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罪犯梟首示衆 跟 現代藥師 的建立其實是同一件事——消除大衆的恐懼。

梟首示衆的意思是，你們放心，窮兇極惡的罪犯已經被殺掉了。

現代藥師的建立的意思是，你們放心，毒藥現在只有透過藥師纔能買到。隨意去化學品店買不到用來毒殺你們的毒藥了。

各國相同歷史時期 profession 的差異（特別是英美差異）明顯可以看出，profession 的形態並非由知識或者生產力決定，而是由文化和社會制度決定。

即使馬克思主義者會說文化和社會制度最終是因生產力決定的，然而這種決定論即使成立也無法用來解釋「具體的社會現象」。

Profession 所定義的服務提供者跟僱主或客戶之間的關係，正是馬克思所定義的生產關係的一部分，如果生產關係不能被生產力解釋，而要被更高層的上層建築解釋，那麼要問的就是，馬克思的理論到底能解釋哪個生產關係，是不是要有選擇性地決定「只有某些纔能被解釋」。

社會並不是由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控制的，民選總統也好，君主也好，即使是獨裁者也好，都依賴合作者的合作纔能夠「獲得自己的利益」。

僅僅從君主如何去利用合作者控制社會的角度是無法解釋 profession 的—— profession 正是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控制社會纔導致的妥協的結果

國家權力（民選、獨裁、君主立憲）無法完全控制專家的行爲，專家無法離開國家權力來維護自己的市場，顧客需要借用國家權力的特許狀來降低採購風險——於是纔有了 most developed profession.

而國家可以主導專業的歐陸式安排，恰恰是 less developed profession 的環境。

越是 developed profession 越需要「合作的社會」，而不是「政府主導的社會」，也越距離僕能夠理解的福柯的理論遙遠。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中提到了四種基本的區別選民和非選民的手法
1. Birth place or lineage
2. Special proficiency
3. Wealth
4. Gender/Age

以宋帝國爲例，雖然不一定可以影響立儲，但可以影響政策的羣體（士）就是根據其中三者決定的。
1. 出生於良家可以科舉（很多行業是不能科舉的）或因出生於官僚家庭不需要科舉可以恩蔭成爲士
2. 科舉需要對儒家經典有充分的知識
3. 必須是男性。
（ 當然其實 wealth 也是有重要影響的，窮人是負擔不起科舉的成本的）

加拿大早期的 CA 公會爲什麼叫做 DACA 而不是 CACA ——因爲 D 是 Dominion

（ 翻譯過來就是，全自治領 CA 公會。

1951年 DACA 改名 CICA 時纔把 Canada 加入了公會名稱——因爲1951年加拿大從 Dominion 畢業成爲一個國家了。

（ 真是有歷史感的公會名稱

宋皇帝不會樂於看到財務官僚的 professionalisation 的利益在於，只要財務官僚不是一個 profession 那麼所有人都是可以隨意替換的，而限定「只有部分人能做」則意味着官僚的可替換性的下降，從而導致相對的皇帝的權力的下降。

英國王室去設立公學的目的也是訓練更多人去可以做官僚，而非使得官僚只能在貴族中選擇。

官僚的可替代性越高，帝王的相對權力就越大，統治也就越穩固。

這也可以看出來，同樣是掌管 Business 的人，在 royal enterprises 和 private enterprises 中的管理者就會有很大的區別。

因爲兩類企業的股東不同，後一類企業的股東的主要利益在企業之內，因此企業賺錢最重要，前一類股東的的主要利益在企業外（也就是控制政體權力而賺錢），所以企業賺錢是次要的。

要看一類人的形狀，就要看他們所處的環境，而看環境主要要看影響環境的人。宋帝國財政官僚所處的環境，是宋皇帝和官僚協調的結果。而西方管理人和會計師所處的環境，是自由市場的結果。所以， function, skills 或 techniques 是不能定義一個 profession 的，要看的是人——包括直接參與者和周圍的 stakeholders 。

在傳統的 profession 研究中，也有以 community 角度看待 profession 論文。而這種論文就會做一個假定，把外人接納爲成員的過程是一種 socialising —— 一般是透過大學教育，公會考試，加上讓新成員在現有成員教導下作爲僱員學徒積累經驗。三個階段完成後，新人纔會被接納進入這個 community 當然，在很多舊式 profession 中，大學和公會考試是可以略過的，但在現有成員指導下的僱員學徒期是不可略過的，因爲只有透過現有成員跟新成員在工作場合的交流纔能夠建立新成員的行爲模式，以達到 socialising 的目的。

