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母亲的遗物中有几封Henderson医生给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去世后写的，信中回忆了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一九八四年 Henderson 以国务院医学顾问的身份，跟随里根总统的“空军一号”飞机，为上海医学院带来稀缺的实验试剂。他说，里根总统见我一路捧着一个金属冰冻盒，开玩笑说，你还怕我不为你提供伙食啊？据不少同行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实验室的条件还很差。不仅仪器跟不上，也没有他们做实验需要的阿片样物质的标准品，及其他几种具有阿片样作用的化学试剂。母亲当年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往来，为国内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去函美国国立毒品研究所（简称 NIDA），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赠品。不久得到NIDA 回信：我们愿意支援你，但是这些试剂属于毒品，是海关的一级禁运品。如果你能解决海关问题，我们可以将试剂寄给你。

母亲在报上读到里根总统即将访华，并会在上海停留，就想到总统的飞机是海关免检的，可以请他把试剂带过来。母亲毫不精通人际关系，也不懂办事，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但是她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她天真、诚实和执着的性格，赢得了多方支持，居然让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成为了现实。NIDA 经里根总统同意，用直升飞机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毒品仓库取来试剂，直接跟随“空军一号”到了上海。

就这样，上海医学院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试剂。后来实验室中各届研究生都用过这些试剂，并撰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些试剂是美国总统带来的吧。

原来母亲燃烧了近两年的激情与生命，企图证实一个不存在的前提，企图到达一座海市蜃楼。

我想起作家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世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冥冥中知道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他会用毕生去希望和等待它的到来。人类因此而悲哀，也因此而伟大和辉煌。

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中途，我经停了W 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铁到机场接我，我们又坐地铁回他的公寓，一路拉着手。W住在一栋美国政府拨给越南和柬埔寨难民住的楼里，屋子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旧床和旧桌椅，一只小书架，窗帘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单，墙上挂满了日用品。我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中英对照的《茵梦湖》，跟我的那本一模一样。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好像就是在读了《茵梦湖》后，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爱。也许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即的白莲，那段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我有些伤感，他抱住我，问我想不想做爱。我没有听懂，那时我连起码的生理卫生知识都没有学过，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终要做的那件事是什么。在他之前，欲望的释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他温柔耐心地教我，我们长久地亲吻，在黑暗里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体。那时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经熟悉的地方，牵动了手指的记忆，灵肉合在一起。最后那天晚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你现在快乐吗？我说快乐。他说，那我们继续这样不好吗？

汤姆跟我坐在堆得满满的床上，靠着墙无足轻重地闲聊，然后他说，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说你还真会找人，我谁也不认识，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他说，我早泄，无法跟喜欢的女孩子做爱。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到过，不过能猜出来他有难言之隐。我说这样正好，我不喜欢性。他有些惊讶地问，你想跟我说说这事吗？我说，会有糟糕的联想，会伤心，会觉得肮脏。他说，这么严重？我说没什么，我在“反弹”中。我说的英语 rebounding 有失恋后还未恢复的意思。说完了我俩都如释重负，不用猜测或者误解，我们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

偶尔，我们亲吻，完后气喘吁吁地讨论柏拉图式的爱到底怎样定义。他去学校图书馆里翻查了半天，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我们就决定横膈膜以上的接触都属于“柏拉图式”。有一天，忘了汤姆从哪个哲学教授还是哪本书上得到了答案，他说，分水岭在身体的怀孕和灵魂的怀孕之间。身体的怀孕产生人类的孩子，而柏拉图式灵魂的怀孕产生的是人类美德—灵魂的物质形态。我喜欢这个概念——灵魂的怀孕，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某种美好的孕育，某种希望。

八十年代上旬，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中国餐馆里经常有非法打工的华人或墨函群人被逮捕，雇用他们的老板被罚数。电影公司也开始要求演员和其他人员证明自己的身份。我的学生签证不能合法工作，怎么办？我在通讯录中寻找可能帮到我的人，眼睛停留在了N的名字。那时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面，几乎是陌生人，但我本能觉得他会跟我去做这件疯狂的事。我打电话跟他说，我需要绿卡，你能跟我去拉斯维加斯办一个结婚手续吗？他说，好，你想什么时候去？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就今天吧。

