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三次，有时更多。我不找别人，只点她的钟。老板娘笑着说：“大哥痴情啊。”我没反驳，也没法解释。

我们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默契——房间里只开那盏暗黄色的壁灯。她给我按背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假装我们还在初中教室，她只是从我身边经过。

偶尔她会说起以前的事。

“你那时候坐我后面吧？”

“嗯。”

“你数学是不是抄过我的？”

“是。”

其实我没抄过。我只是想有个理由靠近她。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轻，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从她的话缝里拼凑出这些年——高中没读完，被人骗来西港，护照被扣，做了这一行。

“想过回去吗？”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翻过我的手掌，看了看那条断掌纹。

有一次完事后，我多放了五百美金在床头。她突然拉住我的手，声音很低：“别可怜我。”

“不是可怜。”我说。

“那是什么？”

我没能说出口。那一刻我想说的是，十五年前我不敢递出的情书，今天我还是不敢。

后来我开始给她带东西。家乡的辣酱，初中的毕业照，甚至托人从国内买来她当年喜欢的那种发圈。

她都收了，放在床头柜里，没拿出来过。

直到有一天，我去的时候，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坐在床边，窗外的霓虹灯一明一暗地打在她脸上。她抬起头看我，眼眶是红的。

“别来了。”她说。

“为什么？”

“我怀孕了。”她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不是你的。”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烟烫到了指缝。

“你不想知道是谁的？”

“不想。”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容我见过——在那些输光了的赌客脸上。

“你真是个好人。”她说，“西港最傻的那种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