然而，做僱員不必然是 socialising 的過程，也可能只是現有成員作爲僱主的 business. 例如英格蘭的 solicitor 就喜歡僱傭很多非學徒的 clerk ……這些非學徒的工作可能跟 articled clerk（學徒）並沒有本質的區別，甚至有些非學徒的經驗更豐富，但是非學徒無法成爲 solicitor 因爲他們並沒有形式上的 socialising. 也就是說，有的僱傭是僱傭加學徒關係，有的僱傭就單純是僱傭關係。

那麼哪些是僱傭加學徒，哪些是單純僱傭呢？這就要回到 community 的角度上來——如果一個 community 想要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那麼他們就需要保持在接納新成員時的謹慎，不能把過多的原生社會地位低的人接納爲新成員。能夠成爲 community 的新成員的，他們本來的社會地位也應該與現有 community 沒有過大的差異。同時文化和其他角度上也需要有必要的近似性。

於是可以預料的就是，社會的弱勢羣體更容易建立單純的僱傭關係，而社會中的優勢羣體纔容易建立僱傭加學徒的關係——這是 community 維持社會地位的必要。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預測」，在傳統男權社會中，女性即使能夠爲 professional 工作，也更容易成爲單純的僱員而非學徒。在殖民地社會中，殖民地原住民如果有機會爲 professional 工作，相對於母國人更容易成爲單純的僱員。（ 這也是符合歷史的）在同一個社會中，社會地位較低的 profession 比社會較高的 profession 更容易先接受弱勢羣體成爲學徒（因爲社會地位差異較小）。

當然 profession 並不是完全封閉的組織，爲了向公衆體現自己的技術優越性以建立 brand，他們還是有必要展現自己在技術上的追求的。而且也並不是每一個 professional 內心都是單純的菁英主義者。每個 professional 真正的 motivation 不只是維護 professional 的形象而且包括被周圍的人喜愛和尊敬以及賺錢。所以也不排除有的 professional 願意去支持有天賦的弱勢羣體——特別是當這些弱勢羣體的成員已經因爲充分的經驗和知識成爲他們的事務所的搖錢樹的時候。於是，profession 天然的比其他的 community 更容易接受外人的加入——前提是這個外人的執業技術是合格的。

當然這也體現了 profession 不是 function. 因爲，即使是弱勢羣體掌握相同的技能，能夠執行相同的 function 他們也有可能被 profession 排斥在外部，特別是這個 profession 的地位很穩固的時候。

Abbott 的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提出了一個悖論。

在 Profession 環境中地位越高的，越遠離現場，而專心處理抽象問題；然而一旦 professional 專注於抽象問題，他們又處於非常危險的地位上，因爲他們已經離開了 profession 的基礎，也就是現場經驗。

然而僕認爲這個悖論是理解 profession 的維度選擇的結果——只有站在技術角度上纔能看到這個悖論，而站在人的角度上並沒有悖論存在。

作爲真正的高地位的 professional 他們是自己的事務所的老闆，當然可以選擇把繁複的現場工作丟給僱工去做。而自己專心去研究抽象問題以用來指揮僱工。而組織當中的 experts 離開一線的原因是企業的管理者的容忍和縱容。容忍是因爲 experts 離開一線去研究抽象問題對於組織的效率有幫助。縱容是讓 experts 脫離一線之後，他們就成了組織的附屬物。因爲失去了現場經驗的 experts 需要倚賴現場人員纔能夠創造價值，於是 experts 更不容易換工作。

當然，還有一種更加抽象的工作，就是去大學做研究。同樣的，如果是事務所合夥人去大學做研究，他們仍然會保留自己的地位，而大學的教授職位只是給了他們更多的頭銜。而那種純學術的教授，本來就地位堪憂，因爲他們在業界的地位並不是他們決定的，而在於業界的執業者是否認可他們的研究結果。

所以，技術（現場經驗還是抽象理論）雖然會影響地位，但根本的是一個人在技術之外的地位。在抽象理論上的工作和貢獻固然可以給已經有地位的人錦上添花，但是並不會給地位較低的人雪中送炭。

這也是僕所堅持的，對於 profession 的分析必須基於「人」而把技術文化和社會制度當作人的行動的環境，而非繞過人而基於技術文化和社會制度做分析。

支撐 profession 存在的並不是客觀的「知識」，而是 practitioners, clients 以及其他 stakeholders 的「共識」。 Clients 要相信有一種方案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 practitioners 是最佳的執行這種方案的代理人。而 practitioner 則要跟 lay persons 爭奪 clients 的對於實施這種方法的能力信任。

