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语录
N 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陆香港台湾近代政治历史的电子书宝库,基本都是google drive里的pdf, 可以直接下载。不仅有知名度较高的《墓碑》、《大逃港》、《改革历程》,还有冷门一些的《雪白、雪红》,《古拉格:劳改回忆录》(很久以前曾经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在成都拜访过写这本书的作者张先痴,虽然不像赵紫阳那样被严格软禁,但外出活动仍会被监视)。和政治不太相关的书也有,比如《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老街》。网站链接是这个:<https://zhongzisc.blogspot.com/>不知道是谁负责维护这个网站,上传书目,但真是赛博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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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书城
如果说作者是太阳的话,那么《种子书城》就是月亮,希望这月亮的光辉,能够温暖您前行。
#网友语录
在蓝天上读到一个悲伤的故事:
张磊律师 发的朋友圈:
何伟律师此去是为余文生前律师辩护;
余文生前律师前几年以同样的罪名在江苏高院上诉过一回了,那时的辩护人是卢思位律师;如今的卢思位前律师在成都市看守所里待开庭,何伟律师也是他的辩护律师。
上面这几句是有点绕,绕得我有时候感觉自己生在一个魔幻的时代。
>何伟律师的朋友圈原文
时隔十多年,今天再次穿西装打领带!
此时重庆启程到南京,文生余前律师涉山巅
案二审,约定明天在江苏高院与审判人员见面沟通。对二审的结果,不管是余律师本人,还是辩护人的本人均无预期,心若止水!但既是一个时代的烙印,那就穷尽一切可能以充分展示这个族群的痛吧。本着敬畏历史,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事件的经历者身处此时斯地就忠实的作为一个记录者。毕竟,哪怕是高光如唐宋,禽兽如北齐都会有人评说的。
在蓝天上读到一个悲伤的故事:
张磊律师 发的朋友圈:
何伟律师此去是为余文生前律师辩护;
余文生前律师前几年以同样的罪名在江苏高院上诉过一回了,那时的辩护人是卢思位律师;如今的卢思位前律师在成都市看守所里待开庭,何伟律师也是他的辩护律师。
上面这几句是有点绕,绕得我有时候感觉自己生在一个魔幻的时代。
>何伟律师的朋友圈原文
时隔十多年,今天再次穿西装打领带!
此时重庆启程到南京,文生余前律师涉山巅
案二审,约定明天在江苏高院与审判人员见面沟通。对二审的结果,不管是余律师本人,还是辩护人的本人均无预期,心若止水!但既是一个时代的烙印,那就穷尽一切可能以充分展示这个族群的痛吧。本着敬畏历史,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事件的经历者身处此时斯地就忠实的作为一个记录者。毕竟,哪怕是高光如唐宋,禽兽如北齐都会有人评说的。
#网摘
新英格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Gisela Kaplan是一位动物行为学专家,她甚至为澳大利亚喜鹊专门写了本书。
她说,喜鹊是南半球最聪明的鸣禽类鸟类之一。
"(喜鹊的)习性中有一个特点:当人们经过某条路、而这条路恰巧处在喜鹊的领地范围内时,它们会天然觉得其他生物要尊重它们,让自己先通过。当然,人类是不可能知道这种'规矩'的,即'这是我的地盘,我享有优先通行权'。(驾车者)并不知道,因此喜鹊可能被撞死。"
她表示,喜鹊是一种非常看重礼仪的动物,也遵循非常严格的规矩。
"这在喜鹊这个物种的内部非常受用,而当你也遵守这些规矩时,它们会对你非常友好。"
她还表示,喜鹊是一种非常乐于互助且非常有用的鸟类。
"它们能帮助农民控制害虫,也帮助其他鸟类,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威胁。"
她表示,人类被喜鹊俯冲偷袭的经历其实是喜鹊的防御行为,这通常与春季和筑巢时节有关。
"当雌性喜鹊孵蛋时,它们需要在蛋上连续孵上4周,中间可能只有在翻动一下蛋的工夫能让它们稍微休息一下或伸展一下腿,但总体来说是不能离开蛋的。"
"因此,在这4个星期的时间中,雄喜鹊的任务就是确保雌喜鹊不会遭到任何攻击和意外,并保障鹊巢的安全。"
她解释道,大多数雄性喜鹊在保护配偶和鹊巢方面非常尽责,或者如果它们表现得不够好,雌喜鹊可能会"解雇"它们,并把它们赶走。
"但只有雄喜鹊会这样做(攻击人类),而且只有4周时间,原因只有一个:保护鹊巢。除此之外,它们在其他时间并没有攻击倾向。"
喜鹊善偷袭并不意味着这种鸟本身有攻击性,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鹊巢。
"有些人很怕它们,但其实它们不是想要偷袭你,它们只是确保你知道附近有鹊巢,而你没有减速、或者你没有表明自己没有敌意--因此,如果你没有敌意,你是一个好人,你永远都不会被它们袭击。"
在鸣禽中,有许多其他类型的雄性也有类似保护巢穴的习性,但并不像喜鹊这样明显,因为这些鸟可能没有喜鹊这么大个头。
她说,如果一个人移动速度太快,喜鹊会假设他们是有威胁的。比如人们在跑步或者骑自行车。
避免被偷袭最好的方式就是:当地议会能够指出哪些地方有鹊巢,那么在骑车经过这里时就可以下车推行。
喜鹊还能记住人们的脸,对于那些熟面孔,喜鹊不会搞偷袭。
"所以比如说,你每天早上都在公园里遛狗,你甚至不需要穿相同的衣服。只要你的步态一致,当喜鹊飞过你头顶、或者附近有标识提示有鹊巢时,你抬起头让它们看到你的脸,跟它打个招呼之后你再继续走,等第二天你再来的时候,它们就不会再偷袭你。"
雄性喜鹊非常善于利用识别人脸来判断风险,除非它们感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去主动攻击。
一旦喜鹊选择在某个地方筑巢,它们就会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
