家庭暴力。 女性在家乡找不到通过学业和就业改变命运的可能，更多地只能通过嫁人（尤其是嫁到外地去）寻找出路。

方岁，一个来自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家庭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双一流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一起暗访偷拍事件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企业开办一般需要两三天。之后，遭到纪工委诫勉谈话，莫名被开除。他说：“说实话也犯错？荒唐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