至於最終的結果，也就是執行了這個方案是否給 clients 帶來了更多的利益，在短期內（甚至長期內）都是沒有關係的。（這種概念的極端，完全不需要證明，僅僅透過「共識」而成立的，就是教會人員提供的「拯救靈魂」的服務。）不僅律師的成就很難衡量，就連工程師的成就也很難衡量——衡量工程的成功不僅僅是看工程的成果有沒有造起來，而是在建造和使用中的風險，以及是否已經盡合理努力節省成本等等。而這些風險、成本節省等問題，並不能在工程完工時可靠地衡量。於是即使是最接近物理世界的工程師，仍然仰賴的是「共識」。

當然，無能者僅僅靠欺詐很難維持一個 profession的。畢竟除了教會、學者之外的 profession 建立市場共識靠的是過去的成功的執業歷史——超級無能的還是會被 client 懷疑的。而教會、學者之類的，至少要透過建立「神祕」的印象來維持共識的存在。破壞自己的神祕則會失去共識。

但是，即使是自以爲擁有 expertise 但是無法建立客戶的認知從而形成共識的，仍然是無法建立 profession 的。

自閉症發病率的高速上升說明了 「工作是被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由parents, psychiatrists, therapists 構建的共識，確保了後者的工作。當人類找到了（至少認爲自己找到了）問題的定義和可能的解決的方案，纔會開始把一個問題定義出來並加以處理——也就是創造了一項新的工作。而 profession 則透過執行這個工作（至少參與執行這個工作）而存在。在社會沒有自閉症這種共識的時候，患者就不會被送到 psychiatrists 和 therapists 的診所診斷和治療/矯正。而這些 professional 就只能去做別的已經構建共識的工作。

會計師也是相同的，從一開始「企業倒閉了要有人接管」這個共識開始建立了行業，但是當倒閉的企業減少，就需要建立新的共識「提高管理層彙報的可靠性可以保護股東的利益」，而新的共識則是現代審計業的基礎。

而這種共識不僅可以被建立也可以被消解。例如本來教會是透過神祕而構建教義的共識販賣救贖的。但是一旦教會開始放棄神祕，就自然會損耗共識，從而減少救贖的銷售能力。「付錢就可以得到拯救」這種說法是「反神祕」的——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收錢是自害行爲。

贖罪券激發了地方教士的反抗。還有市場和利益的分配的問題。對於遠離羅馬的地區，教士要借用羅馬教廷的權威去獲得和維持市場，所以也會願意接受教廷的指揮。也就是說教士其實是加盟經營的店主——一方面利用品牌獲利，另一方面也幫總店擴張品牌和市場。而教會賣贖罪券的行爲有三個效果： 負面的是，1. 從各個加盟店的市場裏搜括本屬於當地店主的財富，2. 降低店主的聲譽使得店主未來更難做生意；正面的是 3. 搜括的財富用於給總店建設更好的總體形象 （ 而更好的總體形象會在長遠而言回饋到各個店主的品牌中）

如果第三項能夠彌補前兩項給店主造成的損失，店主還能忍受。但如果前兩項做得夠大，第三項的利益又遲遲不來，甚至前兩項快要迫使店主關張，那麼店主就會發現加盟已經無利可圖了。於是與其繼續被剝削到關門，不如先造反出去，說自己賣的纔是真服務，總店賣的是假服務。於是一部分店主自行離開總店，建立了獨立的救贖銷售機制。而總店也在壓力之下放棄了剝奪各地分店（避免更多分店獨立）的策略，回到尊重神祕和維護共識的道路上來。

本來看到 Farrier 的工作 （ 就是按照馬的情況製作和安裝馬蹄鐵）就覺得這工作很像是 Professional 不知道他們是否有 profession 了。

然後查了一下…… 他們在 1674 年就已經拿到 royal charter 了。

足足比最古老的會計師早了 180 年。

……原來是大前輩

https://www.wcf.org.uk/

從 profession 角度看兩戰中的德國軍官。

雖然通常的敘事中，國防軍是服務於國家的軍隊，但是世界上可行的敘事並不只有這一種。其中一種德意志敘事是「不是普魯士國有一支陸軍，而是普魯士軍有一個國家」，而這種敘事更能夠解釋德國的現實。這一篇則選擇站在 profession 角度上，也是站在軍官作爲「人」的角度上的敘事，畢竟德國國防軍也是自稱 professional army 的。

