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今天你在这里遇到我，听我跟你讲了这些话，其实说话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的“现象”。“龟之明先生试图问我解释这个理论，“如果你没有来到日本，没有在走过这么多地方之后终于走到这个日本南边的偏远城市，这些奇妙的‘现象’就不会出现。”

“你是说这世上只有我这一个主体？“

“对‘我’来说是只有‘我’这一个主体。”“痛苦的事情也是‘现象’？”

“痛苦的事情也是‘现象’。”

“为了什么而存在？”

“为了让你学到些什么，”龟之园先生变得像个哲学家，“这也是运气。”

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接力：在一尊初次见面却又相识已久的德像前，一个陌生人诚恳地对我说了句“加油啊”，我又因为太赞赏这劳作与停顿的时间差，也对着那转身过来的年轻人说了声：“加油啊。”

“能发光的都是雄性萤火虫，简单直接，出于求爱的目的。来爱成功的萤火虫都去睡觉了，眼前还能看见的都是被剩下的可怜虫。”大島桑说，5月是西表岛上观赏童火虫的好时节，再过些日子它们就会集体死去，生命的本质和蝉相似，“和我作为牙医的生活也相似”

大畠桑的意思是，他在岛上的生活，也和这些萤火虫拼命发光然后死去一样—是拼命工作然后去旅游。他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不工作的日子就在旅途中，去过很多国家，再过一周就准备动身去西班牙。他也会说一些中文，曾在旅途中遇见过一个台北的女孩，短暂交往过一阵。

你年轻，你热爱自由，你享受快乐，你勇敢追求，你想要征服一切。你是极好的。但只要有一次，只要有一次你感受到温柔的力量，从那之后，你便只会拥抱温柔的世界，爱温柔的人，也会努力温柔待万物。

因为，因为这宇宙中，比温柔还宝贵的品质，一个也没有。

即便不懂日语，老太太也能和他们愉快交流，因她随后就在白纸上画下了可爱的帆立贝和烧鱿鱼，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又在和她的聊天中，吃到了一份前所未闻的下酒菜：冰头脍。将鲑鱼的鼻软骨切成丝，用一点点甜醋拌来吃。“鲑鱼的鼻软骨晶莹剔透，像是冰块一般，所以得到了这个名字，”老太太说，“每条鲑鱼身上都只有那么一点点彝软骨，真的很珍贵。”那是清脆和软糯并存的口感，令我惊艳不已，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若是我写一本居酒屋指南，鲑鱼鼻软骨一定要拥有名字。

我想起了许多忧愁的事、无法解决的人生难题，但想起的时候内心也是安详的：我知道自己渴望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希望上路的渴望多于任何一个人。我想帆立贝的世界也许意外地充满了安全感，如同我在旅途中找到的这些安宁时刻，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保护壳，如果大雪封山，我就把壳合上，躲至冰雪融化，地球上的春天卷土重来。

“我是乳腺癌晚期了。”这是王桑偷偷告诉我的秘密。她说自己原本是台南一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几年前被确诊癌症之后就辞了职，开始在全世界这里那里住一阵。丈夫偶尔陪她一阵，但最多一个月，营察这份工作不会有太多假期。唯一的儿子刚刚高中毕业，放弃了去海外留学的机会，说服家人，说他要走自己的路，要去做游泳教练。“我想，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路，也许有和我相关的因素。”无论谈到死亡还是谈到儿子，王桑都很镇定，她说是基督教让她变得不那么害怕，“我正在慢慢目送人生的结束”。她在全世界的角落里目送自己的人生，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巨大的旅行箱，里面装满了台湾食材和调味料。她最后的人生中有一件快乐的事情：做饭给全世界的人吃。

从某个时候开始，我不再愿意去住高级酒店，高级酒店很舒适，但是在高级酒店里過不到活得很酷的人。如果你在民宿住得多了，总会听到很多关于死亡的故事、走向死亡的故事、等待死亡的故事，旅途结束之后，我会渐渐忘记他们的故事，不再记得他们遭遇过怎样的命运，只是在这样一个片刻，微醺的人沉醉在吉他声中，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飘浮在木头房子里，真的浸润着我的心。王桑说她在处理她的人生，我们何尝不是呢？只不过我们处理得没那么急切罢了。

当我怀念起富良野的温柔时刻，就会想起王桑问我：“你如何看待“当下’？”没能立刻回答她的问题，但我现在有了答案：富良野就是我的当下。这里的人们不着急，不急着赚钱、工作、成功和做更多工作。人们在准备挥霍青春，准备走向死亡，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谁要是把这里当成目的地，也是从漫长的旅途中归来。我会永远需要这样的当下，哪怕当下不会成为日常。我不那么慌了。

当我怀念起富良野的温柔时刻，我就会像是在安慰自己一样说：
即便在薰衣草凋零的季节，富良野也是很好的，因为这里有我在日本的爸爸妈妈。然后记起朝仓先生的叮嘱：回到京都也要多交朋友啊！

“下次什么时候来？”

“下次找个大雪天来吧。”

这一次告别时，我们又说了同样的话。

途中有一次他（苍本聪）停下来，问我：“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我迟疑着，不知道该如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是漂亮衣服吗？”他又问。

