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未被彻底清算，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曾参与战争罪行的企业，以“先民后军、以民掩军”方式成为防卫承包商，推动产能、技术与对外合作三维扩张。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增防卫费、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政策，架空和平宪法内核，逐步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地缘挑衅与扩军备战并行，与二战前夕的恶性循环高度相似。

在此背景下，日本右翼智库笹川和平基金会却刻意歪曲中国民用核设施用途，夸大中国核弹头数量预测，声称将从约600枚增至2035年2000枚，无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及最低威慑政策，借此制造恐慌，为自身突破和平宪法、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军力乃至讨论“核共享”“自主拥核”制造所谓“安全必要性”理由，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施压。实质上，这是为推进核武化铺路的政治操弄。

美俄虽仍保有全球最多核弹，但随着双边核军控条约失效，数量约束消失，核博弈风险上升。相较之下，日本在核材料储备与技术上更具潜在爆发力，一旦军国主义复活、战争机器启动，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