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开幕式上，越南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范登科中将表示，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使两国交流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两国政府积极推动科技在出入境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同时放宽政策，便利两国民众往来。

然而，政策放宽也使越中边境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大幅上升，与之伴随的非法出入境活动亦有增加，尤其是在两国陆地边界线上的非法活动更趋复杂。

越南公安部胡志明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辉文上校在会上报告称，自2025年初以来，胡志明市登记暂住的外国人达420万人次，目前在胡志明市居住的外国人超过16.8万人，其中有6.4万多名中国公民。犯罪分子借机将胡志明市作为“中转点”。警方已查处146起非法出入境案件，涉及431人，其中195人为中国公民，并已对14起案件42名嫌疑人以组织、居间引渡等罪名立案侦查。

值得注意的是，胡志明市警方发现部分犯罪分子甚至利用救护车运输非法入境人员，并通过多层中间账户支付以掩盖行踪。除北部边境（谅山、老街等省）外，还出现了从柬埔寨经安江、西宁、坚江等地偷渡入境的线路，之后再转移至胡志明市，并从那里向北非法入境中国。

中国广西公安边防总队代表在会上介绍，近年来两国边境管控合作日益高效，双方联合开展了多项防范非法移民宣传活动，并在打击非法出入境犯罪中保持密切协作。但此类违法犯罪形势仍趋复杂。他希望今后双方进一步加强配合、共享信息、畅通协作渠道，推动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务实。

洪森指出，自柬泰两国在马来西亚首相兼东盟轮值主席，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见证下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双方在落实协议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无论是通过柬泰联合边界委员会（JBC）会议和柬泰地区边境委员会（RBC）会议，还是在东盟观察团（AOT）监督下启动的首轮重型武器撤离行动，均标志着两国迈向结束敌对、促进和平稳定的重要一步。

洪森提醒民众，不要误信近期有关“重开边境口岸”的舆论。他指出，近来部分泰国政要频繁谈及边境重开事宜，甚至可能将其作为选举议题。“泰国领导层，包括首相在内，多次提及边境重开，容易让部分民众误以为是柬方提出要求。我要特别澄清，柬埔寨从未请求泰方重开边境。”

洪森强调，自泰国单方面关闭边境以来，柬方从未提出重新开放的要求。“若泰方要继续关闭100年、500年，那是他们的权利，钥匙在泰方手中。”

他指出，边境关闭并未使柬埔寨陷入困境，反而推动了本国产品逐步取代泰国产品，从而带动国内生产增长。“这对我们而言，是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契机。”

洪森还表示，他曾向国际友人明确指出，泰国单方面关闭边境，不仅阻断了柬泰两国的连通，也切断了东盟与亚洲的区域联通。“东盟高速公路、东盟铁路、亚洲高速公路在哪里？”洪森说。

记者实测多地营业厅异地办卡业务，发现审核标准差距显著——有些城市的营业厅仅要求本人带身份证到场即可办卡，有些则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中的一项，更有甚者，要求预存500至1000元话费、审核本人房产证或营业执照。

从实测来看，审核标准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相对宽松的，比如泉州移动工作人员称，外地与本地身份证办卡无区别，仅需本人带身份证，按套餐充费即可。

二是中间过渡的，比如哈尔滨电信有百元预存门槛，“此前有附加审核要求，现已取消”。

三是明显加码的，比如景德镇的移动工作人员表示，外地身份证线下办卡，需提供工作证明、营业执照、房产证中的任意一种，或房屋租赁合同，且需预存500元。

九江联通工作人员表示线下要求提供工作证明、营业执照或居住证明中的任意一种，且与预存话费均为强制性要求，但“线上App办卡无需额外材料”。

简单罗列，就可看到种种怪象。全国标准不一，同城不同运营商乃至各网点间，线下与线上都有很大差别。一张身份证都办不了卡，为何如此折腾？工作人员称是“应反诈工作要求”，但具体依据哪条规定，又无法作答。

如今反诈形势严峻，从办卡源头进行规范管理确有现实必要性。人们也理解这种谨慎操作，不过前提应是，运营商为客户提供至少舒心、不闹心的标准服务。如果因为反诈而出现种种让人无语的要求，甚至人为设卡，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退一步说，运营商至少应依法依规，不能图省事就将麻烦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特别是，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无犯罪记录证明仅适用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法定情形。而开无犯罪证明就为了办电话卡，这样的搭配不仅违和，更是于法无据。

整治办事难等问题，中央曾三令五申。《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推广地方便民利民典型经验提出指导意见。“最多跑一次”之后更是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使更多事项不见面办理，确需到现场办的要“一窗受理、限时办结”“最多跑一次”。

说到底，这首先要求变管控思维为服务意识。营业网点作为服务一线，反诈工作的初衷虽好，但执行手段切莫生硬。简单化的“一刀切”，虽能防范风险，却更会误伤用户体验，最终损害的是服务的温度与口碑。

反诈不是“筐”，更不能为某些不合理的设卡设限行为“背锅”。如何既反诈，又方便民众？不妨将着力点放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上，并对涉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确保执法必严。在数字时代，凭借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款，借助惩罚性罚款和影响性诉讼，为个人隐私打码，防止信息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