"我家房子附近有一家子喜鹊,它们在那里待了18年。有一天突然消失了,有可能是因为意外或其他什么原因死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喜鹊爸爸,每年都能育出成活的后代,当幼鸟开始学习飞翔时,它们会被带到我们家后院门廊。"
她说,这是一种非常正式的仪式。
成鸟会先落下来,然后幼鸟们会学着它们的样子做同样的事。
"之后我会给它们一些奖励,不过我只给喜鹊父母一些吃的,而不会去喂幼鸟。因为这也是规矩--你要知道,只有父母能决定孩子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如果你越俎代庖,你就会削弱它们(作为父母)的权威。"
https://www.rnz.co.nz/news/chinese/530619/article
新英格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Gisela Kaplan是一位动物行为学专家,她甚至为澳大利亚喜鹊专门写了本书。
她说,喜鹊是南半球最聪明的鸣禽类鸟类之一。
"(喜鹊的)习性中有一个特点:当人们经过某条路、而这条路恰巧处在喜鹊的领地范围内时,它们会天然觉得其他生物要尊重它们,让自己先通过。当然,人类是不可能知道这种'规矩'的,即'这是我的地盘,我享有优先通行权'。(驾车者)并不知道,因此喜鹊可能被撞死。"
她表示,喜鹊是一种非常看重礼仪的动物,也遵循非常严格的规矩。
"这在喜鹊这个物种的内部非常受用,而当你也遵守这些规矩时,它们会对你非常友好。"
她还表示,喜鹊是一种非常乐于互助且非常有用的鸟类。
"它们能帮助农民控制害虫,也帮助其他鸟类,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威胁。"
她表示,人类被喜鹊俯冲偷袭的经历其实是喜鹊的防御行为,这通常与春季和筑巢时节有关。
"当雌性喜鹊孵蛋时,它们需要在蛋上连续孵上4周,中间可能只有在翻动一下蛋的工夫能让它们稍微休息一下或伸展一下腿,但总体来说是不能离开蛋的。"
"因此,在这4个星期的时间中,雄喜鹊的任务就是确保雌喜鹊不会遭到任何攻击和意外,并保障鹊巢的安全。"
她解释道,大多数雄性喜鹊在保护配偶和鹊巢方面非常尽责,或者如果它们表现得不够好,雌喜鹊可能会"解雇"它们,并把它们赶走。
"但只有雄喜鹊会这样做(攻击人类),而且只有4周时间,原因只有一个:保护鹊巢。除此之外,它们在其他时间并没有攻击倾向。"
喜鹊善偷袭并不意味着这种鸟本身有攻击性,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鹊巢。
"有些人很怕它们,但其实它们不是想要偷袭你,它们只是确保你知道附近有鹊巢,而你没有减速、或者你没有表明自己没有敌意--因此,如果你没有敌意,你是一个好人,你永远都不会被它们袭击。"
在鸣禽中,有许多其他类型的雄性也有类似保护巢穴的习性,但并不像喜鹊这样明显,因为这些鸟可能没有喜鹊这么大个头。
她说,如果一个人移动速度太快,喜鹊会假设他们是有威胁的。比如人们在跑步或者骑自行车。
避免被偷袭最好的方式就是:当地议会能够指出哪些地方有鹊巢,那么在骑车经过这里时就可以下车推行。
喜鹊还能记住人们的脸,对于那些熟面孔,喜鹊不会搞偷袭。
"所以比如说,你每天早上都在公园里遛狗,你甚至不需要穿相同的衣服。只要你的步态一致,当喜鹊飞过你头顶、或者附近有标识提示有鹊巢时,你抬起头让它们看到你的脸,跟它打个招呼之后你再继续走,等第二天你再来的时候,它们就不会再偷袭你。"
雄性喜鹊非常善于利用识别人脸来判断风险,除非它们感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去主动攻击。
一旦喜鹊选择在某个地方筑巢,它们就会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
"我家房子附近有一家子喜鹊,它们在那里待了18年。有一天突然消失了,有可能是因为意外或其他什么原因死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喜鹊爸爸,每年都能育出成活的后代,当幼鸟开始学习飞翔时,它们会被带到我们家后院门廊。"
她说,这是一种非常正式的仪式。
成鸟会先落下来,然后幼鸟们会学着它们的样子做同样的事。
"之后我会给它们一些奖励,不过我只给喜鹊父母一些吃的,而不会去喂幼鸟。因为这也是规矩--你要知道,只有父母能决定孩子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如果你越俎代庖,你就会削弱它们(作为父母)的权威。"
https://www.rnz.co.nz/news/chinese/530619/article
RNZ
又到了喜鹊偷袭的季节,但你其实可以避免
专家表示喜鹊是一种非常讲规矩的生物,你了解它的习性后,它就不会再成为你的烦恼。
#网摘 一个感人的故事
鋆言天下 如果你感到难过或不舒服,宠物的陪伴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安慰。这一点在一个最近的感人故事中得到了体现:一位丈夫即将失去妻子,他带着他们的狗去医院和妻子告别。这位丈夫在Reddit上分享了他的经历:
“我的妻子在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手术后住进了医院,几天过去后,手术结果并不理想,预后很差。她虽然能说话,但已经不能进食或饮水,完全依赖静脉输液和强效止痛药。在一次难得的清晰讲话中,她要我偷偷带着我们的狗去她的病房,和她‘再见一面’。”
“我们的狗是一只大约50磅重的澳大利亚牧羊犬,结果发现它刚好能塞进一个普通的行李箱。我把狗装进行李箱,拉链没完全拉上,然后把它放进车里,直到我们到达医院。我告诉狗‘几分钟后我会拉开拉链,你就能见到妈妈了'。”
“不可思议的是,狗一点也没有叫唤、吠叫或哼哼。在经过护士站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带了一些东西来让妻子更舒服。护士们说没问题。”
“当我们进入病房时,妻子正在睡觉。我拉开了行李箱,狗立刻跳上床,小心地趴在她的胸前,竟然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电线和静脉输液管。狗调整了自己的位置,恰好能与妻子对视,然后完全静止不动,直到二十分钟后,妻子醒了过来,开始痛苦地呻吟。”