第一次见到N是因为面试。香港歌手许冠杰到洛杉矶物色女演员，N跟他是朋友。我当时正处于情感低谷，严重失眠。面试前的晚上，睡眠迟迟不来，直到天亮前才恍恍惚惚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我画上黑眼线，穿上高跟鞋就无精打采地去了，连个手提包都没拿。跟许冠杰聊完后，N跟我说，我送你出去。在街上，我独自往前走，毫无说话的欲望。他在我的身边，偶尔看我一眼，也没有说话。记得我拎着一大串钥匙—到美国后搬过的每个地方的钥匙，手举在额前，遮挡南加州刺眼的阳光。我每走一步，手上的钥匙就发出金属碰触的清脆声音，一路响到了车前。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多保重。我也用忧伤的眼睛看着他，留心到他清爽利落的板刷头，和坚如磐石的身体。“求婚”那天，我想起他在我那么不堪的情形下，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当天傍晚，我就穿了短裤T恤凉鞋去结婚了。...... N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真的夫妻？也许他身上的某种悲剧元素跟我同病相怜，也许我下意识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也许我觉得自己已被损坏，不值得有更好的婚姻……我说，那就试试，也名正言顺。

我还曾经要求大卫•林奇把我的人物从《双峰》中杀死，放我去演一部叫《龟滩沥血》的电影。《双峰》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电视剧，它为电视剧叙事方式开辟了新的道路，是当今连续剧的鼻祖，而《龟滩沥血》完成后是一部毫无灵性的作品。

为《龙年》选角的导演琼安娜•摩尔琳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兴奋地说，我终于为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角色！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要去中国拍《未代皇帝》，其中皇后婉容的角色与你天衣无缝，贝纳尔多撒下了天罗地网找他的皇后，我告诉他不用找了，他明天到洛杉矶，你去见见他吧。就这样，我原以为在《龙年》枉费了的努力，为我带来了《未代皇帝》。

今天，我的机会多了，生活好了，我也被承认和接受。有时候，我可以飞去跟英国王子喝下午茶，和法国总理进晚餐。但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脚踏实地地生活。

我仍然相信可爱的女人应该是贤惠、恬静的。今晚我将不在电话中大笑，或者想入非非，为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念头而激动；今晚我要静静地在炉火旁织毛线。

我渴望深深的夜和银色的月亮，也渴望月下的爱情和诺言。

回想起来，《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婚礼，庞大热闹而混乱，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每天等待着贝托鲁奇将盖头掀开，又一次愛上我。他要我们三个——尊龙、邬君梅和我，这里面没有性的成分，或者超出性的成分，然而给我的感觉是浪漫的。拍溥仪、婉容和文绣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说：“我好想钻进来跟你们一起。”然而，他的语气神态毫无半点猥琐。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好想，就跟一个小孩很想要一盏阿拉丁神灯一样。有几次，布置灯光、架轨道等等花了好长时间，我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他笑眯眯地跟我说：“我在向你示爱，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

去会场前我跟他说，过会儿你身边会很热闹，我也许就没有机会告诉你了，我能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分子，觉得很幸运，谢谢你。他想了想说，我跟你坦白一件事吧，初次见你的时候，我担心你的仪态太美国化了，还讲着一口纯正的美国腔。我说，你知道吗？美国有个说法，"You can take the girl out of Chinatown, but not the Chinatown out of the girl（你可以把女孩搬出唐人街，却无法将唐人街搬出女孩）”，同样，你可以把女孩搬出中国，却无法把中国搬出女孩。

演“母亲”的演员是北京饭店的一位满族服务员，我们摄制组在那里下榻，导演看到她服务员制服下的高贵气质，就选中了她，演完《未代皇帝》她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

