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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痛心疾首状指出「层层加码」其实是换个方式说「上面意思没错,只是下面执行坏了」。
关于最近和中国对违法(包括吸毒)记录的政策变化的讨论的一些想法:

on 小炒
我也觉得国内对于“禁毒”的宣传风格是有问题的,这是通过两件事得出的感受:

第一,卡姆这样全国顶尖的脱口秀艺人,因为短暂被关的吸毒案底再也不能演出了。他是多么好的一个利用自身影响力写脱口秀去反讽吸毒、加强公众禁毒意识的窗口,这真的是想反吸毒吗,还是反吸毒的“人”?

第二,我在国内有几年有相当大的烟瘾,也因此抽了许许多多款式的烟。而在荷兰抽了一次大麻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负责任地说,国内许多烟的口感和“上头感”都比大麻强。类似的体验还有:有一次我不小心吃错了安眠药,嗑了平常的四倍剂量,那之后的几天我真的仿佛活在五里梦中,这比大麻带来的感觉要强太多了,全麻相比起来不值一提;而国内对于安眠药或其他精神病药物,甚至对欧洲人都会谨慎看待的致幻蘑菇,管控都是很差的。

(不要学习od安眠药,对任何药物成瘾都会损伤你的主体性,让你感觉糟糕的事情继续往更糟糕里走,被诅咒般永无天日。)


除此之外,用「毒品」对「药物滥用」的概念的覆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大众对药物滥用的排斥,但不是没有代价的。「毒品」是一个边界很硬的定义,一个东西要么是毒品,要么就不是毒品,但绝大多数药物其实都没那么简单。先不说阿片类,像右美沙芬和 ADHD 药物这样的正经药品,既然可以在药房买到,那是不是就不是「毒品」,因此是不是「OD」就不是「吸毒」,只是程度更弱的小小的坏事?但很可惜即使是对于这些的讨论,或者在简中语境下任何对「毒品」不那么情绪强烈的讨论都会被打为为毒品开脱而无法继续。

on 与我周旋一二美拉德反应一斤理想

如果尝试撇开其中中国禁毒教育中不合理的部分,和爱国教育、政治宣传的部分,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的舆论里有些东西是更 universal 的,而且不光是简中有,全世界都有,就是一种对有人被惩罚的渴望(All Her Fault 最后 Lia 有一句话,anticipating someone being punished that makes us feel good)。

这样的冲动不新(例如对明显的恶人或恶行,古已有之),也不总是正面或负面的,但近年的趋势是它逐渐从一种次生的情绪变成了许多行动的主要驱动。这一方面是一种普遍的对执政者的失望——许多例子里指控的一方从「通过『正规渠道』维权却失败者」,变成了从一开始就选择跳过「正规渠道」而寄希望于舆论和私刑。

正面例子比如 MeToo,反面例子比如这几年男性中国网民对大量进入公共视野的女性受害人/维权者的舆论霸凌,中性例子比如 cancel culture in general。无论单一事件的结果如何,以惩罚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运动几乎一定会牺牲例外和细节,这不光是因为例外和细节本来就不容易被关注,还因为,当惩罚成为主要目的时,惩罚之外的改变和改善就不再必要也不再被信任了。

被 cancel 者中有没有真的被诬陷的人?吸毒者是不是全是完全的加害者?在以惩罚为中心的社会运动里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被诸如「即使有,但伸张正义/打击毒品是更首要的问题」的话淹没,甚至本身也成为一种攻击的对象,成为叙事中的反派之一。但是改善的道路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例外和细节。女性和 queer 群体曾经就是叙事中的例外和细节,今天的社会的许多进步正是来自对这一点的反思。

还是前面的例子,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多曾施行性侵犯而未受惩罚的人受到妥善的惩罚,同时让更少的人可以受到诬陷?对现行的制度如何改善可以实现这些?吸毒一定「会造成器质性病变,无法靠个人意志力控制,复吸只是时间问题」吗?在现行制度下,一种物质是否是毒品,是由是否会造成这样的器质性病变定义的吗?在现行制度定义的毒品之外的物质呢,比如槟榔?即使都是公认的毒品,其危险性都是一刀切的「吸了一定完蛋」吗?有没有什么医学上的,可以对「完蛋了」的人施救的可能?