“狗立刻开始舔她,还轻轻哼哼,仿佛知道吠叫会暴露我们的秘密。妻子抱着它差不多一个小时,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最后,我们被一个护士发现了,她被这个场面深深感动,答应不会告诉别人。当妻子最终重新入睡后,我又把狗装回行李箱,它乖乖地顺从了。”
“几天后,我的妻子不幸去世。更为悲伤的是,每当我拿起那个行李箱时,狗总以为我们又要去看她了。”
鋆言天下 如果你感到难过或不舒服,宠物的陪伴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安慰。这一点在一个最近的感人故事中得到了体现:一位丈夫即将失去妻子,他带着他们的狗去医院和妻子告别。这位丈夫在Reddit上分享了他的经历:
“我的妻子在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手术后住进了医院,几天过去后,手术结果并不理想,预后很差。她虽然能说话,但已经不能进食或饮水,完全依赖静脉输液和强效止痛药。在一次难得的清晰讲话中,她要我偷偷带着我们的狗去她的病房,和她‘再见一面’。”
“我们的狗是一只大约50磅重的澳大利亚牧羊犬,结果发现它刚好能塞进一个普通的行李箱。我把狗装进行李箱,拉链没完全拉上,然后把它放进车里,直到我们到达医院。我告诉狗‘几分钟后我会拉开拉链,你就能见到妈妈了'。”
“不可思议的是,狗一点也没有叫唤、吠叫或哼哼。在经过护士站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带了一些东西来让妻子更舒服。护士们说没问题。”
“当我们进入病房时,妻子正在睡觉。我拉开了行李箱,狗立刻跳上床,小心地趴在她的胸前,竟然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电线和静脉输液管。狗调整了自己的位置,恰好能与妻子对视,然后完全静止不动,直到二十分钟后,妻子醒了过来,开始痛苦地呻吟。”
“狗立刻开始舔她,还轻轻哼哼,仿佛知道吠叫会暴露我们的秘密。妻子抱着它差不多一个小时,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最后,我们被一个护士发现了,她被这个场面深深感动,答应不会告诉别人。当妻子最终重新入睡后,我又把狗装回行李箱,它乖乖地顺从了。”
“几天后,我的妻子不幸去世。更为悲伤的是,每当我拿起那个行李箱时,狗总以为我们又要去看她了。”
#读了
《远去的胜利--德国前线将领二战回忆录》
抄录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希望在今天仍然在发动战争或者想要发动战争的独裁者们都早日覆灭。
> 25年之后,1914年到1918年那场战争的教训再次上演:德国不能在一条以上的战线上同时作战并赢得战争。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吸取了更多教训。我们明白了深刻的道理。此时德国人民衷心渴望同过去的“敌人”达成诚挚的最终和解。我们怀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决不能再与邻邦大动干戈。让我们用一切手段来同他们竞争吧,但只能是以和平的方式。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唯一的战斗就是从曾经的“敌人”那里赢得友爱与尊重。如果所有文明国家都能赢得和平——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慰藉——那么在战场上、在逃离即将到来的对手的路上、在遭受空袭的德国城市中丧命的600万德国人,就没有白白地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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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胜利--德国前线将领二战回忆录》
抄录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希望在今天仍然在发动战争或者想要发动战争的独裁者们都早日覆灭。
> 25年之后,1914年到1918年那场战争的教训再次上演:德国不能在一条以上的战线上同时作战并赢得战争。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吸取了更多教训。我们明白了深刻的道理。此时德国人民衷心渴望同过去的“敌人”达成诚挚的最终和解。我们怀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决不能再与邻邦大动干戈。让我们用一切手段来同他们竞争吧,但只能是以和平的方式。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唯一的战斗就是从曾经的“敌人”那里赢得友爱与尊重。如果所有文明国家都能赢得和平——于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慰藉——那么在战场上、在逃离即将到来的对手的路上、在遭受空袭的德国城市中丧命的600万德国人,就没有白白地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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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长乐路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
#网摘
被禁止的记忆——《长乐路》读后感
作者: 去为
【阿波罗新闻网 2022-03-21 讯】
