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作者是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张庆燮。他提出“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理论，原书2010年第一次出版。

在韩国和其他东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发展伴随着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和被迫迁徙(displacement或译作“流离失所”)，比如自杀率高、生育率极低、普遍延迟（widespred postponement）、否认和破坏婚姻、老人和青年普遍贫困、农村人口过度外流、解雇和退出产业工作的现象疯狂发生，文化和规范上自我孤立（尤其在青年中）。

以往的分析经常去批评寡头政治、行政和行业领导人的保守意识形态、政策和行动，比如福利计划的不足和缺陷、普遍的重商社会经济政策对劳动力和妇女的系统性剥削等。张庆燮同意这些批评，但他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东亚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也就是只追求经济生产，忽略社会的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就是指日常生计的准备和维持，社会和职业参与的准备，择偶和婚姻，生育和抚养子女，照顾配偶和父母，以及其他维持和改善人类和社会不可或缺的活动。在东亚尤其是韩国，压缩的现代性是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和结果，由国家强力发起，由普通公民积极推动，形成了压缩时间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这种以压缩的国家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方式，得到各种政策、行动和态度的支持，旨在最大限度提高经济生产，同时也系统性地牺牲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资源。比如韩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大多数工人，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了缺乏睡眠。失眠在韩国未来的劳动者，也就是学生中同样严重，学习负担过重，直到午夜过后才能睡觉。而这种发展结果又被反过来用于证明牺牲社会再生产的各种社会后果是合理的。

张庆燮认为，东亚社会已经被各种令人艳羡的外表掩盖，比如超前的工业、物质基础设施、服务和生活方式。但在狭隘的发展型政治经济下，这些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社会再生产的阶级、空间、社会、文化、智慧和权力被剥夺、萎缩或消亡，反过来严重阻碍东亚社会的文明乃至经济发展。再概括一下，就是许多原本应当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家庭，导致社会问题丛生。

我们常说几十年走过别人两百年的路，那反过来也要当心，别人分阶段暴露的矛盾，可能在我们这里更集中出现。