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客戶之間的溝通是否會被泄密是職業道德的問題，但是否「有權對第三方保密」則是 Profession 特權的問題。

例如會計師在被司法要求配合調查他們的客戶的時候就要配合，銷毀證據就可能要進監獄。

而律師跟客戶的溝通則常享受保密特權，即使是司法機構要求也無需披露內容。

當然，也是因爲律師跟客戶的溝通享受保密的特權，所以律師也被用於僱傭第三方實施某些需要絕對保密的業務。

例如上市公司透過律師去僱傭會計師或系統審計師進行內部審計（特別是舞弊調查）。那麼即使公司的監管機構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相關的調查結果，上市公司如果不公佈，監管機構找到律師律師也可以拒絕公佈並援引律師跟客戶溝通的保密特權。而會計師/系統審計師跟上市公司沒有業務關係，所以監管機構也無法要求他們（無關的第三方）提供情報。

會計師事務所的 up or out 不像是軍隊的 up or out 那樣遭受指責大概還是因爲會計師的技能的通用性很好——離開事務所的會計師也常常有光明的前途。（當然作爲前輩的律師也是類似的）

而被迫離開軍隊則等於被軍隊榨取了時間，學到的經驗也很難用在民間組織中。（ 雖然很多經驗也可以轉去 security 或 management 但畢竟不如會計師通用。所以也有人選擇去做 mercenary

從這個意義上，律師和會計師纔是真正的 professional, 而 professional soldier 則還有距離。

管理會計師在諸會計師中 least professionalised 除了他們起步位置低，缺乏技能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他們缺乏對於 privilege 的需求——管理會計師的客戶是管理者，管理者不是大衆，而是能夠評價管理會計實踐成敗的內行。而且管理會計師並不需要對大衆負責（大戰中有價格管制的時候需要，但是戰後就沒有需要的）。因此管理會計師的 privilege 一直沒有成功建立起來，相應的公會也很難從培訓機構轉型爲完整的 professional body.

宦官透過放棄生育能力來交換了皇帝給予的特權——因爲他們沒有透過血緣建立王朝的機會，他們被其他官僚鄙視也很難在反叛時獲得其他官僚的支持，也就是說，宦官是難以成爲 challenger 的。

而宋帝國的士大夫也是透過宣稱信仰儒教而放棄挑戰皇位的機會（整個士大夫羣體的文化就不會支持任何士大夫個體的叛逆），以交換了皇帝給予的特權。

就像是會計師要放棄個人無限制牟利的機會（職業道德）換取社會給予的特權。

而醫生也是要發誓爲患者保密，以換取社會認可的特權的。

雖然時代不同，人們想要獲得特權的時候常常要拿一定的代價去跟客戶交換。

Professionals 作爲中產階級當然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所以戰時當然要跟其他中堅力量一樣上場，按照不列顛陸軍「把相同的人組織在一起」的原則，不列顛訴訟律師也有自己的團——Inns of Court Regiment 組織人員爲一個騎兵中隊加兩個步兵連的律師。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216183344/http://www.regiments.org/regiments/uk/volmil-london/vcav/LonInns.htm

此團當然跟其他陸軍部隊一樣參加了諾曼底登陸和之後的一系列作戰。

他們的暱稱是 The Devil's Own ……

Professional 的 privilege 來自？當然是跟權力的關係。
至於 expertise 那種東西並不是 privilege 的來源，正是因爲 expertise 沒有辦法被顧客所認知所以纔會需要 privilege.
（ 律師的通信保密 privilege 例外）

跟「執業纔算醫生」「public practice 纔算WPK」相比，大多數會計師並不是因爲在「 public practice 」纔是會計師的。如果只觀察醫生而不去觀察律師和會計師，自然就會得出一個更偏重於「job position」的對 professionals 的觀點。

市場的快速擴張對於 professional 並不一定是好事——限度在於現有的 professionals 能夠滿足市場需求。
如果現有 professional 無法以可接受的價格滿足市場需求，那麼無法獲得服務的顧客就只能轉向沒有資質的外人，從而打破市場的壟斷——就像是 apothecaries 趁 physician 規模不擴張佔領了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市場。
當年不列顛所得稅改革也是創建了一個超過 Chartered Accountant 和 Incorporated Accountant 的胃口的市場，於是纔有了雨後春筍一般的非公會會計師來爭奪所得稅業務，後來這些非公會會計師也選擇自行成立公會。於是 CA 和 IA 會計師就只能想辦法再跟這些「原來的外行」爭奪業務，甚至乾脆 CA 跟 IA 合併以提高自己的影響力。雖然很多新興公會倒閉或被兼併了，但是直到現在仍然有一個當時的公會( ACCA )活了下來。
如果當時的市場是緩慢擴張，那麼 CA 跟 IA 也就可以吃下來整個市場不留競爭者了。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 Serjeant-at-law 快速擴張的訴訟需求使得 Serjeant-at-law 無法滿足高級法院上庭的需要。於是高級法院只能宣佈 barrister （ 比Serjeant-at-law 低一階的律師）也可以在高級法庭上庭。失去高級法庭獨佔的 Serjeant-at-law 也逐漸凋零直至與最後一個存活會員的死亡一同消失了。