这些都不是重刑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我认为都是通往更好的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惩罚的狂热和对细节和例外的有意无意的忽视,会阻碍对改善的讨论。中国对毒品的管控极严,但同时对烟草、酒精、槟榔和其他合法成瘾品的管控,包括对未成年人,无论在制度上还是舆论上都极弱,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在这条路上走到足够远的负面影响。有人被惩罚意味着有人已经受害,让更少的人受害比让更多的人受惩罚更重要。人都会犯错,都有可能作出好的或者坏的决定,一个能做到犯错之后还有可能成为好的,不完蛋而有希望的人的制度,与确保所有错误都受到严厉惩罚的制度,我觉得前者是更好也更重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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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边
关于最近和中国对违法(包括吸毒)记录的政策变化的讨论的一些想法: on 小炒 我也觉得国内对于“禁毒”的宣传风格是有问题的,这是通过两件事得出的感受: 第一,卡姆这样全国顶尖的脱口秀艺人,因为短暂被关的吸毒案底再也不能演出了。他是多么好的一个利用自身影响力写脱口秀去反讽吸毒、加强公众禁毒意识的窗口,这真的是想反吸毒吗,还是反吸毒的“人”? 第二,我在国内有几年有相当大的烟瘾,也因此抽了许许多多款式的烟。而在荷兰抽了一次大麻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负责任地说,国内许多烟的口感和“上头感”都比大麻强。类似…
另一个不那么政治的例子是这几年简中世界关于影院屏摄的争议。屏摄当然不是很文明的行为,我相信即使是本来没意识到的人,只要稍作解释也能明白背后的道理。但它的不文明程度,造成的危害,和争议的烈度明显是错位的。

在我看来,在这件事中间的那种错位的正义感(在社交网络上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争吵、在观影时看到屏摄的人大声喝止),可能也来自于这种对于惩罚的渴望,而不是对于文明行为(正义)本身的伸张。后者是正向的,需要思考和权衡,说难听一点,解不了渴。

所有人(左翼也是,右翼也是)都觉得正义没有被伸张,这种缺位变成了一种饥渴,又以召唤惩罚的形式被表现出来。也许是因为在这个时代惩罚可能看起来是最直接的,可以由自己做主的「正义」的实现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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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篇新文章:〈寻找 Calphalon Commercial,或买锅记
其实是去年黑五左右买的锅了,但拖到前几天才真的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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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ed from 推特翻译
每个我知道的高中打过橄榄球的人,都因为打橄榄球留下了长期的损伤后遗症。无一例外。不少人留下了膝盖和背部的损伤、甚至是大脑的损伤。很多人后悔当时打橄榄球。

现在,保守派宣传说未成年人被同学老师鼓励性别转换,成年后因为身体不可逆的变化而后悔不已。这完全是谣言。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尝试说服我去性别转换。但我读初中的时候,体育老师几乎每一天都在尝试说服我去“试试橄榄球”。

而且不管是现在还是我当时初中的时候,如果你要我在“失去生育能力”和“受到永久的大脑损伤”当中二选一,我肯定毫不犹豫选前者。

数据显示,99%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都受到了长期的脑损伤。这还仅仅是脑损伤,不包括身体其它部位损伤。本质上来说,橄榄球是一种残酷野蛮的运动,参与这种运动会极大损伤运动员的大脑和运动能力。橄榄球本来就不该列为体育运动,更不要说成为中学生的体育运动了。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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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干最近最离谱的为了逃避学习给自己找的事:Install Gen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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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cmx.im/@RottingStrawberry/115674216236627502
⬇️如果20岁太小了不能自己决定性别那凭什么社会家长就会把一个几岁的小孩就性别化?给她穿裙子打扮美美玩洋娃娃?给一个指派性别为女的小孩穿裙子不是替她决定她的性别吗?
虽然这么说好像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是把小孩性别化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把小孩性化的。并不是说你给你5岁的女儿穿漂亮的小裙子就是为了让男人操她了,但是这个漂亮小裙子审美体系至少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就是建立在“男人看了想操”的基础上的。
你们觉得我恶心就觉得我恶心吧,我只是想指出一些非常明显的hypocrisy。认为未成年人太小了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性别的人也不要以有性别的方式对待自己周围的小孩,包括且不限于送女孩娃娃男孩小卡车,夸女孩真漂亮,觉得女孩都是小甜心etc… 这些但凡做不到一条就拉出去斩了,你才有资格在那里说,天内20岁太小了决定不了自己的性别呦。
因为别人自己都决定不了的情况下你又算什么东西呢?
Forwarded from 心惊报 (投稿机器人)
尼克别说了
刚刚得知马丁帕尔去世了,既震惊又难过。前两天深圳万象城二期开业,我跟黛西去凑热闹逛街,无意中看到了马丁帕尔的影展。我当即拉着黛西一路小跑就去看,原本是要吃饭的,愣是饿了一个多小时看完展才走。 看展期间,一对情侣坐在《Real Food》的展墙前,跟背景形成了有趣的呼应,我就随手拍了几张。 马丁帕尔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摄影师之一,他的照片我看过很多很多次。但我看到展厅的那一刻却突然产生了某种冲动,觉得不马上进去看,肯定会后悔。 没想到,这是一种诀别。 再见啦,好玩的英国老头。
我对 Parr 的印象非常奢侈以至于一直有些羞于提及。第一次听说这个人就是在伦敦去现场听他的讲座,当时有同学说这是很厉害的摄影师,就也买了并不便宜的门票一起去了。

