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有人为了躲避抄家的红卫兵，半夜里把金条用塑胶包好偷偷丢到了粪池里。上医领导知道后，抽粪车就来了。记得那是穿棉袄的季节，一个明亮的晴天，粪车边上围满了人。抽完后，一个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电筒跳进了粪池，我们几个孩子挤到洞口去看。一会儿，那入爬上来说，没有找到金条，但发现一只金戒指。一个邻居递上一团擦脚踏车用过的纱头，我看见擦过后的金戒指在阳光里一闪，上面刻了波浪。

我跑上楼把金戒指的事告诉姥姥，她听了以后说，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征他们从此属于对方。那时中国刚刚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远洋轮。二姨从银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张蓝白版画式的远洋轮邮票。高大的船头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图案一样。婚戒和远洋从此在我脑中连在了一起，成了我对未来懵懂的憧憬。

十多年后，我跟N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交换婚戒，更没有出行远洋。我们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沙漠之城度过了新婚夜，因为那里办理结婚手续最快捷简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门拍戏，他飞来现场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赌场。次日凌晨我听到开门声，接着他疲乏的脚步声向我走来。一会儿，我的手被轻轻拉起，一只冰凉的戒指被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睁开一线眼睛，六颗白钻进入焦点。他俯身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我为你赢回来的，呼吸里散发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时代对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经荡然无存⋯⋯

在我出生前，我家后门的墙外原来是上海的一条运河，叫肇嘉浜，
浜上有许多座桥，我家在枫林桥边。

北洋政府时期，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首脑。那时肇嘉浜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区。
他到任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现平江路）两侧盖起了几栋西式楼房，“护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相继迁入办公。又筹银征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现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以何丰林的名字将这一桥一路命名为丰林桥、丰林路，这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京都有两座著名的公立美术馆：国立近代美术馆和市美术馆。星然限出的都是名品，但似乎因為太规矩，有敏乏感情之嫌，总觉得不如私人美术馆那般有意境。只在每年的一两次大型展览期间，我会挑个人少的日子去看一看。国立近代美术馆的大厅里有一扇明亮的落地窗，窗外有四季风景：春天的樱花，夏天的新绿，秋天的红叶，冬天的大雪⋯⋯无论我什么时候去，窗前长长的一排椅子上总有人坐着，寂静不语。

今年夏天也去了，还没来得及看展，突然接到了另一位朋友的电话，于是就坐在那排正对着落地窗的椅子上，听她无助地讲起突然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的父亲，讲到人生的愧疚和虚无，在真相面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怯弱和无能为力•••因为父辈的关系很好，我们自小一起长大，参与了彼此的少年时代，旁观了彼此的青春时代，走上岔路又重新交会，如此过了30年，眼下刚刚开始感觉人生的艰难接连袭来，意识到死亡是没有先后的，像随机发出的牌。

过了半年，接到母亲的消息，说朋友的父亲去世了。我眼前浮现国立近代美术馆的那排椅子来，知道自己看见了一个人生的隐喻：来的时候坐满人，离开的时候空荡荡。我知道我们今后的人生必将如此，把的子上的人一个接一个送走，终于空无一人。

深夜苏小姐离去，嘱咐我：如果没有强大到应付一件事，还是逃掉为妙。我听从建议推掉了棘手事，心情愉悦多了。逃避果然很有用，逃避让人保持平静。以后除了少有的那几件需要战斗的事，人生都应该好好逃避。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取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楼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广播英语课’，《为人民服务》 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象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过了几天男孩跟我在他家门口遇见了，他说，我去给你拿书。我说我不想看了。我们站在黑暗的楼道里半天没有动，我听到他的呼吸，然后感到他的手轻轻触了一下我耳边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姥姥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现在回头看，姥姥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他们霸占了我们的房子、毁坏了我们的生活，现在他家的儿子又来勾引她的外孙女。但当时我还不懂这点，觉得非常委屈。第二天，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不用怕那个神经病老太婆。说着，就把我拉进了他家的厨房。那是由原来用人的小厕所改建的厨房，在煤气灶、刀板和碗筷架当中只够站一个人。我们进去后他关上了门窗，沸腾的饭锅、汤锅冒着蒸汽，我们的身体挤在一起。时间凝固了，不记得过了多久，我们有没有说话，只记得他把嘴贴到我的嘴上，用舌头舔我的舌头。我最先想到的是这太不卫生了，母亲从小教我，不要用别人喝过水的杯子或别人用过的筷子，会被传染肝炎的。但他的手抱着我的头，不容置疑地吸住我的嘴唇。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完了，这下要怀孕了。紧接着我想也许这就是大人说的订终身了？我困惑地从他怀抱里挣扎出来，头发被蒸汽和汗水弄得湿漉漉的贴在脸上。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间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记得我和唐国强的生日只差了八天，一过完我的生日，我就开始满街找蛋糕店，想买一块上海凯司令式的奶油蛋糕给他过生日。当年荆州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奶油蛋糕，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在唐国强生日那天，买到了一块。他吃蛋糕的时候，我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奶油小生”了，这个绰号就此诞生，并跟随他很多年，许多媒体都如此形容过他。