宋的「以史爲鑑」並不只是一個口號而已，而是一個認真的想法。所以處理各種眼前的事務的時候，士大夫就要引用歷史。

而「能夠引用歷史」就成爲了宋的士大夫的基本技能，就像是律師要知道如何闡釋和應用判例，會計師要知道如何闡釋和應用會計準則一樣。

然而會計準則之所以是準則，不只是因爲有一些人去編纂，而更是在於有會計學對於準則的支持——科學是準則的 legitimacy 的來源。而宋是沒有科學，只有史學的，所以宋的史學就更像是政教合一國家的宗教研究——史學就是宋帝國的科學、法學和宗教。於是因爲沒有科學，所以沒有辦法以科學方式去執政，代替科學的則是闡釋性的史學。

因此宋帝國的史書編纂機構就等於是現代的中研院和各研究型大學——提供執政的決策依據。

當然，這種安排也自然影響着科舉考試的內容。

例如科舉的策論雖然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並不能夠仰賴現實和邏輯，而是要仰賴對於歷史的記憶——名義上考策論，實際上考對歷史事件的機械記憶，所以也並不能說考策論就真的比考作詩好到哪裏去。

考證歷史雖然是可以專心處理歷史材料，但要解釋歷史就需要社會科學、軍事科學和自然科學作爲基礎了。缺乏這些科學的基礎的對歷史的解釋，距離杜撰並沒有非常大的差異。

按照 Hartwell 的見解。西方16-18世紀的科學發展依賴三個基石

1. 有控制的觀察或實驗
2. 對世界有「非人設計」「非神設計」的規律的信仰
3. 以歐幾里德式證明法爲基礎工具

這也是宋的「歷史類比法」所缺乏的——因爲沒有這三點，宋的歷史學擺脫不了個例和主觀觀點。也當然無法爲決策提供知識基礎。

Hartwell 認爲宋的歷史學——或者「歷史類比法」，雖然沒有辦法提供一個科學的決策基礎，然而仍然比「沒有」強很多——因爲同時期甚至之後的幾個世紀中都沒有多少文明擁有如此豐富的歷史記錄以供決策者分析。
科學也是在獲得了充分的記錄和做了足夠多實驗之後纔能夠形成對「歷史類比法」的優勢。

所以如果按照 Hartwell 的方式思考，選擇了正確的「獲得知識的方法」的人纔能夠在西方的競爭中勝出，從而形成了科學的優勢——也就是說，在真正的西方形成看得到的經濟優勢之前，他們的競爭的環境就已經是有路徑優勢的了——競爭會懲罰「選擇更不可靠的求知方法的人」和激勵「選擇了更可靠的求知方法的人」。

倘若有興趣可以去讀一下原文看：
Hartwell, Robert M. 1971. ‘Historical 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3):690–727.

一考定終身的國家考試的環境中，social mobility 也有一個年齡上的問題

以科舉爲例，倘若每個人都是18歲一次機會，那麼作爲家庭只要養當事人到18歲就足夠，下等階級中的稍富裕者也勉強有機會。而如果可以一直考到60歲，那麼就意味着已經處於上層階級的人因爲不需要工作可以專心準備考試就可以有更多次數和訓練熟練度的優勢（而且常常60歲的時候他們即使考不過也會給予「視同通過」的特奏名出身）。

於是（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況下）沒有年齡限制就意味着 social mobility 比有年齡限制更低。

然而會計師 和 Solicitor 等 professions 則有 apprenticeship 的影響——也就是說考試內容跟工作內容大致一致，而且在做 apprentices 的期間考生依舊是可以獲得支持自己生活的收入（ apprentices 不是事務所的 intern 而是 associates ）。於是考試即使沒有年齡限制也不會影響 mobility. 只是影響 mobility 的是「能否獲得 apprenticeship 機會」了。