印象最深的一点是 Parr 是个完全的反向器材党,他对器材的选择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没有半点癖恋的感觉,全画幅普及了就改用全画幅,彩色底片普及了就改拍彩色,数码普及了就用数码,用的底片也都是普通开架型号,连正片都不用,完全是什么方便用什么。包括冲洗后期也都是直接给助手做,照他自己说,这些他自己都不会,也不在意。

当然可能大师的不会和一般人的不会不一定是一个意思,但我想说的是健康的对待器材的态度在今天其实很难得。并不是不在乎器材和后期技术才健康,而是知道自己想拍的是什么。当然有对器材有要求的摄影,也有对器材没什么要求的摄影,但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及通过怎样的器材和技术如何实现,是比这些东西本身要困难很多的事情。
推荐最近正在读的书:
Searching for normal: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ental health, distress, and neurodiversity

作者是一位在英国执业28年的小儿精神科医生。当ADHD这个概念从美国流传到英国,他曾经很热切地投入研究,但当ADHD成为一个越来越常用的诊断,他却越来越少给自己的病人下(各种精神科)诊断和开药。

这本书尝试挑战的是诊断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包括:当诊断声称自己是科学时,实际如何;诊断背后关于正常、不正常的预设;医药产业的影响;这一切影响人如何对自己的情绪、功能自我管理……

这一切与decolonizing therapy、narrative therapy、建构主义是一致的。核心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秩序里,人需要是系统里有效率有功能的一环,一些在之前或另外的社会环境里可以接受的表现、特质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需要管理的。

作者对从业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要把人的经验视为可理解的、正常的(理解并不只是智力或认知活动,而关于连接和爱);还是病理化的、不正常的。
我们要怎么对人提供帮助?

故事经常被讲述成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健康服务、更多可及的诊断和药(这是中国过去二十年在发生的,从关于抑郁症的“科普”开始。我也是从这里对心理学、mental health感兴趣,进入行业)。但是实际上的后果却越来越多的药,患病率高涨(欧美语境)。

诊断和药可能、可以是有帮助的。但是还需要更多家庭、学校、环境的支持。需要改变我们理解mental health、health、心灵、自我的视角、方法。

https://alive.bar/@inblossom/115726005655822917
Forwarded from Lawrence
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51212-why-your-early-2000s-photos-are-probably-lost-forever

>> (早年數碼相機拍的照片)Long gone, thanks to a dead laptop, defunct email and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a sea of tiny memory cards and USB drives lost in the shuffle of multiple cross-country moves. It's like my memories were nothing more than a dream.

看到最後一句想起日文儚い(hakanai),是日本的國字,即日本人自己發明的漢字。Fleeting, transient。算是日本美學裏相對不太被提到的一個。記憶是夢又如何?很好啊。網上的東西和實體媒介哪個是鏡花水月,我覺得獨立、地下媒介,一定是實體媒介更長命。因爲一本紙質小冊子不需要租服務器。
以前说科技是头脑的自行车,挺不错的;后来感觉科技变成了头脑的外骨骼,也行吧;现在感觉 AI 快变成头脑的脊髓接管装置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