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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社畜日常

休假了一个月，一边旅行，一边思考了很多问题。
发现：导致个体不幸和发展问题的，其实是很多注定的冲突。

1、
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在香港，有几点感觉特别强烈：
第一，街道是真窄，寸土寸金被利用得特别充分。
窄窄的街道两侧是高高的楼，高楼与窄街，对比之下，我是觉得压抑。

第二，市场的确比大陆成熟。
两个大楼，中间隔着不过1米。一个楼在施工，四周罩着防护网，完全不影响旁边的楼还在正常营业。
但凡道路上有施工，一定站着个工人，告诉周围的人绕着走、不要受伤。

因为空间小，
很多店都是空间利用的达人。
边角有个空，就能摆下一张很小的桌子、再坐两个客人。
同样的面积，总是比大陆的店坐的人更多。
老板们都在有限的空间下，特别努力的经营。

第三，但是想要实现阶层跃迁，远比大陆更难。
收入和北京差不多，但是吃饭、交通，不知道比北京贵了多少倍。
从机场打车到中环，20多分钟的车程，要快300港元。
坐地铁，动不动几十港币。
过一下海底隧道，又是大几十块钱。
而走不走海底隧道，路上时间就要差出去半个小时。
吃一道炒菜，要近百港币。一碗牛腩粉，也要近百。

如果是在北京，8000块钱的收入——至少可以不用花时间自己做饭、至少坐地铁想去哪儿都很快、打车也并非负担不起。
但是，在香港，
吃饭的成本、交通的成本，也大大加高了阶层之间的墙，让低收入的人更难实现提升。

2、
市场经济的好处是：让消费者们来选择，总能选出比其他选择机制更好的产品、更好的经营者，让他们获取到资源。
但是，
市场经济，也使得资源注定向少数人集中。
于是，贫富差距也会被市场不断放大。

资源分配的选择效率，与贫富差距，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3、
也去了成都，看了武侯祠。
去了延安，看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路上，也读着三国和毛选。

发现，三国时期，魏蜀与延安在有一点上很像——
都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一件事，承受痛苦、甚至牺牲生命。

他们都拥有信仰。
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团结在一起，因此才会爆发出无穷的能量。

同样做企业：
主要为了挣钱的，是生意人。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的，乐意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牺牲利润的，是企业家。
企业家可以用使命去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

而当一个人，渴望解决的是一部分人会遇到的问题时，他会成为企业家。
当他渴望解决的，是一个时代最普遍、最让大多数人痛苦的问题时——比如救中国——
他会成为英雄和领袖。

4、
在延安，看到了很动容的一段话，叫做《窑洞对》——
在窑洞里，黄炎培问毛主席：凡事都有兴亡的周期，如何才能跳出这样的历史周期。
毛主席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料到在发展时，会面临许多注定无法解决的冲突。
比如：
第一，
就像香港的问题。
市场经济有资源分配的更高效率，但是市场经济也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增大、和阶级对立的产生。这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
在革命还没成功时，一致对外、争取胜利，是更符合所有人利益的。
但是，一旦没有了威胁，权力也就会失去约束，由权力导致的种种问题，也几乎必然发生。
权力也必然会限制监督。
第三，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在组织、政体更小时，事儿没那么多，领导者还有精力去调查。
可是组织大了，每个领导者又不免会远离真相。
第四，
让大众决策，有助于监督，但是难免短视，很多需要先苦后甜的决策，就不会发生。
让权威决策，会考虑更长远，但就难免不容易监督。

这些，都是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
也构成了这么多年，经济发展中很难解决的问题。

5、
在个体的生活中，这样的矛盾也很严重。
我上次休10天以上的长假，还是在2014年，9年之前。
9年过去。
这一次让自己从工作中停下来，才意识到连续工作对自己带来的变化。
我的头脑中，总是“必须做”的事儿，总是在思考“成败”、“胜负”。

也不难理解。
毕竟工作是在市场中的，要争夺的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机会。
有竞争，就有胜负、就有比较、有排名。

于是，
竞争的要求，不只要求每个人把更多的赌注押上去，
要牺牲健康、牺牲生活。

“比较”、“接受来自市场的外部评价”本身也与幸福是相违背的。
实现幸福的关键之一，就是“不要比较”、“相信自己是好的，不要在意外部的评价”。

市场竞争与幸福本身，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6、
怎么办呢？
反正此刻我是没想到办法。
不过，“看到”是思考的开始。
只要持之以恒思考下去，也许有一天我能找到答案呢？

至少这次开工时，
我会提醒自己警惕工作对生活的侵占。
要让工作有个边界。
当工作想要跨越边界时，及时叫停，大不了接受结果没有那么完美。

最后，
四川人炒菜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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