Profession 這個詞當然有很多種定義，其中一種可行的是，「擁有特權的執業者羣體」。而德國軍官當然是這種羣體。首先他們壟斷着「戰爭」的知識並在「戰爭」這種活動中執業，其次他們受到了德國的制度性的尊重——有穩定的收入和大衆的認可。

而從他們作爲人的角度上分析利益，常常能夠提出比國家敘事更合理而直接的解釋。包括以下幾個例子。

第一，一戰的失敗被歸結爲「刺刀在背」。「認定德國的失敗並非軍事失敗，把責任歸因於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雖然站在民族主義上是合理的，但同時以 profession 敘事也可以解釋成「認定德國的失敗並非軍官的失敗，而是非軍官原因」。這就是明顯地推卸責任以保證自己的地位的論述了。

第二，一戰結束後，德國國防軍受到和約限制需要控制規模，於是建立了「全軍官的陸軍」。雖然站在國家角度上可以用 「臥薪嚐膽」來論述。但是站在 profession 角度上，一個 profession 需要確保充足的新人（低階軍官）纔能存活，所以站在 profession 中的資深業者（高級軍官）角度上，保留低階軍官也是維繫 profession 存續的選擇，同時低階軍官寧可忍受較低收入也願意留在陸軍也是 professional identity （身份認同）的影響。

第三，一戰結束後，德國軍官跟很多國家（包括蘇聯和中華民國）合作。德國軍官傳授技能，換取訓練士兵和運用武器的經驗。站在國家角度上，特別是幫助蘇聯這個潛在敵國，當然是高風險的，換取的經驗是否值得，當然需要權衡。然而，如果站在 profession 角度上，跟外國合作中，既可以提高 profession 成員的收入，又可以積累 profession 的知識以鞏固 profession 在本國的地位，明顯利益會比較高。

第四，德國的軍事顧問常常帶領他們的學生們作戰。本來如果僅僅是作爲國家輸出教官作爲合作，爲了國家的利益，軍事顧問應該避免參與戰爭，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軍事顧問作爲軍官是有自己的 professional identity 的。這種身份認同使得他們會在戰場上作出他們認爲符合軍官 identity 的行動，而無視國家的利益。

第五，大量德國軍官在二戰後逃去阿根廷等國家繼續做軍官，而非留在德國尋找平民工作。通常的敘事當然是他們害怕戰爭罪審判。但是 profession 敘事則會認爲，既然德國戰敗，那麼德國就已經不再需要那麼多軍官了。於是維持 professional identity 繼續從事戰爭這項工作就只有去其他僱主那裏。重要的是自己在做什麼而不是爲了哪個客戶（國家）在做。

這幾個例子只是運用 profession 敘事來解釋德國軍官的孤例。但即使如此，用 profession 的敘事思考人的行動，無疑是一種有趣的思考實驗。當然也可能比抽象的國族敘事更能夠解釋那些「擁有特權的執業者」的行動。

民兵大致沒有補充兵的問題，因爲總是戰爭時期徵召，戰爭結束解散。短期看單一軍隊無需補充（因爲需要補充前就解散了），長期看國防軍的士兵隨着公民們的成年自然在補充。例如羅馬早期，以及唐初的府兵。

而 professional army 則必然要面臨補充兵的問題，因爲一羣士兵要長期在一個團體中作戰，而這個羣體自然會有傷病甚至死亡的缺額，而這些缺額需要有人補上。雖然直接徵召時的選拔標準和訓練外可以預測徵召時刻的戰力。但衡量職業軍隊的長期戰力，更重要的就是補充兵的品質和訓練。

像是羅馬到凱撒時期就不常建立新的軍團，即使有新軍團也是先給有經驗的軍團做輔助。而多數情況是制度性地（大概每年需要5000到6000新兵）把羅馬公民的新兵編組進入已有軍團，在軍團內部進行訓練並在日常工作和戰鬥中跟隨老兵學習。「軍團不變，士兵如流水」，從而能夠實現士兵戰鬥知識和技能的代際傳遞。

而且軍團也有定期的退役制度，一般服役 25 年後就會退役，同時獲得羅馬供給的土地和退役金（據說半數士兵能夠活到退役）。這跟招募時的年齡（18-22歲）配合，就保證了普通軍團兵的年齡不會超過50歲。加上日常訓練，就能夠確保軍團兵的體能，以及戰鬥力。