美国公共电台长期驻上海记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书《长乐路》,长乐路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因此颇感兴趣。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于今天的徐汇区和黄浦区,直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主权。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对此段历史的感情是颇为复杂,因为在那里不仅能看到欧式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群,街道两侧还整齐林立着巴黎和伦敦市政特色的法国梧桐树,即使顶着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阵阵的凉快和爽意;太平天国作乱时,法租界还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长毛杀戮的避风港,无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在全国之首,为此民国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称作全国的模范区。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户递送一份公民文化素养守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就连我读中学时同学间常把“绅士风度”挂在嘴边。颠倒是非,把法租界彻底妖魔化的是始于1949年的“解放者”进城后,他们实是无义之辈,1921年7月在建业路开会立志“解放”大业时,民国政府欲抓而不得,没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护伞,否则哪来中国共产党。
让我再回到《长乐路》。与复兴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样,上海人都知道长乐路,它约建于1902年,汪精卫,张爱玲和钱钟书都与长乐路有缘。施米茨与美籍华人的太太和两个幼儿就居住在长乐路的一条弄堂里,工作之余结识了不少邻居,他们大多是较底层的以各种方式谋生的沿路居民。通过对他们的采访,给读者带来了大陆不分昼夜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主流媒体所刻意回避的那些众生相,让人痛思,震惊,却更让人无奈或“meibanfa”。
记者施米茨曾经常在上海电台上作节目,一位听众来电告诉他,在一家古董旧货店喜出望外买到数百封有名有姓,往返万里的陈年鸿雁家书,最早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美国也曾淘到此类旧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战时发放的食物配给券)。施米茨当即赶去,见那些信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鞋盒内。有的信封已遗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信纸已发黄,劣质的纸似乎一碰即碎,读起来必须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发现有些信里的字里行间还留下泪和血的痕迹,是“解放后”政府对当地居民带来劫难的无言和无奈的哭诉。我对太太说,虽然我在上海都目睹过类似的惨烈苦难,但难以抵挡如此的心灵冲击,常言说,人心毕竟是肉做。更令人难以置信人间尚有刻意制造如此悲剧的“人面兽”。
在朋友的帮助下施米茨仔细反复通读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数是有关一个年轻的资本家王铭(拼音Wang Ming)与妻子和其亲戚之间往返的信件。上海没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国80%的外资以及60%的外贸总额,工业总产值也高达全国的一半。王铭曾在上海郊区经营一家小厂,从事回收废旧硅铁并重新熔铸,再作为变压器的核心材料转卖。因善于经营,他在长乐路上购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层楼小洋房,娶妻养儿育女。但谁能料想到,一个接一个的铺天盖地,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运动将降临到日子过得很温馨的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资本家雇佣了全国产业工人的半数以上,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变相抢劫了资本家一生为之积累的财富,王铭的厂被“合营”,并派往经营类似业务的小厂当经销员,厂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资被定为人民币170元,数目看来不小,但仅是原收入的一个零头。当时他已有6个幼小的孩子。祸不单行,当他第七个孩子还没满月,被“解放当局”抓捕入狱。原来“茗芸”厂的公方经理是“解放者”,纯粹业务门外汉,因缺乏货源,工厂濒临破产。在厂长的鼓动下,王铭只得从私人(1956年后私人企业被“解放者”称为非法)获得廉价硅铁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还在判决书上指控“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原料”。据统计复旦大学10个教师中就有一个右派,无数的资本家也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铭还遇见了不少过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自己的归宿。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已有安排,如同他们的苏俄大哥,在西伯利亚建立的“古拉格群岛”,1958年“解放者”把王铭等成千上万个“阶级敌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让我想起犹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的牌楼上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队伍里,还有我那位老实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从绍兴乡下到上海学徒,后来在上海南市区开设一家冯源昌翻砂厂,1956年被公私合营,“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币的定息作为补偿。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贪污罪,我太太当时年幼,竟不敢往判决书看上一眼。父亲的遣送,她和两个弟弟的生计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