一個 profession 的執業領域的邊界也是十分複雜的問題。

對於某些由政府和法律嚴格監管的領域，外行是無法進入的，所以這當然是執業領域的核心區域。然而只有那些無能的Professional 纔會縮在這個領域。醫生可以去做諮詢師。會計師可以賣企業管理系統。律師可以代管信託財產。這些領域都是外人也可以做但 professional 有競爭優勢的。 甚至某些情形下，這種競爭優勢導致了事實上的壟斷…大企業常常不會去找會計師之外的人做企業的會計和財務工作，即使沒有法律要求必須有會計師執照纔能做企業內的會計和財務工作。當然，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傳統，即使新興或外來的profession 具有同樣的技能，只要傳統 profession 已經佔據了主要位置，那麼傳統 profession 就可以延續下去。例如在不列顛的審計行業，雖然法律上非特許會計師也可以獲得審計權，然而實際上做審計的仍然是特許會計師的事務所，而新興工會則常常會放棄審計權。

於是，我們可以觀察到三重邊界：
法定的強制邊界，
技能的軟性邊界，以及
已經形成的市場交易關係形成的韌性邊界。

說起來之前總統醫生是 Osteopath 而非 physician 這件事曾經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大概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醫生」並不是一個 profession 而只是一個 occupation 而已。

而可以充任醫生的人，則可以從多個途徑中訓練。
不列顛不僅的 Physician, Apothecaries 和 Surgeon 的公會提供了訓練途徑，而且也有之外的大學學生的途徑。（歷史上變化很多）
而美國也是除了通常的途徑之外有Osteopath 公會的途徑。

除了醫療之外，一個 occupation 多個公會也是盎格魯文化圈常見的。只是可能因爲傳統路徑有不同偏重的市場而已。

會計師的從接管/清算到核數的發展路徑並不只是會計師努力的結果
在工業革命初期，很多企業會因爲經營不善或風險而倒閉，於是才需要接管和清算，但在社會逐步穩定，經營的知識得到傳承之後，企業的倒閉潮已經不再兇猛（即使絕對數量可能並沒有降低）。而且社會大衆也更能夠接受「與其事後接管和清算，不如事前監督」的新的社會安排——也就是「更及時的財報」和「平時僱傭會計師做核數」，而不是等到公司現金流斷裂再請會計師來接管/清算。從事故處理到預防，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安排。

當然，一旦 UK 會計師開始做核數，就意味着給了全世界的不同國家一個榜樣（核數是經大英帝國證實的事先預防的技術）。那麼其他國家的新興會計師沒有做多少接管/清算，而是直接開始做核數也是不意外的了。

Profession 公會的性格和資源決定於 professional 的經濟地位和社交。所以 barrister 公會的風格是以自己做老闆並且有廣泛上層社會關係的 barrister 來決定的。而 teacher 工會的風格則是以 被僱傭的勞工，工資較低的 teacher 決定的。

所以 professional 是否自行執業（即使是被僱傭也要做高層管理）以及是否具有跟上層社會的社交非常重要——因爲只有 professional 自行執業纔能夠有作爲管理者和生意人的心態，纔能夠有對於社會的充分理解也能夠動用足夠的社會資源來柔性地實現公會的目標，而非像工會那樣只能依靠集體談判和罷工。

僕所贊同的「以人爲中心」的 profession 觀點，是與「以社會 function」 爲中心，或「以技能爲中心」的方法完全不同的。
以不列顛的醫學相關 profession 爲例

如果要追尋製藥者這個 function 那麼順序是 apothecaries -> druggist or chemist -> Pharmacist -> Drug-making Enterprises 然而這些人其實是不相關的，既沒有演化上的延續性，也沒有精神上的延續性，只有所處的市場位置類似而已。

而以人爲中心來看，那麼就要破棄「製藥者」這個維度，於是就會有不同的人羣的進化
apothecaries (製藥) -> apothecaries (製藥兼處方) -> apothecaries (通過公會處方權考試的有處方權，但仍接納藥師加入公會)

druggist or chemist (製藥) -> druggist or chemist (製藥兼提供用藥建議) -> druggist or chemist ( 非處方藥的化學品店)

druggist or chemist (製藥) -> druggist or chemist (製藥兼提供用藥建議) -> ( 不考試，剩餘牌照延續到當事人死亡，不發新牌照)

druggist or chemist (製藥) -> druggist or chemist (製藥兼提供用藥建議) -> Pharmacist (經歷考試，製藥兼提供用藥建議) -> Pharmacist (藥物使用專家，不再製藥)

Chemical enterprises -> Drug-making Enterprises

這樣纔能看出來人羣的演化——同樣的市場在下一個時期並不完全是由上一時期控制者的學徒來掌控的。而不同時期同樣市場內的服務提供者的技能的相似性來自於環境的壓力，而非來自於沿襲。