相比之下讀宋史就發現，宋史經常記錄各種新建的軍隊。老部隊的戰鬥力會逐漸衰弱，而且似乎沒有辦法阻止。所以纔需要不斷選編年輕人，並成立新軍。

特別是老部隊經常被描述爲，老弱士兵太多，缺乏訓練等。即使是補充兵，也經常看到是退役士兵的子弟來頂替退役者的名額——不經選拔，老部隊只會越來越弱。戰鬥技能也難以傳承，於是難以維持長期戰鬥力，也就不意外了。

關於羅馬新兵（民兵時期和職業軍隊時期）的選拔和訓練，可以參考這篇論文。 jstor.org/stable/3288082
關於羅馬士兵補充，可以參考這篇論文 jstor.org/stable/525866

有點理解 Functionalism 跟 Corporatism 的關係了。

Functionalism 認爲社會是一個有序的生態系，每個羣體都在自己的生態位扮演使得社會正常運作的的組件。

而爲了確保執業者安心做「在生態位上確保社會運作」的組件，政府會希望透過 corporatism 完成執業者跟政府的「協調」——政府禁止外行執業，執業者支持政府統治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新興獨裁者收買公會和工會的支持）


其實大英帝國的 Charter 的理念也算得上是 corporatism + functionalism ——樞密院只會給社會重要的羣體的專業組織 charter. 申請 charter 的組織必須覆蓋大多數執業者。一個行業（社會機能）只會同時存在一個能夠領到 charter 的組織。

然而樞密院的理念跟社會的現實是存在微妙的出入的。因爲真正能夠禁止外行進入行業的機制不是 charter ——而是顧客習慣、習慣法和議會立法。所以大英帝國社會的自由的習慣使得很多沒有拿到 charter 的組織仍然能夠跟有 charter 的組織競爭某些社會機能。像是不列顛的會計組織在 Chartered Accountant 之外還有 Incorporate Accountant （上世紀中葉纔跟 Chartered Accountant 合併），Certified Accountant, Management Accountant 等大量組織。

而且議會和司法也經常不得不向社會現實低頭。例如Physician 不願意給倫敦所有窮人提供可負擔的診斷的結果是議會不得不承認 Apothecary 的診斷和處方權。於是「診斷和處方」的社會機能也是由 Physician 跟 Apothecary 分享。

所以說，政府對社會的想象，跟社會的現實，是存在差異的。雖然大英帝國跟大陸上的衆多政府對於 profession 的想象可能都是 functionalism 行動都會向 corporatism 靠攏，但還是大陸上更容易成功地完成 corporatism 的實踐。（例如葡萄牙，德意志，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等）

"Functionalism" 認爲社會是一個有序的生態系，每個羣體都在自己的生態位扮演使得社會正常運作的的組件。所以爲了確保執業者好好扮演這個角色，執業者組織需要透過 "corporatism" 完成執業者跟政府的「協調」——政府禁止外行執業，執業者支持政府統治

其實大英帝國的 Charter 的理念也算得上是 corporatism + functionalism: 樞密院只會給社會重要的羣體的專業組織 charter. 申請 charter 的組織必須覆蓋大多數執業者。一個行業（社會機能）只會同時存在一個能夠領到 charter 的組織。

然而樞密院的理念跟社會的現實是存在微妙的出入的。因爲真正能夠禁止外行進入行業的不是 charter ——而是顧客習慣、習慣法和議會立法。所以大英帝國社會的自由的習慣使得很多沒有拿到 charter 的組織仍然能夠跟有 charter 的組織競爭某些社會機能。

正是因爲 charter 不夠強大。所以議會和內閣則有在 charter 之外利用其他工具試圖把各行業變得 manageable ——例如用立法禁止外行執業，並由政府授權的組織進行考試。然而，這種嘗試經常被現實所挫敗。例如 Physician 並不能夠對所有人提供可承擔的醫療服務，所以議會不得不容許 apothecary 提供醫療診斷，以避免倫敦人無法獲得醫療服務。又例如，政府曾經試圖建立統一的會計師考試，簡化「政府對會計師行業的管理」。但是勢力最大的特許會計師公會則竭力抵制。於是後來的制度是 CCAB 作爲公會連盟，FRC 不直接管理會計師，而是透過認證公會來影響市場准入。這些都是大英帝國試圖用 functionalism 來影響社會但又不得不作出的妥協。

不過也正因爲大英帝國政府無法控制社會，大英帝國纔成爲了罕見的變異——透過工業革命等社會自發的現象完成了現代化。

大陸上就很容易成功地完成 corporatism 的實踐——強大的政府和弱小的貴族。（例如葡萄牙，德意志，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等） 於是大陸國家的現代化常常來自頂層設計——不僅效率低而且常出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