“不，幸福是每天喝咖啡。”我脱口而出。

他笑了，指了指我眼前的马克杯：“来，赶紧喝咖啡吧！”

在短暂的一个半小时里，我意识到：再没有别人会像他这样耐心地教给我人生道理了。同时意识到，真正的幸福，真的也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和喜欢的人聊聊天。能够和仓本聪面对面坐下来谈话，是发生在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奇迹。

仓本聪身为高龄者中的一个，却一天闲置的生活也没过上，他的字典里没有“退休”这个词。去年有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开头便是总结陈词：“82岁，战斗中。”到底在战斗些什么呢？我问。“和昨天的自己战斗。如果今天的自己没有比昨天的自己更向上，不是很无聊吗？如果昨天的自己就这么延续到今天，再延续到未来，不是一点都不有趣吗？”他说。人生一定要这么激烈吗？我又问。“我的人生就是这么激烈。所谓自我成长这件事，就是战胜昨天的自己。”他说。

和自己战斗着的仓本聪，82岁时的一天大抵是这样的：早上4点起床写作，写到8点左右开始吃早餐，基本是咖啡和面包，休息片刻再继续工作，午饭后稍稍睡一会儿，下午3点半开始新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他抽很多烟，也喝很多酒，纵情于烟酒，却只在创作这件事上对自己格外严格。

在我告辞之前，新来的老太太摘了一枝含苞的杜鹃草递给我，我将它夹在老板娘写下花名的手账中，又跟她们再三约定：明年来搭“伊三郎•新平号”的时候，一定要再来喝一杯咖啡。

我在那个瞬间，第一次感受到了所谓“旅情”的真实存在：隔着千里万里，和萍水相逢的人留下些什么约定，原本没有意义的陌生之地，就有了再次相遇的借口。沉浸在感动之中，走到车站才想起来行李忘在了店里，慌慌张张跑回去拿，老太太们笑成一团：“小姐啊，这样可不行啊！怎么能忘了重要的行李呢？”

“已经习惯大阪了吗？”买单的时候，她问我。

“还好。”

“暂时不回中国了吗？”“先在这个世界上多待一待。”

“那再来吧，真的再来吧。就用《夏目友人帐》做借口。

“嗯，什么时候肯定会再来的。”
我走出咖啡厅，过了一条街，突然想起上一次我走出好远才发现忘记了行李箱，还好，这一次，行李箱好好地还在。但是，我手里拎着的那个装着便当的袋子呢？正准备狂奔回去，转身看到老板娘小跑着穿过了马路，手里抱着那个袋子。我接过来，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好生活啊！”

日本有个词叫“钝行列车”，“钝”比“慢”更具画面感。美好的人生需要钝感力，列车也是一样，快速抵达从来都不是旅行的目的，乘上摇摇晃晃的钝行列车，在欣喜若狂和昏昏欲睡中，抬头低头间总有一片令人眩晕的风景，满溢着微小邂逅的可能性，就像在青春时光里度过的每一天。

我很喜欢铁道旅行，但不知道该如何向人描述这种喜欢。为什么我讨厌人和人之间的亲昵，却在途中遇见一间咖啡馆，就决心遵守约定，每年都去？我喜欢那些在短暂时间里交换的人生，喜欢一些隐秘而不重要的关系，喜欢仅仅因为记得彼此而开心。与人疏离，便是与人亲密。我们并不知道彼此经历过或将要经历怎样的人生，为什么会遍体鳞伤或为什么还要继续奋力厮杀，为什么会失落或为什么会成为困兽。但是，在我成为困兽的这些日子里，我仍然会在某一天收拾好行李，搭上一辆列车：“去赴一个约。”

我永远记得春天的和歌山南边的海，在雨中也有一层微微的淡绿色，荒波阵阵，长满奇岩怪石。想必到了夏天，它就会变成无边的蔚蓝。生活之所以还有希望，是因为海一直都在，夏天永远会来，毫无疑问。

曾山也是山鹰社的早期社员。他是一名棕色头发、蓝色眼晴、活力四射的美国青年，举手投足间总是透着自信与幽默。他在纽约上高中时，中文老师给他起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曾山。三十多年后，曾山发觉 “山”这个名字就是他的 “fate”（命运），预示了自己的一生。曾山在美国佛蒙特州读大学时，接触了攀岩和攀冰，也爱上了登山。1990年，他和二十多名美国学生一起来到北大交流，学习中文。有一天，曾山路过北大校园里的一栋红砖宿舍楼，看到山鹰社队员正在宿舍楼外墻的裂缝上，练习攀岩的胀手和胀脚动作。学生们穿着平底的解放鞋攀爬，脚背和双手被墙缝摩擦得伤痕累累，却还在义无反顾地继续练习。曾山当时心想，这太牛逼了。

山鹰社成员胡东岳（大胡）成了曾山最好的朋友。大胡同样是一名狂热的户外爱好者，他首创了“快挂”等攀岩技术装备的中文名词。两个人一起爬遍了京郊的岩壁。在大胡的帮助下，曾山还编撰了北京地区第一本攀岩路书Climbing Beijing。

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