从王铭的家书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劳改农场是闻名色变的青海德令哈农场。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历经数周才抵达德令哈农场,从此再也没有过上四季中的任何一个宜人的节气,除了风暴就是极度的寒冷,那里绝非是人类居住之处。据说这是“解放者”在1949年后建立的第一个惩处人民敌人的强制劳动营(不知当年汪伪政府或入侵日军是否有类似的集中营)。与奥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劳改营连围墙都没有,倒不是因为那帮“解放者”的宽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边是寸草不长,连年冰封的祁连山脉,南边则是绝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离开,下场只能是由秃鹫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语,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断子绝孙,错了,他们不仅有二代,三代,而且继续飞黄腾达,掌控一切。
当然德令哈农场还是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劳动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数面红旗,谁要是偷懒,一旦逾越红旗标记的范围,立即被抢杀。虽然是强体力劳动,改造者每天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饥荒(至今,“解放者”还在撒谎三年自然灾害,但据气象资料记载,1959年-1961年的气候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风调雨顺的三年。)寥寥250克的干粮已成历史。囚徒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把大米或青稞的颗粒捡回去食用,人类的进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们只得淘洗自己的粪便继续食用。
施米茨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劳改农场,曾采访过美国劳改基金会的吴宏达以及家居南京,现年79岁的退休教授魏某,他俩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劳改的经历。三年饥荒期间,全国有3千5百万人活活饿死,约占总人口的5%以上,当然劳改农场的阶级敌人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平均每三个就要死一个。我丈人说,幸亏他有一手非凡的手艺,才保住了性命。有人为了活命不惜脱下手表来换取一个馒头,他经常看到一车车的尸体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记得有一次到隔壁邻居家串门,只见全家老小细轻地呜咽,原来居委会传讯,其家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他们还被警告不得声张。魏教授说,他的农场离开德令哈约150公里,为补充因大量饿毙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从城里往那里遣送成千上万个“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劳动教养,却在那里与世隔绝地改造了几十年,进去时是小伙子,回城时已是白发老人。
家属的苦难更是凄凉。有关王铭的信件半数以上是他妻子与亲属写给他的。当王铭被捕时,老七才刚满月,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早上四点半起床,去菜场买菜,准备午餐和晚餐然后7点半上班。不过除了生活艰难,还屡遭亲友和邻居的白眼和歧视。然而每次去信丈夫,总在最后叮嘱认真学习(政治),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得到宽恕回家团聚,否则抱怨的信件将被和谐掉,永远也到达不到亲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被抢劫后,还要一股劲地赞美强盗!
三年饥荒后,尽管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是无米下锅,王太太对一分一厘都必须精打细算,后来连发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家书由王铭的妹妹代写,最割心的是曾寄往农村亲属抚养的大女儿,因三年饥荒不得不送入孤儿院。现存信件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王铭是否会活着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他们现在哪里,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书中没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来,如此悲剧几乎发生在家家户户,太司空见惯了,如今的年轻人都热衷于韩剧或无聊庸俗透顶的物质娱乐生活中,谁还愿意去追寻这段历史呢?
