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位女孩过来陪我们坐，我不介意请她们喝杯酒并随便聊聊天。但我那个朋友就不一样了，他全程全靠“上手”——直接把手伸进人家的衣服里，做着许多男人都心照不宣的事。

我也不是什么圣人，只是单纯觉得她们对我没吸引力罢了。

没过多久，那女孩回应了他的抚摸，他立刻就像发情了一样，开始和对方谈价钱。女孩开价一次要3,000铢，外加500铢的出场费（bar fine）。我朋友转头让我帮他砍价，因为我会说泰语。

最后，我成功帮他把价格砍到了2,500铢。

喝完酒回到酒店房间后，他就进屋“干正事”去了，而我则坐在客厅里继续喝我的啤酒。

喝了几罐啤酒后，我朋友从房间里出来，跟我说那个女孩喝醉了，还没等他戴上安全套，就直接骑到了他身上。

我问他当时有没有制止，他说自己当时就像处于交配期的野生动物一样上了头，根本停不下来。

没过多久，他的脖子和生殖器周围就出现了疹子，但他硬坚持说是衣服脏了造成的，绝不可能是什么性病。

这一年，中老缅泰柬多国联合开展反诈雷霆行动，大批园区被清零，数以万计狗推兄弟被批量遣返回国。在大众认知里，回国即是获救，是噩梦的终结。很多人逃出了高墙电网的诈骗园区，却陷入了更难挣脱的人生牢笼，以为他妈的自由了，但人生却彻底被钉上了永久烙印。

归国后面临的第一道枷锁，是终身受限的就业生存壁垒。

所有境外涉诈经历都会录入公安重点管控系统，伴随个人终身档案。国企、事业单位、公职、参军、网约车、快递、安保、金融等数百类职业全面禁入，几乎覆盖了社会主流稳定岗位。大量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原本只是普通打工者，被骗出境后被迫参与诈骗，回国后彻底失去了正经就业渠道。

回国后我也尝试进厂务工、学技术、做小工，却屡屡因为背景筛查被拒。部分中小企业得知其境外经历后，即便愿意录用，也会压低薪资、区别对待。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就业出路，是绝大多数归国人员的常态。基层民警坦言，很多年轻人回国半年到一年，花光积蓄、无路可走，也有不少兄弟最终在境外团伙的利诱下再次偷渡出境，陷入“被骗—遣返—再被骗”的死循环，这也是境外电诈人员屡打不绝的核心原因之一。

更深层的创伤，来自无法自愈的精神心理后遗症与社会偏见。

社会舆论的偏见，让我们得不到丝毫共情。大众习惯性将所有归国人员定义为“自愿搞诈骗、赚黑心钱”，忽视了绝大多数人被囚禁、被殴打、被胁迫的遭遇。家人的不理解、亲友的疏远、邻里的非议、网络的谩骂，让很多人自我否定、极度自卑，主动切断社交、封闭自我，彻底与社会脱节。

除此之外，司法处置的模糊边界，让被迫回国的兄弟们进退两难。

很多兄弟们只是负责养号、打字、打杂，从未成功诈骗到资金，全程处于被胁迫状态。但由于境外取证难度极大，园区监控、人员证词、胁迫证据难以完整调取，多数人无法自证清白。最终要么被治安处罚留下案底，要么被纳入长期重点管控，人生轨迹彻底改写。

当下的反诈打击，精准打击了最弱势的底层受害者兄弟，却难以根除顶层犯罪产业链；只完成了“物理救人”，却没有配套的“人生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