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司不禁足，但我们每天下班后还是极少外出，一是怕被警察查证件，二是都没有什么钱，懒得出门。

从早上9点大概工作到11点不到，这时我还昏昏欲睡，没什么精神。在二楼办公的我们，就听到一楼传来很多脚步声和人声，现场的管理人员正想下楼去查看原因。

不曾想到，从一楼上来一大批持枪的柬埔寨警察，马上制服我们，趴地上双手抱头。大概在地上爬了20几分钟，我们这些打野的人也都被手拷起来了。警察很快就把我们带下楼，集中在一起，后面再把我们带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公交大巴车。

尼玛，第一次在柬埔寨坐公交车，居然是做电诈被抓送去警局的路上，欲哭无泪。

到警局后，警察和翻译拿着一大堆手机，让我们过去把自己的手机领走，可以去联系亲戚朋友。大概下午5点多，警察核实完我们的身份后，就让翻译两两三三地告知我们，有没有人需要保释。

我经过不懈努力，联系到外面的熟人朋友凑钱，正在来保释我的路上。具体多少钱，要到警局来洽谈，但翻译透露，大概要1.5万美金，保释名额有限。

翻译还透露，现在在金边被抓的电诈人员太多，不能保释的人，如果遣返不及时，很大可能就会在金边直接开庭审判，在柬埔寨坐牢。

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当年一起出国闯荡。如今，有的人已经回国苟且偷生；有的人进了监狱；有的人还在外面漂泊；也有人实现了财富自由。

而我，像是卡在中间的人。回国已经半年了。表面上看，我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我了。

刚下飞机，踩到国内土地的时候，我腿都是软的。没有了柬埔寨那边时时刻刻提着的心，没有办公室里不停敲击的键盘声，没有主管的辱骂声，周围安静得可怕。

可偏偏越安静，我越不适应。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星期，拉着窗帘，屋里黑漆漆的。睡不着，也不想动。一闭上眼，全是那边的画面，怎么甩都甩不掉。

我不敢跟家里说一句实话。爸妈问我以前在国外做什么，我只敢说在工厂打工，虽然累，但能赚点钱。有些事情，我不敢讲。我怕一说出口，这个家就散了；怕父母接受不了；怕街坊邻居背后议论；更怕他们觉得我“脏”。

回国后，我也不敢找什么正规工作。现在只能去工地搬砖，或者干点日结零活。每天累到浑身疼，晚上躺床上，连翻身都费劲。

可奇怪的是，只有这样，我反而才能睡得踏实一点。只要不用去想以前那些事，再苦再累，我都认。

工友们聚在一起抽烟聊天，说孩子、说老婆、说今天赚了多少钱。我插不上话，也不想插。我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墙。我好像已经不属于这里了，但也回不到过去了。

有时候走在街上，看见那些“反诈宣传”的横幅，心里都会猛地一颤。看见别人拿手机聊天，我都会下意识躲开视线。那些话术、那些聊天记录、那些骗人的方式，早就刻进骨子里了。这辈子，可能都忘不掉。

该调查由泰国商业、工业与银行联合常务委员会（JSCCIB）发布，内容涵盖全国企业在政府审批、执法与公共服务中的实际经历。结果显示，超过89%的受访企业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度至严重”的经营障碍；超过一半企业坦言，相较3年前，泰国贪腐问题明显恶化。

调查指出，在办理政府许可、行政审批或公共服务过程中，约60.9%的企业曾遭遇官员暗示或直接索贿。与此同时，45.9%的企业承认，为了加快流程或减少阻碍，曾主动提供现金、礼品或其他利益交换。

在政府工程与公共项目领域，“回扣文化”更被认为已近乎公开化。约37.3%的企业表示，在争取政府合同时，“回扣”已成为行业默认规则，平均比例高达合同金额的11%至15%。

报告同时首次公开“高风险索贿部门排行榜”，结果引发巨大争议。其中，交通与公路警察被列为索贿率最高机构，比例达到100%；司法系统（不含法院）则高达94.4%。

其余被点名的高风险部门还包括：

地方行政组织（91.7%）
港口厅（90%）
公路厅（82%）
公共工程与城市规划厅（78.9%）
地方警察（77.7%）
知识产权厅（76%）
税务厅（71%）
陆路运输厅（69.4%）

其中，“交通警察索贿率100%”成为舆论焦点，不少企业主认为，违规罚款、路检执法以及运输检查，早已成为部分执法人员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调查还显示，企业对政府反腐举报机制普遍缺乏信心。超过52%的企业表示，对现有举报系统“完全没有信心”；另有43.7%的企业即便遭遇索贿，也选择沉默，不愿举报。

多数受访企业认为，行政流程复杂、审批权力过度集中，以及人工操作空间过大，是导致腐败长期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根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25年“清廉印象指数（CPI）”，泰国仅获得33分，全球排名跌至第116位，创下14年来最差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