美国副总统最近访问德国,带着全家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向受难者献了花圈。彭斯对记者说,他于1977年就来到达豪集中营,此次是专门带刚成年的女儿,希望她永远记住70年前发生的人类这场悲剧。
当然我们的“解放者”也有此类的纪念活动,今年更是别出心裁,将要大张旗鼓,隆重地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的“被解放者”只能选择性拥有自己的记忆,近70年来“解放者”的罪孽可谓罄竹难书,谁要是提及,他们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让其丧失灵魂。我想彭斯带女儿不忘纳粹的反人类罪并非是纠缠过去,而是真正的“向前看”。
国外有网友说,中国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隆重纪念,如历次的政治运动,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却偏要误导民众纪念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他们太无耻了。幼稚的网友们啊,你们忘了无耻才是这些“解放者”的生命线。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农场将恢复到原样,像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那样,成为永久的纪念馆;在天安门广场会建立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以怀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饿死的千千万万个亡灵,此时此刻起,中国人才会找回民族的良知灵魂,才会真正做到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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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记忆——《长乐路》读后感
作者: 去为
【阿波罗新闻网 2022-03-21 讯】
美国公共电台长期驻上海记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书《长乐路》,长乐路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因此颇感兴趣。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于今天的徐汇区和黄浦区,直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主权。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对此段历史的感情是颇为复杂,因为在那里不仅能看到欧式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群,街道两侧还整齐林立着巴黎和伦敦市政特色的法国梧桐树,即使顶着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阵阵的凉快和爽意;太平天国作乱时,法租界还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长毛杀戮的避风港,无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在全国之首,为此民国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称作全国的模范区。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户递送一份公民文化素养守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就连我读中学时同学间常把“绅士风度”挂在嘴边。颠倒是非,把法租界彻底妖魔化的是始于1949年的“解放者”进城后,他们实是无义之辈,1921年7月在建业路开会立志“解放”大业时,民国政府欲抓而不得,没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护伞,否则哪来中国共产党。
让我再回到《长乐路》。与复兴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样,上海人都知道长乐路,它约建于1902年,汪精卫,张爱玲和钱钟书都与长乐路有缘。施米茨与美籍华人的太太和两个幼儿就居住在长乐路的一条弄堂里,工作之余结识了不少邻居,他们大多是较底层的以各种方式谋生的沿路居民。通过对他们的采访,给读者带来了大陆不分昼夜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主流媒体所刻意回避的那些众生相,让人痛思,震惊,却更让人无奈或“meibanfa”。
记者施米茨曾经常在上海电台上作节目,一位听众来电告诉他,在一家古董旧货店喜出望外买到数百封有名有姓,往返万里的陈年鸿雁家书,最早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美国也曾淘到此类旧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战时发放的食物配给券)。施米茨当即赶去,见那些信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鞋盒内。有的信封已遗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信纸已发黄,劣质的纸似乎一碰即碎,读起来必须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发现有些信里的字里行间还留下泪和血的痕迹,是“解放后”政府对当地居民带来劫难的无言和无奈的哭诉。我对太太说,虽然我在上海都目睹过类似的惨烈苦难,但难以抵挡如此的心灵冲击,常言说,人心毕竟是肉做。更令人难以置信人间尚有刻意制造如此悲剧的“人面兽”。
