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望兰 – Telegram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中国人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教义中的救世主义。原始佛教完全摒弃了现象世界，试图通过涅槃，也就是消灭自我，在由人类欲念引致的不可避免的苦难中实现超脱，而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唯有苦修和自律。但在中国，地位不断获得提升的大乘佛教承诺将普度世人，使其免受在险恶世间不断轮回之苦厄，且这种承诺针对的是芸芸众生而不只是个别人。多数宗教集团将重心放在宗教职业者身上，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获得救赎，而大乘佛教嘲弄了这种做法。大乘佛教主张，在无私心且具大智慧的菩萨，以及允诺前来度化虔诚信徒的不灭佛陀的介入下，救度最终是有可能实现的。大乘佛教教义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由慈悲的佛陀和菩萨组成的神灵体系，他们执掌着极乐世界，积极帮助寻求拯救的心诚之人。这些救世主包括：无量佛，他是西方净土之佛；弥勒佛，他是最早拥有信仰者的菩萨，也是资源取之不尽的兜率天的未来佛；文殊菩萨，他以智慧和辩才著称；以慈悲为怀、无所不在的观音菩萨，他（她）会回应虔诚信徒心中的祈愿，在他们危难之时伸出援手，并将恩泽施予祷告者。

佛教救世神学中的核心概念是业力（karma ），或者说人类所思所为遗留影响的积累。佛教信徒相信善恶之举在业力的运作下会形成一种道德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将决定个体下一世将成为五趣 ——天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中哪一趣的有情众生。佛教修行者以进入证悟境界为追求，个体证悟之后就可以摆脱业力，从而于轮回往生中获得解脱并最终实现涅槃。佛教中业力和地狱刑罚的概念因此与中国本土的生死观形成了共鸣。虽然业报的理念很快就被嫁接到了中国人对死后刑罚的认知上，但在这一过程中业力学说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佛教教义中，业力影响下的命运走向是由个体行为决定的。而在中国，整个家族都将共同承担由业力决定的命数，尤其将分担业报。命运是共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在世之人要承接从几代以前就开始累积的祖先的罪孽，而在世个体的恶行同样会对逝去的祖先造成影响。灵魂的轮回往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教义，然而佛教中的转世理念否定了自我的延续性，它坚信救度纯粹是个体化的概念，因此中国人从来未能完全解决这一观念与祖先崇拜的分歧。重生的信念的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观，但业报被中国人转移到了亡者的世界。

在印度佛教中，业力自有其运作规律，不受任何神力或神祇的干预。个体的行为会同时产生因与缘，最终因缘又会结成个体未来轮回之路上的“果报”。佛教中的冥界之主阎罗只不过是业力自发运作中的一个被动环节，他无力改变任何个体的命运。然而在中国的佛教中，善业与恶业都被纳入了冥府及其规模庞大的监督、记录、复审机关的运作之中。中国多层级的神官体系以及神官麾下成群小吏的介入，中和了业力作用的必然性，同时揭露了操纵命运的可行性。在印度人的想象中，冥界由数量巨大的阴森恐怖空间构成，每个小地狱都对应一种人们所能想到的肉体酷刑，这种构想地狱的方式在中国本土信仰中找不到先例。尽管佛教徒将地狱及地狱中的苦难视作轮回五道之一，中国人却继续把冥界当作亡者之境而非重生之地。父母及祖先在地下世界长期忍受酷刑折磨这一令人不安的想象，已足以使中国人为了逝去的家人行善积德。如同被业力决定的命运，寻求救度也被视为一项集体的事业，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宗教实践。

中国人对实利主义的自我观十分执着，因此佛教通过涅槃希望达到的救世目标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显得过于高深。涅槃被重新解读为从红尘羁绊中获得解放。印度佛教主张对自我的忘却与消灭，但在中国，人们追求的是在极乐世界，也就是充满天神荣光的仙岛般的乐园中获得重生。在道教信仰中，升入天堂并不等于灵魂的投胎转世，而是得到净化的躯体最终脱离死亡的过程。中国人深信灵与肉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对这一观点，佛教教义从未成功动摇。相反，中国佛教的重心由主张消灭自我的涅槃，逐渐移至在极乐世界中获得转生，这个过程展现了中国人的宗教诉求对佛教教理的巨大影响。同样，为适应中国本土的价值观体系，佛教僧侣主张个体可以以父母或祖先之名行积德之举，这否定了佛教关于自我和业力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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