从猿到人，我们是在哪个进化阶段开始了恋爱的行为？如此原始、野蛮和美丽的激情似乎并无必要，没有它照样传宗接代、繁衍子孙，然而天下没有比它更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了。岁月教会了我，最美好的事大多都是没有功用性的，比方在树林中听小鸟歌唱，在花丛里追逐蝴蝶，在沙漠上仰望星空；或者用尽毕生，来证实引力波源于两个离地球13亿光年的黑洞相撞；或者坠入情网⋯⋯

湘雅医学院始于美国雅礼会（Yale-in-China），那是由几名聯售大学的毕业生在一九零一年建立的组织，名字来自《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也是Yale的译音。他们希望效仿牛津和剑桥在印度传道的方式，通过办学校和医院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后，雅礼会决定以中华腹地长沙为立足之地，并开始物色人选来执行他们的理念。

我从隔离酒店回到家时，父亲跟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看文献写书。书桌另一端，母亲的《药理学和治疗学手册》（Goodman & Gilman）仍然打开着，但她不会再日复一日坐在父亲对面，反复阅读同一页书，反复把重点写在笔记本上。

父亲耳聋，没有听到我进门的声音。我走到他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拍他的肩膀叫了一声爸爸。他看到我，慢慢起身打开橱门，递给我一张他放大了打印出来的照片。他和哥哥坐在已故的母亲病床两边，照片底部写着：“我和川儿跟阿中告别”。我感觉他是在无声地谴责我的缺席。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奥斯曼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我对土耳其感兴趣的原因。”拉塔科斯基先生说，“你或许不知道，在土耳其语中，“bal’这个词代表“蜜’，“kan’这个词代表“血’。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共同构成‘血与蜜’的寓意。可以说，这个词汇组合精辟地揭示了巴尔干地区的复杂性和矛盾。

雅也离开之后，美穗对我说：“雅也是我遇到的人之中，最堪称吃货的。”

“什么是吃货？”阳太突然插话进来。

“为了吃，可以不睡觉。为了吃，可以忍受一切事情。”美穗言筒意赅地总结。

这晚的年糕大会，在一种开放的氛围中度过，孩子们在捣年糕环节已经吃了很多，又在饭桌上蘸着黄豆粉吃了更多，我猜想宫崎夫妇从担心孩子挑食，这个家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大胃王。我也用海苔包着年糕吃了好几个，我很喜欢那个海苔，带着潮风气息，又隐有甘甜，肯定不是我平日里在超市里能买到的那种——它是从海士町冬天的海里捞上来、宫崎家每年自己加工制作的食物。

如果说人对世界的认知必然存在某种偏见，那么高级酒店就是我的信见之一。我对它的偏见根深蒂固：在高级酒店会遇见有钱人，但绝对不会遇见有趣的人。我总认为它不具备旅途中的故事性，也知道许多人的旅行方式就是躺在酒店里，放任自己对当地风土一无所知。因此，最近几年的旅行中，我总是刻意地绕开它。在我的偏见里，高级酒店已经等同于无趣、虚荣、形式化和缺乏交流的代名词。

金冰镐奖是登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很多人用“登山界的奥斯卡”来形容金冰镐，但对于许多致力于网式攀登风格的登山者来说，不如用金冰镐来形容奥斯卡更为贴场，更接近一门艺术的终极表达形式。任何一名阿式攀登者一生只要获得过一次金冰镐奖，便是对其攀登生涯的终极肯定。金冰镐是阿式攀登者们心中的圣杯，登山名人堂的人场券，万众瞩目的登山竞技场的正中央。在金冰镐领奖台的中央，老布依旧穿着那套白衬衫、卡其色西裤，与几名搭档兴奋地捧起金冰镐的奖杯——一支木柄、镀金镐头的复古冰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