Professional regression 是 Abbot 書中有提及的一個重要概念：

既然 professional 認爲 professional tasks (core task)是比普通人能夠做的工作更「有價值」的，那麼要求他們去做 core tasks 之外的工作就是一種「懲罰」。

於是，在 profession 之內，比較高級的 professional 是只做 professional tasks 的人，例如事務所的會計師就比企業的會計師更高級，大企業內可以專心做 core tasks 的會計師就比小企業中要兼顧 HR 和 Clerk 工作的會計師高級。而只關心訴訟不需要跟 client 打交道的 Barrister 就比需要分心去跟 client 打交道以及會去做不是必須法律訓練的資產代管工作的 solicitor 高級。

因此，對於 professional 個人而言，逐步退出週邊工作，專心去做 core tasks 證明了他們的訓練的價值。當然，能夠只做 core tasks 的他們雖然犧牲了一些賺錢的機會，卻在工作分工上更加細緻化，每小時的收入反而可能更高。

雖然對於 professional 個人而言退出週邊工作是有利的，然而對於 profession 整體如果退出週邊工作就意味着這部分工作會被新的 para-professional 佔領——最特殊的情況就是 serjeant-at-law 逐步撤退到失去所有的領域獨佔，而市場被 barrister 佔領。作爲個人，最後的 serjeant-at-law 的工作應該不會很差，然而作爲 profession, serjeant-at-law 逐步死掉了。

所以會計師恰好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雖然有更高級的不需要做雜務會計師，進入企業的會計師和僅僅做納稅申報的會計師並不會因爲他們的狀態就失去會計師資質。透過這些二線會計師佔領各種跟 core tasks 有關的週邊工作，會計師公會不需要法律保護就捍衛了他們的領土。

而跟 Abbot 預言的每個 profession 都有 professional regression 傾向相反的，不列顛、加拿大、紐西蘭都發生過一線公會兼併二線公會的例子——兼併二線公會雖然會間接威脅到一線公會的 elite professional 的利益，但也在 elite professional 外構築了一道二線會計師的防禦，使得 regression 不會成立。

而現在很多公會都開始提 soft-skill 和 multi-discipline 也是向會員發出訊號——不要只看自己的 core tasks 而且要多去出擊到別人的領域纔能夠捍衛本 profession 的領土（當然，soft-skill 和 multi-discipline 也是賺錢的途徑所以公會鼓勵會員這麼做也合乎道德）

Abbott 書中描述的 profession 內部的分層恰好也是僕觀察到的。
例如美國的爲公司服務的律師和爲個人服務的律師就已經形成明確的區分——儘管法律上他們地位並沒有很大差異，但市場上具有明顯差異。
而在會計師行業，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跟其他事務所也有明確的區分，上市公司的 annual audit 是僅由四大事務所承接的，可能有少數例外，但是例外也都是二線的少數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承接的；「有沒有做上市（是不是四大）」已經是會計師行業內部的兩個不同 profession 的界線了。

在美國，到45歲時，10% Pharmacists, 30% physician, 25% lawyer, 30% architects 會離開自己的 profession 的工作。（ 所以美國那麼多的 professional 也沒有 "profession" XD
當然很多人去做管理，很多人去做教育 professional 的教師，畢竟美國是一個社會流動較高的國家，這種臨近行業的流動並不意外。

Barrister 跟貴族的合作關係，美國公司律師跟大公司的合作關係，蘇格蘭早期會計師跟律師的合作關係，現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跟上市公司的和合作關係。這些都是 Profession 跟社會中已經有權力的人「合作」的結果——獲得權力和超額利潤的捷徑是跟已經有錢有權的人合作。

而 Profession 的 Power 的分析的困難也是因爲「並不存在 profession power」 ——真正存在的只有 Professionals 的 Power 也就是每個成員自己的權力。

例如在抽象的醫生和護士的專業能力導致的權力差別之外，醫生和護士享有的權力在醫院裏還包括組織、性別、種族、畢業學校、年資、社會關係等源頭的權力。在大公司內的新人工程師跟財務長之間的權力差異，與工程師自己開的諮詢公司內工程師跟受僱的會計師的權力差異就會有明顯差別。在具有高度的性別歧視的企業內，女性工程師與男性財務長和男性工程師與女性財務長之間的關係也會存在極大的區別。

於是，即使是 profession 的專業能力上並不佔據優勢，如果 professional 普遍是這個社會的「成功階級」，那麼整個 profession 的平均力量也會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