后来听副导演说，在故宫拍戏的每一天，贝托鲁奇都是第一个到现场。我说，早！他们说你找我？他说，我只是想见到我的皇后，这两天忙，我没有见到你。认真看了我一会儿之后，他满意了，说，今天你很美，我期待今天很久了。我突然觉得感激，早上我还在镜前担心自己会令人失望。接着导演随便问起我的婚礼，我说我没办过，他微笑着说，那今天就是为你办的，它会让你永生难忘。

服装设计师艾奇逊为这场婚礼兴奋不已，他围着我前后左右地转，微调每一个细节，还亲自为我戴上每边三串珍珠的耳环。我们的每一件服装都无比精致考究，连内衣都是最好的真丝和手绣的花边；婉容离开故宫以后的西式连衣裙是英国皇室的裁缝做的。艾奇逊每天都在现场，盯着他的演员—他视我们为他的演员。到中国后，他会说这样更和谐，或者这样不够和谐。记得尊龙戏中的一顶瓜皮帽，他重做了三次，为了孤度最脸型更和谐。这样才华、理想、激情并茂的设计师越来越罕见，能够遇上真的是一个演员极大的幸福。

科比(Kobe)，那位刚罹难不久的天才篮球运动员，原来得名于神户牛肉(Kobe Beef)，他的父亲在日本品尝到这美味，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哥哥很有动手能力，他带着我一起把房子里所有的瓷砖都换了，又买木头来做了一张桌子，一张大床和几把酒吧凳。那些日子我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砂皮纸磨木头，等出了一身汗才停下来喝咖啡、煎鸡蛋。用双手去创造出一件件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使我感到任何时候都无法得到的平静、愉快和成就感。

制片罗文跟我说，我们将剪掉你的长发，并给你的脸上贴伤疤，你怎么想？我想说，这样的话我将一无是处，你们肯定会后悔雇用我。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太好了，这样观众可以留心我的表演，而不是容貌。鲁特格尔•哈尔深深地看着我，好像知道我心虚，他说，人们总是想看到他们所期待的，有人会替你的决定惋惜，不过操他们的。

一天，我在拍动作戏时被一根很粗的铁链条抽伤了，突然想念姥姥，回房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姥姥跟我天南海北聊了很久，但在电话结束时，我听出来她不知道我是谁，她只是很高兴有人跟她聊天。我很难受，挂了电话跑到鲁特格尔的房间里去，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我委屈的样子就说，你躺下我抱抱你。我们安静地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吻我抚摸我，我慢慢挣脱开，起身坐在床沿。他说，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一直都在恋爱。

安琪说，我那次在你家给你拍照，灯把你眼睛照坏了，又红又肿睁不开，我吓死了，老R给你送来好多花。安琪叫鲁特格尔为老R。我说，我吃不准我们是不是真爱过，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的才算真爱吧。她想了想说，天下不是只有一种爱吧，我记得你家里那只传真机总会在半夜三更突突突地响起来，吐出一长条他的传真，不知道从哪个国家发来的。你来芝加哥看我的时候，外面冰天雪地，你一睁开眼睛就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写传真，然后发配我去街角小铺子里传给他，把我冻死。好像你还让我给他发过电报，在一家偏僻区的小店里拼写 defrost（解冻），我清楚记得营业员重复那个字时不自然的表情，其他不记得了，反正我印象里你们是爆炸性的。挂了电话后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为什么要给他发电报，为什么电报里会有这样一个词。

记得十年前一天夜晚，我与N去一家舞厅。那是我们在几乎彻底破裂的时候又重修旧好。他喝多了，只好由我开车回家。夜深人静，只有黄黄的路灯照着一排排红瓦小洋房。突然间，一只孔雀出现在街中心，沉着地散着步。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转身轻轻叫N的名字。可惜他睡得太熟，我叫不醒他。就在这个时候，那只孔雀停住了。它在一家开满玫瑰的花园前站了片刻，便从容地打开了它所有的尾羽。我惊愕地看着路灯下这只开屏的孔雀，不知所措。不知过了多久，它不见了——像一个永不复得的机会从我们的生命里消失了。

第二天早餐时，我们正式谈到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