在朋友的帮助下施米茨仔细反复通读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数是有关一个年轻的资本家王铭(拼音Wang Ming)与妻子和其亲戚之间往返的信件。上海没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国80%的外资以及60%的外贸总额,工业总产值也高达全国的一半。王铭曾在上海郊区经营一家小厂,从事回收废旧硅铁并重新熔铸,再作为变压器的核心材料转卖。因善于经营,他在长乐路上购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层楼小洋房,娶妻养儿育女。但谁能料想到,一个接一个的铺天盖地,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运动将降临到日子过得很温馨的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资本家雇佣了全国产业工人的半数以上,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变相抢劫了资本家一生为之积累的财富,王铭的厂被“合营”,并派往经营类似业务的小厂当经销员,厂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资被定为人民币170元,数目看来不小,但仅是原收入的一个零头。当时他已有6个幼小的孩子。祸不单行,当他第七个孩子还没满月,被“解放当局”抓捕入狱。原来“茗芸”厂的公方经理是“解放者”,纯粹业务门外汉,因缺乏货源,工厂濒临破产。在厂长的鼓动下,王铭只得从私人(1956年后私人企业被“解放者”称为非法)获得廉价硅铁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还在判决书上指控“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原料”。据统计复旦大学10个教师中就有一个右派,无数的资本家也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铭还遇见了不少过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自己的归宿。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已有安排,如同他们的苏俄大哥,在西伯利亚建立的“古拉格群岛”,1958年“解放者”把王铭等成千上万个“阶级敌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让我想起犹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的牌楼上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队伍里,还有我那位老实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从绍兴乡下到上海学徒,后来在上海南市区开设一家冯源昌翻砂厂,1956年被公私合营,“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币的定息作为补偿。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贪污罪,我太太当时年幼,竟不敢往判决书看上一眼。父亲的遣送,她和两个弟弟的生计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
从王铭的家书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劳改农场是闻名色变的青海德令哈农场。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历经数周才抵达德令哈农场,从此再也没有过上四季中的任何一个宜人的节气,除了风暴就是极度的寒冷,那里绝非是人类居住之处。据说这是“解放者”在1949年后建立的第一个惩处人民敌人的强制劳动营(不知当年汪伪政府或入侵日军是否有类似的集中营)。与奥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劳改营连围墙都没有,倒不是因为那帮“解放者”的宽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边是寸草不长,连年冰封的祁连山脉,南边则是绝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离开,下场只能是由秃鹫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语,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断子绝孙,错了,他们不仅有二代,三代,而且继续飞黄腾达,掌控一切。
当然德令哈农场还是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劳动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数面红旗,谁要是偷懒,一旦逾越红旗标记的范围,立即被抢杀。虽然是强体力劳动,改造者每天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饥荒(至今,“解放者”还在撒谎三年自然灾害,但据气象资料记载,1959年-1961年的气候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风调雨顺的三年。)寥寥250克的干粮已成历史。囚徒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把大米或青稞的颗粒捡回去食用,人类的进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们只得淘洗自己的粪便继续食用。
施米茨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劳改农场,曾采访过美国劳改基金会的吴宏达以及家居南京,现年79岁的退休教授魏某,他俩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劳改的经历。三年饥荒期间,全国有3千5百万人活活饿死,约占总人口的5%以上,当然劳改农场的阶级敌人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平均每三个就要死一个。我丈人说,幸亏他有一手非凡的手艺,才保住了性命。有人为了活命不惜脱下手表来换取一个馒头,他经常看到一车车的尸体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记得有一次到隔壁邻居家串门,只见全家老小细轻地呜咽,原来居委会传讯,其家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他们还被警告不得声张。魏教授说,他的农场离开德令哈约150公里,为补充因大量饿毙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从城里往那里遣送成千上万个“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劳动教养,却在那里与世隔绝地改造了几十年,进去时是小伙子,回城时已是白发老人。
家属的苦难更是凄凉。有关王铭的信件半数以上是他妻子与亲属写给他的。当王铭被捕时,老七才刚满月,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早上四点半起床,去菜场买菜,准备午餐和晚餐然后7点半上班。不过除了生活艰难,还屡遭亲友和邻居的白眼和歧视。然而每次去信丈夫,总在最后叮嘱认真学习(政治),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得到宽恕回家团聚,否则抱怨的信件将被和谐掉,永远也到达不到亲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被抢劫后,还要一股劲地赞美强盗!
三年饥荒后,尽管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是无米下锅,王太太对一分一厘都必须精打细算,后来连发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家书由王铭的妹妹代写,最割心的是曾寄往农村亲属抚养的大女儿,因三年饥荒不得不送入孤儿院。现存信件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王铭是否会活着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他们现在哪里,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书中没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来,如此悲剧几乎发生在家家户户,太司空见惯了,如今的年轻人都热衷于韩剧或无聊庸俗透顶的物质娱乐生活中,谁还愿意去追寻这段历史呢?
美国副总统最近访问德国,带着全家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向受难者献了花圈。彭斯对记者说,他于1977年就来到达豪集中营,此次是专门带刚成年的女儿,希望她永远记住70年前发生的人类这场悲剧。
当然我们的“解放者”也有此类的纪念活动,今年更是别出心裁,将要大张旗鼓,隆重地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的“被解放者”只能选择性拥有自己的记忆,近70年来“解放者”的罪孽可谓罄竹难书,谁要是提及,他们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让其丧失灵魂。我想彭斯带女儿不忘纳粹的反人类罪并非是纠缠过去,而是真正的“向前看”。
国外有网友说,中国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隆重纪念,如历次的政治运动,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却偏要误导民众纪念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他们太无耻了。幼稚的网友们啊,你们忘了无耻才是这些“解放者”的生命线。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农场将恢复到原样,像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那样,成为永久的纪念馆;在天安门广场会建立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以怀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饿死的千千万万个亡灵,此时此刻起,中国人才会找回民族的良知灵魂,才会真正做到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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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记忆——《长乐路》读后感
美国公共电台长期驻上海记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书《长乐路》,长乐路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因此颇感兴趣。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于今天的徐汇区和黄浦区,直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主权。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